伯特兰·罗素编著的《罗素自传(第3卷1944-1967)/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从1944年起至1967年止，记叙了罗素这段时间的生活，其中介绍了他反对核武器试验、防止核战争、解决世界争端、参加和平抵抗活动等一系列事件。本书作为罗素的自传，许多材料都是第一手的，对于罗素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罗素自传(第3卷1944-1967)/世界名人传记丛书》是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长篇回忆录。第三卷从1944年起至1967年止。本卷记叙了罗素这段时间的生活，其中介绍了他反对核武器试验、防止核战争、解决世界争端、参加和平抵抗活动等一系列事件，体现了他的和平主义主张。本卷还描述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90岁寿庆活动的热烈场面，介绍了他发起成立基金会等有关情况。

序

第一章 回到英国

第二章 在国内与海外

第三章 特拉法尔加广场

第四章 基金会

后记

索引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在提出这一建议时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并非真地指望它会被采纳。所以，过了不久，我也就把它忘了。我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后又在一次我不知道竟会成为报刊剖析的题材的演讲中提到过这一建议。后来，当那封信的收信人要求我同意发表这封信时，我就按照自己通常的做法，没有考虑信的内容就说，如果他想发表就发表吧。于是，他就把这封信发表了。当我发现自己原先所提的建议时，自己也大吃一惊。我也完全忘了自己曾在上述演讲中提到过这一建议。糟糕的是，在此期间，在这一无可辩驳的证据摆在我面前之前，我一直极力否认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真是遗憾。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那是可耻的。一个人只能为自己说过的话进行辩护，或予以收回。就这件事来说，我能够，而且的确能够，为自己说过的话进行辩护；我本应该早一些这样做，但由于我记忆的错误而没有及早这样做，我根据多年的经验太盲目地信赖自己的记忆力了。

在此期间，我个人的思想越来越乱。我变得日益悲观，很乐意尝试人们提出的任何一种可以避免核战争的方法。我的心情，就像人们在雷暴积聚于地平线上而还没有遮住太阳时易于感觉到的那样，过分的紧张和恐惧。我觉得很难保持头脑清醒或拒绝人们提出的任何措施。我想，要不是我私生活幸福，我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有几年，我每年都应邀到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帝国防卫学院去演讲。但在一次演讲后，人家就不再来邀请了，我在那次演讲中发表评论说，我知道他们相信，没有宗教的帮助，就不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我读过“登山训众”①，但是，使我感到惊诧的是，未能在其中找到提及氢弹的只言片语。我的听众显得很尴尬，因为他们是好基督徒，当然也是好战士。但是，在我自己看来，我觉得把基督教同战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结合在一起，很难说是有道理的。

1948年，西方列强力图建立一个应是世界政府之胚芽的联盟。保守党表示赞成，并希望英国成为其中一员。工党经过一番犹豫，表示反对这个方案，但允许其党员个人自由决定支持与否，只要他们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恰当的即可。我参加了在海牙举行的讨论这个方案的国际代表大会，并对出席这次大会的少数几个共产党员中的某个人进行了可能多少有点过分的攻击。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坚持认为共产党员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道德观念。此事正好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政府垮台之后，因此，我的发言博得与会大多数代表的完全赞同。由于受到共产党人的粗暴对待，小马萨里克②愤然自杀，这一事件使我们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人全都感到很震惊，并且，我们大家几乎全都深信，与东方合作目前是不可能的。我说：“如果你能说服我，使我相信你们将自己最杰出的公民迫害至死就是一种比西方更高的道德观的体现，那么我就准备支持你，但是，在此之前，我不会做这样的事。”  在我回到英国后，战争行将结束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政府派我去给部队讲课。由于战争已接近尾声，部队变得比我预料的更具和平倾向。我记得，有一次，拉斯基①和我一起被派去给一些航空兵讲课。拉斯基比我激进，他们全都同意他的看法。我在讲课讲到一半时，忽然发现有一半听众正蹑手蹑脚地溜出讲课大厅，我感到很纳闷，是不是我以某种比光是不够激进更激烈的方式冒犯了他们。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些人是被叫去阻击德国人对英国的最后一次空袭。

在柏林空运时期，政府派我到柏林去帮助劝说那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阻止俄国人想把盟军撵出柏林的企图得逞是件值得一干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能够炫耀自己是个军人。我临时被当作武装部队的一员，并且还领到一张军人通行证，这使我相当高兴。

