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有带摄影机吗？好。没有带手枪吗？好。那我们可以上岸了。”护照检查员收拾起他的文件，向我微微的鞠个躬，以表示欢迎。
他是一个面容愁惨的人，面上显出营养不足，唇上蓄着张伯伦式的胡须。身上穿着一套黑色褴褛的服装，当他的问话完毕后，他外表上的矜持，显然是松弛了；他为了这许多盘问，向我道歉着，但这也不过是一件例行的事。他拿起草帽和伞，向前导着我走出了大菜间。
在梯顶上，我的向导停了几分钟，欣赏一大盆的菊花。“在英国，”他怅然地说，“你们没有这样的好花。”
“是菊花吗？”我婉和的抗议，“它们也生长在英国的。”
“未见得吧，”他用抚爱的姿势拨弄着大的花朵，“这是日本的花啊。”
这是个不值得辩论的问题，所以我们和悦地走出了码头，向车站进发。那狭窄的港口正忙着装卸货物；雾气在水面上轻盈地升腾着，隐隐现现的有许多渔船上褐色的布帆冲着雾，在水上往来。我尽量吸收着岛上松树的清新香味。
“很可惜，”我的同伴一心牵记着花的话题上，便对我说，“你错过了春天的花。但你尚可看到鸢尾花。日本”——他对这本国的英文名字，虽然说来是不甚纯熟，但说得也像一个很可抚爱的东西——“是一个花国哟。这里的景色是常青的，不像中国那样。那里是没有树木的。”
对于这最后怪异的论调，我不赞一词地让它过去了。“日本的人民对于中国究竟是怎样看法呢？”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宛如我提出了一个使他沉痛的问题似的。“我们能怎样办呢？日本愿意做中国的朋友，可是中国人不了解。他们时常同我们闹别扭。……”从他想象中的中国，我很快的得了个影像：似乎一个广大无垠的大地，黑沉沉的罩着云雾，没有树木，却满地拥挤着鬼怪似的东西，个个对太阳旗作粗暴无礼的姿势。“我们只是要帮助中国，可是中国却毫无诚意，这就很难了……”
我们到了车站，我向我的友好的向导道了谢。在告别时，他又回复了庄矜的态度。“这就是你该乘的车；你的确没带着手枪吗？……不要忘了去游玩皇家花园。在这个国家里，常有很多可玩的。”
他的话的确不错。这时正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到东京时，除了鸢尾花以外，的确还能看得到多种的花。
在远东，人们回想一九三七年的春季，宛如一个战争的鸿沟，划开和平与战争两时代的分野，正如大战时的欧洲回想到被人遗忘了的一九一四年夏季一样。在回忆上，很难相信那些和平的日子是真的。
新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生，它最后的严重内部危机获得和平解决，产生了全国团结的新希望。而使中国人感到惊异的，是日本人对于这事，似乎也并不觉得怎么。一种稀有的平静空气，竟替代了已往东京和南京间的互相非难的情形。三月间，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了经济使团来中国访问，并且作了很乐观的报告。据说，他们甚至建议把中国方面所认为显然不平的事，也要予以补救。这个亲善使团和华北日本驻屯军之间，自然有一点暗潮，但这是可以调解的。关于这一点，最大的希望，是寄在温和派的(但在疾病中的)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中将身上。
讲到在北平，从一九三一年以来，每一个春天总要重新发现一次战争的阴霾的，现在对于这和平吉兆的光临，自然是十分感慰的。确是日本的军部，是不会马上改变它的立场的。但是军人内阁总理林铣大将的倨傲态度，已被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外相的上台抵消了。而且林内阁的寿命也已经是有限的了。日本的温和派——就是太平洋和平主义的先知们，以极端的乐观所指为新兴的政治团体的——似乎可以重新得势了。
但对于远东两个不甚和睦的邻国的关系，至少在此时作更深的研究，似乎是特别适宜的。于是我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由华北出发到日本去。但是有经验的观察家已经在摇头了。“这太像一九三一年了。”赖德茂(Owen Lattimore)在我离开北平以前对我说，“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大家都应记得以前日本一个短短的自由派运动的插曲，和同样过分热烈对华友谊的表示，曾经成为对满洲突然进攻的导火线呢。
在这种年头里，没有人能否认国际间应有遵守的诚意的时节，日本的外交却总是把凶鸷之鹰与和平之鸽交换地导演着的。
从中国经过满洲和朝鲜到日本去旅行，是研究历史——过去的和现代——的实物教程。因为汉朝以后，灿烂的中国文化是经过朝鲜半岛的桥梁，跨海达到了辽远而野蛮的日本的。在第五和第六世纪，当朝鲜做了中国文化的前哨和佛教的护法时，这个传递文化的潮流，要算是最旺盛了。它所带给日本的，是它现在所珍贵着的全部文化的遗产。
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而现在，日本却用坦克和大炮来答礼。因为现在的潮流是转向了。日本从朝鲜和满洲开始进行它对于东亚的“文化使命”，——它的记程表不是文库和寺院，而是更坚实的水泥和钢铁的牌坊。这种征服的潮流，随着我们赴日本的旅程渐次加深地感觉到。
在路上所听到的新闻也加强了这个感觉。在大连——这个有着近代的船坞和古老的四轮无盖车的城市，而为南满铁路的堡垒和日本在北方对香港的一个挑战者——我们听到了林内阁将要下台的第一次传说。在汉城——这是中国和日本艺术的一个融合点——林内阁倒台的消息是证实了。一个以近卫公爵为首脑的新政权，已在国外宣布着，而被认为是“革新的内阁”，它的使命，是要实现佐藤外相业已开始的对华合作。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