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现在的年轻人聊天的时候，他们经常同我谈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人生规划之类的话题。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选择人生，而且也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好时代，而我的青少年时期，则是处在一个既不可以自由选择，而且也没有能力进行自由选择的被禁锢的年代。同现在的年轻人谈起那个时代，年轻人犹如听天书一样，满脸的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的表情，就像你同他们讲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粮食吃而经常饿肚子时，他们会反问你为什么不吃肉一样。时代的差异真是太大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也正是因为此，我在人生中切实地感到了改革开放真正改变了中国，因而从内心深处对中国改革开放欢欣鼓舞，容不得任何人对改革开放的任何指责，成了从思想上到实践上都彻底拥护改革开放的“死硬”分子。
正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处在一个人生既不可以自由选择，也没有能力进行自由选择的时代，所以我进入经济学界，纯属于歪打正着，稀里糊涂地进人了经济学界，将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作为了自己的终生职业，成了人们所称呼的所谓的经济学家。
一、童年与中学时代的记忆
我1952年10月生于西安市正西方向的距西安市大约30公里的一个名叫西江渡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的地理位置很特别：它的西面和南面是户县的地界，东面是咸阳的地界，而它却归西安市的长安县管辖，因而有“鸡叫一声听三县”之称。在我的儿时记忆中，这个村子的水很多，它北面紧临作为“八百里秦川”的母亲河的渭河，南面是秦岭的终南山，终南山上流下来的水从村子西面和东面的两条河流人渭河，因而村子的四周都被池塘包围，儿时经常和小伙伴在河里和池塘中抓鱼、游泳。但遗憾的是现在全变样了：因为河的上游修了水库，河道都干了，再加之上游的工业发展，河道中全是污水，臭气冲天。据说最近因为重视了环保和污染治理，情况有所好转，但我估计不会再重视山清水秀了，有些东西是不可能失而复得的。
我出生的这个村子离西安这个历史名城虽然距离并不遥远，但当时却很穷。打我记事起，内心就有三件事永不能忘：一个是吃粗粮，肉蛋类及白面等细粮只有在像春节这样的几个重要节日里才能见到；另一个是穿粗衣，即农村人自己纺织并染色的土布，这种布穿着很硬，而且染色不好，经常掉色，搞得皮肤蓝一块青一块的；还有一个是点油灯，因为我们这个村子1964年才通电，而且就是在通电后，还有些人家嫌电费贵，仍然在很长时间里点煤油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什么幸福的童年，而是只要能吃顿好的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会经常因此而高兴好多天。
我6岁上学时，小学设在一个破旧的神庙里，教室既无桌子又无凳子，每个学生自带凳子，并且由每个家长为自己的孩子用土坯垒成一个小土桌。教室四面透风，下雨时还漏雨。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破烂不堪的学校里上完了小学。尤其是在这个学校任教的老师，并不是规范的师范学校毕业的，而且也没有太高的学历，大都是初中甚至小学毕业后就来任教的所谓“民办教师”。就是这样的学校的所谓义务教育，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在我的记忆中，我的不少小伙伴没有读完小学就失学了，原因是家庭穷，刚刚能从事体力劳动，就帮助家人苦生活去了。我能读到小学毕业，真是万幸，主要是因为父母都是文盲，不想让我再受文盲之苦，因而再难也要让我上学。
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初中，到离家十五里远的一个叫沣西中学的学校去上学。学校里有食堂，但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学生都吃不起食堂，而是自带干粮。我每个星期天下午去学校时，要带上三天的干粮和一些咸菜，每顿饭是干粮加咸菜，喝些学校免费提供的开水。每星期三下午再回家取些干粮和咸菜，维持到星期六。因此，我只有每个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才能吃上真正的饭菜，也就是农村的粗茶淡饭。当时的所谓干粮，绝不是现在人们所讲的白面馍或白面饼，而是苞谷面掺少许的白面所搞成的粗粮粑粑，既硬又难吃。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学习的积极性极为高涨。我努力学习的目的，不像那些伟人那样，是为了振兴中华，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贫穷处境。打我记事起，父亲就常对我讲：像我们这样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家庭，要摆脱贫穷，只有好好上学，别无出路。因此，从小我就是一个努力学习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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