我对昔日的柏林非常熟悉，而此时我所看到的断壁颓垣、创痍凄景，使我感到震惊。从我自己房间的窗口望出去，几乎看不到一幢仍然直立着的房子。我弄不懂当时德国人住在什么地方。这种彻底的破坏，部分是英国人造成的，部分是俄国人造成的，而这在我看来似乎是极端错误的。想到我自己的同胞没有什么道理地把德累斯顿夷为平地，我就感到恶心。我觉得，既然德国人显然马上要投降，那也就够了；不但杀死13万5千名德国人，而且还毁掉他们所有的房屋和无数的财宝，这是野蛮的行径。

P8-10

本馆出版名人传记渊源有自。上世纪初林纾所译传记可谓木铎启路，民国期间又编纂而成“英文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其后接续翻译出版传记数十种。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汇涓成流，结集出版‘‘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广为传布。

此次重新规划出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续写经典、重开新篇。丛书原多偏重学术思想领域，新版系统规划、分门别类，力求在新时代条件下赋予作品新价值、新理念、新精神。丛书分为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发明以及除上述领域之外的综合类，共计五大类，以不同的封面颜色加以区分。

丛书所选人物均为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名流巨擘，他们的业绩和思想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甚至塑造了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所选传记或运笔于人物生平事迹，或着墨于智识求索，均为内容翔实、见识独到之作。读者于其中既能近观历史、反思现实，又能领悟人生、汲取力量。

我们相信名人传记的永恒魅力将为新时代的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我们也期待能得到译界学界一如既往的支持，使此套丛书的出版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年12月

从少年时代起，我一生中重要的部分一直奉献给两个不同的目标，这两个目标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分离的，只是到最近才结合成一个整体。我一方面想要弄清是否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认知；另一方面想要尽一切可能创造一个比较幸福的世界。我把我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这两项任务中的第一项任务上，直到38岁。我曾为怀疑论所困扰，不情愿地被迫下结论，认为大多数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都容易受到合理的怀疑。我像人们需要宗教信仰那样需要确定性。我认为，确定性在数学中比在别处更有希望找到。但是我发现，我的老师们要求我接受的许多数学证明充满了谬误，如果在数学中真的能发现确定性，那么它将是在一种新的数学中，这种新的数学具有比那些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牢固的东西更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工作的进行，我不断地回想起那则关于大象与乌龟的寓言。在建造了可以安置数学世界的大象之后，我发现这头大象居然摇摇欲坠，于是就着手建造一只乌龟，以防止大象跌倒。但是乌龟并不比大象稳固，而且在付出了二十年左右非常艰苦的劳动之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使数学知识变成确定无疑方面，我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后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便一门心思地思考人类的苦难和愚蠢。在我看来，无论是苦难还是愚蠢，似乎都不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一部分。而且我深信，理智、耐心和口才迟早可以使人类摆脱其自己强加的折磨，除非人类在摆脱折磨之前先把自己给灭绝了。

基于这一信念，我一直抱着某种程度的乐观态度，尽管随着我年岁的增大，这种乐观态度变得更加有节制，幸福的结局也变得更加遥远。但我还是完全不能同意那些从宿命论意义上接受人生来就是要受苦受难的观点的人的看法。过去和现在不幸的原因，不难搞清。有贫困、瘟疫和饥荒，它们是由于人类对自然不适当的驾御造成的。有由于人类彼此之间的敌对而造成的战争、压迫和折磨。有令人沮丧的信条造成的病态苦难，这些信条使人们陷入了使一切表面繁荣都变成无用的那种极度的内心冲突之中。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对于这一切都有已知的方法可加以克服。在现代世界中，如果社会是不幸的，那往往是因为这些社会有无知、习惯、信仰和激情，对于这些社会来说，无知、习惯、信仰和激情比幸福甚或生命更可贵。我发现在我们这一危险的时代，许多人似乎爱上了苦难和死亡，当有人向他们指出希望时，他们反而会生气。他们认为希望是非理性的，并且还认为，他们在绝望中懒散度日，只不过是正视事实而已。我不能同意这些人的看法。保护我们世界的希望，需要诉诸我们的理智和精力。那些绝望的人缺的往往就是精力。

