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时代，战争作为人与人之间一种最野蛮的对话方式，在文明世界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憎恶。然而，如果将人类文明史比做一幅漫长画卷的话，那么，随着这幅画卷的徐徐展开，扑面而来的，必是漫地的战火硝烟，震天的厮杀呐喊，金戈铁马，鼙鼓铜琶，千载之下，犹隐约可闻。可以说，战争与整个人类历史是相伴而生的。

《从马拉松到滑铁卢--改变世界历史的十五大战役》选取世界历史上15次著名的战役——始于拯救希腊文明的马拉松之战，终于拿破仑折戟沉沙的滑铁卢战役，全面展现了横跨2300余年的历史风云。

爱德华·克雷西选取的15场战役，前提不是双方投入的兵力规模或伤亡人数之类，而是对此后世界历史的影响程度。

《从马拉松到滑铁卢--改变世界历史的十五大战役》初版于1851年维多利亚时代，深受读者欢迎，成为畅销书，自1851～1894年间，此书再版38次。据说只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迈尔斯的励志经典《自助》与之比肩。作者爱德华·克雷西在书中首次提出“决定性战役”概念，后来引起历史学家的效仿，如：美国历史学家克拉伦斯·沃顿《第十六场决定性战役》(1930)，英国历史学家J.富勒的军事史巨著《西方世界的决定性战役及其对历史的影响》(1954～1956)，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B.米切尔的世界的二十场决定性战役》，诺贝尔·弗兰克兰等的《二十世纪的决定性战役》(1976)等，可见本书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选入本书的15场战役，并非以双方投入的兵力规模、伤亡人数等为准，而是根据在作者看来对此后的历史产生的影响力。本书是一部战争的严谨记录，同时有小说般的情节，译者选配了数十幅相关图片，更增加了本书的资料价值。

马拉松战役

叙拉古战役

阿贝拉战役

梅陶罗战役

条顿堡森林战役

沙隆战役

图尔战役

黑斯廷斯战役

奥尔良战役

无敌舰队战役

布伦海姆战役

波尔塔瓦战役

萨拉托加战役

瓦尔米战役

滑铁卢战役

译后记

附录 人名地名索引

在远古时代和中世纪，很少有哪座城市遭受过比叙拉古曾经遭受过的围攻更加令人难忘。雅典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拜占庭人、撒拉逊人和诺曼底人，轮番上阵，攻打叙拉古的城墙。她顶住了早期的攻击者，这样成功的抵抗，不仅对于当时那代人的命运，而且对于此后所有人类事件的走向，其意义都至为深远。我们不妨引用阿诺德在谈到叙拉古对迦太基人的遏制时所使用的雄辩说法：“叙拉古是一座由神意所垒起的防波堤，以保护仍很稚弱的罗马力量。”而她对雅典远征大军的成功击退，则具有更加广泛而恒久的意义。在缔造世界帝国的激烈角逐中（所有伟大古国都曾为这一目标而逐鹿沙场，但全都功败垂成），它是一次决定性的事件。

现存的叙拉古城是个小地方，或者说没什么军事实力，附近高地上的炮火几乎可以完全将它置于控制之下。但在古代战争中，它的位置，以及它对城墙的悉心维护，使得它在面对围困大军那些古老的进攻手段时，显得坚固无比。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那个年代，这座古城的主体部分，是建筑在一个陆地丘上，这块陆地伸入西西里东岸的大海，位于两处海湾之间。北边的海湾被称为“塔普苏斯湾”，南边的海湾正好形成叙拉古城的“大港”。一座小岛，或者叫半岛（因为它很快就成了半岛），位于这个陆地丘的东南端，向前延伸，几乎穿过了大港的港口。这座小岛，是来自科林斯湾的第一代希腊殖民者最初的殖民地，2500年前，他们在这里建成了叙拉古城（现代叙拉古城重又缩小到了这个最初的边界之内）。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叙拉古城不断增长的财富和人口，使得他们把小岛旁边陆地丘尾部的城墙部分也囊括进来。这样，到了雅典发动远征的那个时期，小岛朝向大海的那部分已经盖满了建筑物，两处海湾之间也筑起了防御工事。这些，构成叙拉古城的主体部分。