我的后半生是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痛苦时期中度过的，在这个时期，世界变得越来越糟，过去似乎确定的一些胜利变成了只是暂时的。在我年轻的时候，维多利亚式的乐观被认为理所当然。人们认为自然和繁荣会逐渐有秩序地扩大到世界各地，人们希望残酷、暴虐和不公正会继续缩减。几乎没有任何人怕发生大战而老是提心吊胆。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19世纪是过去野蛮状态与未来野蛮状态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对于那些在那种气氛中长大的人来说，适应目前这个世界是很难的。不但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智上，都很难。以前一直被认为是适当的观念结果成了不适当。在某些方面，可贵的自由结果成了很难保护。在另一些方面，尤其是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前受珍视的自由结果成了灾祸的主要根源。如果世界要摆脱目前的危险状态，就需要新思想、新希望、新自由，以及对自由的新限制。

我不能吹嘘说我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作的研究有多重要。借助于武断、刻板的信条，例如共产主义的信条，比较容易产生巨大的功效。但是就我来说，我无法相信人类需要的是任何刻板或武断的东西。我也无法全然相信只论及人类生活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任何偏颇的学说。有些人认为，一切取决于制度，好的制度必将带来太平盛世。而另一方面，有些人相信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人心的改变，相形之下，制度算不了什么。这两种看法，我都无法接受。制度塑造性格，性格改变制度。这两者的改革必须携手同进。如果个人要保存他们应当具有的那种程度的主动性和灵活性，那么他们不可以被完全强行塞进一个硬邦邦的模子里，或者换一个隐喻，被完全训练成一支军队。尽管多样性使单一信条不能被普遍接受，多样性是必不可少的。但宣传这一种学说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艰苦时期。而且也许在从悲惨的经验中记取一些痛苦的教训之前，这种宣传不可能有效果。

我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我可以从整体上审视我的工作的时候已经来到。我成功到什么程度，失败到什么程度?从少年时代起，我就认为自己是在致力于伟大而艰辛的工作。将近四分之三世纪以前，在料峭而又灿烂的三月阳光下，我独自漫步在蒂尔加滕的正在融化的雪地上，此时我决定撰写两套书：一套是抽象的，逐渐变成比较具体；另一套是具体的，逐渐变成比较抽象。这两套书最终要合二为一，把纯理论与一种实践的社会哲学结合起来。除了最终怎么合法我仍捉摸不定之外，这些书我已写成。它们赢得了喝彩和称赞，许多人的思想都受到过它们的影响。我成功到了这种程度。

但是与此相对照，我必须说一说两种失败，一种是外在的失败，一种是内在的失败。

先谈外在的失败：蒂尔加滕已成了荒原；那个三月的早晨我进入蒂尔加滕所路经的勃兰登冈，已成了两个敌对帝国的疆界，它们彼此隔着屏障怒目相视，并冷酷地准备毁灭人类。共产党人、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相继向所有我认为是善的东西提出了挑战，而在击败他们的过程中，他们的反对者试图想要保护的许多东西却在失去。直率开始被认为是缺点，宽容不得不穿上背信的外衣。旧时的理想被认为是不恰当的，粗糙的学说博得尊敬。

内在的失败，虽然对世界不很重要，但却使得我的精神生活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战斗。起初我对柏拉图的永恒世界怀着一种多少带有些宗教性质的信仰，在这个永恒世界中，数学像《天国》①的最后几个篇章一样，闪烁着美的光芒。后来我得出结论：永恒世界是毫无价值的，数学只是以不同的语言表述同一件事情的艺术。起初我相信，爱、自由和勇气可以不经过战斗而征服世界。后来我开始支持一场痛苦而又可怕的战争。在这些方面有过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的重负之下，我仍然意识到某些我觉得是成功的事情。我可能把理论上的真想错了，但我认为有种东西，而且它值得我们效忠，这并没有错。我可能把通向人类自由幸福世界的路程想成比实际上的短，但我认为这种世界是可能的，而且为了使它更近而活着是值得的，这并没有错。我一直生活在对梦想的追求中，这种追求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个人的：喜欢所有高尚、美丽和优雅的东西；让洞察的时刻在比较世俗的时期产生智慧。社会的：在想象中察看所要创造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自由地成长，憎恨、贪婪和妒忌因得不到养料而消亡。这些事情我相信，而且这个世界虽然可怕，但并未使我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