因此，近陆一侧的城墙就横过了陆地丘。这个陆地丘从大海开始倾斜向上延伸（也就是说，向西西里内部延伸），到了旧防御工事的西边便迅速上升了一至二英里，而在宽度上却逐渐减小，最后止于一个狭长的山脊。在陆地丘和海伯拉山之间，绵延着深坑和崎岖不平的低地。山脊的两侧险峻而陡峭，从山顶直插其下的平地，一侧朝向西南，一侧面对西北。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攻击设防城市的常规方式，就是围绕该城修建一道双层围墙，十分坚固，内可以阻止守军突围，外可以抵挡援军进攻。两层围墙之间盖有棚顶，正好用作兵营，围攻者就驻扎在里面，以逸待劳地等待被围者弹尽粮绝，或者发生叛变，最后不战而降。而且，那个时代的每个希腊城邦，就像中世纪的每个意大利共和国一样，贵族和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内部冲突，也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每一支侵略大军的营地里，都挤满了愤懑不平的难民；而每一座被围的城市，其城墙之内又确实隐匿着大量心怀鬼胎的不满者，他们巴不得以一次国家灾难为代价，来换取一次派性斗争的胜利。饥荒和派系斗争，正是围攻者所依靠的盟友。那个时代的将军们都相信：一旦他们完成了封锁，这些可靠的同盟者就会马上采取行动。他们很少冒险去尝试对防守严密的营地发动袭击。因为，那些古老的军事机器，在狄奥尼修斯一世完成他的毁灭机械学而使之得到改进之前，要想对付砖瓦工们的手艺，也不免力不从心。毫无疑问，那些最勇猛无畏、最训练有素的持矛步兵们的卿卿性命，也必将空耗在对那些巍然不动的围墙的冲锋上。

像叙拉古这样一座临海而建的城市，除非敌人有一支优势舰队和一支优势陆军协同作战，否则是攻克不了的。而叙拉古，从她的面积、人口和海陆军资源来看，当她发现一个与自己类似的希腊城邦竟然有能力派出足够的军事力量威胁要俘获并征服自己的时候，那种认为叙拉古可以高枕无忧的想法，也并非不合常理。然而，公元前414年的春天，雅典海军却开始在叙拉古的海港和近海称王称霸，雅典陆军把叙拉古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并把叙拉古人困在了城内。从海湾到海湾，一条封锁之墙迅速延伸，穿过两块带状平地和城外高耸的山脊（此山在当时被称作厄庇珀勒）。倘若围墙完工，那将切断来自西西里岛内的所有援军，叙拉古人也就只好听由雅典将军们的宰割。幸好，围攻者的工作确实还没有完成。不过，随着围墙缺口的日益变窄，围城之内，所有表面上的安全希望也就愈加渺茫。

如今，雅典正在押上她的力量之花和积攒了70年的荣誉之果，为西方世界的霸权，作大胆一掷。正像后来的拿破仑，站在狮心山（Coeur de Lion）上，指着阿克城告诉随行人员：拿下那座城市将决定他的命运，也将改变世界的面貌。所以，雅典的将领们，想必也从厄庇珀勒山顶上察看过了叙拉古，并且意识到：随着叙拉古的陷落，世间所有已知势力将全都臣服在他们的脚下。他们想必还意识到了，雅典，如果在这一仗中败下阵来，她的征服之路也必定戛然而止，并且将从一个共和帝国沦落为一个衰败而恭顺的社群。P46-49

我知道，那些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必然现象的人，肯定会指责我是个宿命论者。但在本书中，当我说到“可能性”的时候，我只不过是在说人性的可能性。当我说到“因果”的时候，我只不过是在说那些“普遍法则”。正是根据这些普遍法则，我们所理解的人类事务的次序关联得以调整；也正是在这些普遍法则中，我们才强烈认识到了最高立法者的智慧和力量，认识到了最高设计师那独具匠心的设计。

——爱德华·克雷西

我们也许应该庆幸，在当今的时代，战争和暴力，作为人与人之间一种最野蛮的对话方式，在文明世界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憎恶和唾弃。即便是那些将诉诸武力视为在解决国际争端中不得已而偶尔为之的一种必要手段的政治家，也都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手段。然而毋庸讳言，如果将人类文明史比作一幅漫长画卷的话，那么，随着这幅画卷的徐徐展开，扑面而来的，必是漫地的战火硝烟，震天的厮杀呐喊，金戈铁马，鼙鼓铜琶，千载之下，犹隐约可闻。可以说，战争与整个人类历史是相伴而生的。不可否认，战争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和劫难的同时，也是不同民族间促进文化交流、实现民族融合的一种重要对话手段，尽管其本意也许并不在此。因此，军事史能够成为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西方史学的开山之作、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一部“希腊一波斯战争史”，这就更不用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了。

爱德华·克里西的这本书，已经成了西方军事史学的经典。此书初版于1851年，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畅销的著作之一，据说，当时只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迈尔斯的励志经典《自助》与之差堪比肩。有人统计，自1851～1894年，43年间此书一共再版了38次，其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作者在本书中首次提出的“决定性战役”(Decisive Battle)的概念，后来变得非常流行，并引起许多历史学家的效仿。粗略统计一下，这些书包括：美国历史学家克拉伦斯·沃顿(Clarence Wharton)1930年出版的《第十六场决定性战役》，他把德州独立战争的最后决战补充进了克里西的清单中；1954～1956年，英国历史学家J.F.C.富勒(J.F.C.FLfiler)出版了他的军事史巨著、三卷本的《西方世界的决定性战役及其对历史的影响》，补充了1920年的华沙战役；1964年，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B.米切尔(Joseph B.MitcheH)以克里西的著作为基础进行了增补，出版了《世界的二十场决定性战役》，补充了维克斯堡战役(1863)、萨多瓦战役(1866)、第一次马恩河战役(1914)、中途岛战役(1942)和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1943)；1976年，诺贝尔·弗兰克兰(Noble Franldand)和克里斯多佛·道林(Christopher Dowling)出版了《二十世纪的决定性战役》。一部著作在后世引起了这么多的“效颦”或“续貂”之作，在出版史上大约也是不多见的吧，从中，或许能看出克里西这本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克里西在选择这15场战役时，既不是根据双方投入的兵力规模，也没有依据伤亡人数的多寡，而是选择那些在他看来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战役。换句话说，如果这场战役获胜的是另一方的话，此后的历史图景将大为不同。然而，历史从来都拒绝假设，正如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历史中没有‘假设’的容身之地，为了将它排除在外，我们必须确认并不断重申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后世史家也有不少人对克里西的观点提出质疑：克里西将人类历史的进程系于某场“决定性战役”的胜负成败，是否失之片面？人类历史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决定其进程的，是更深层次的制度和文化力量，而不是那些可能影响某场战役胜负的、变化无常的因素(诸如将领的才能、军队的纪律，以及士兵的勇气之类)。比如，影响深远的法国年鉴学派就认为：历史中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些长期而深层的客观现象：地理气候、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人口构成，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所有这些因素都远不是个人能力所能控制的。在布罗代尔看来，即使是诸如军事冲突这样的戏剧性事件，其对于长期的结果，也影响甚微。不过，要讨论这样的理论问题，恐怕就不是我这样的门外汉所可置喙的了。

除此之外，克里西笔下的“决定性战役”大多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一系列的事件，基本上都与决定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政治疆界有关，唯一远离欧洲边境的战役，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说到底也还是与欧洲(英国)有关。在今天看来，这种狂妄自大的欧洲中心主义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一种“政治不正确”。不过，后世读史者，对于历史，自然应该有寅恪先生所说的“同情之了解”；而对于历史学家，又何尝不该如此呢？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如日中天，有幸躬逢其盛的人，胸中的万丈豪情，难免要滋生出骄矜之气，这是那个时代的通病，大约也是人情所不免吧。

书中的注释，除标明“原注”者外，其余均为译者所加，不当甚或错谬之处，想必难免，还望读者诸君不吝教正。

秦传安

北京花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