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向未知之地
县城东门口坑坑洼洼，潴集褐黑的臭水，播撒着大字报碎屑和褪色的鞭炮屑片，乱糟糟脏兮兮。闻臭不觉臭。一条公路通向乡下。
十月的阳光干燥恍白。
刘彤心头一爽，眉心涟漪般散开了，深深地吮吸沁凉的空气。他在这座山城长大，脱落了童稚进入青春年华。一场“文化大革命”让他青春的翅膀灌了铅，县城留给的印象就像今日城门口那般污秽的景象。对县城无须留恋，今天他成了落阵的孤雁，自个儿急切地奔向那隅从未到过的乡土。他如同一片青涩的黄叶，急切地掷向未知之地。
他是个造反派，还被人当成一个令人惊悚的头头。其实他很一般，不可能是头头，说是活跃分子倒名副其实。县城学校机关的造反风生水起，不少根红苗正的高中同学已冲在前面，擅领风骚，他听从运动初期父亲的叮嘱，憋了好久，没参加大串联，逍遥了一阵子，已经落后了几步。他心里自卑着呢，恨自己不是好出身，没个纯洁的好爸爸。他内心炽热，不甘心落后啊，紧张地打量疯魔的世界。他以巨大热情读了许多书，静观和琢磨小城波澜，更是觉得有股魔力把他往社会漩涡推。
当了二十来年老师的父亲被揪斗得惨，他心里幽愤难平，心里欢呼革命烈火烧向整他父亲（包括像他父亲受整的牛鬼蛇神老师）的学校当权派，他认定学校当权派及其一批走卒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背离了革命，他再也按捺不住，奋笔写了一张又一张气势凌厉的大字报，于是他后来居上，成了一个被关注的小人物，于是他心志超拔，可是他根本不懂，学校头头及其身边的既得利益小圈子，把持着上头指示和政策的解释权，把灾祸引向别人，也就保护了自己，还乐得“紧跟上级”的赞许；他更不能理会，在他为自己凌厉攻势而激荡沉迷的时候，他已被一些人视为迟早应该收拾的眼中钉了——无须学校领导下令，手下的人自会创造性地领会其意图，采取革命行动进行报复。
他响应北京的强力号召，应用了强势话语，责令学校为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平反。他几乎寸步不离地待在学校，自写自抄大字报几乎成了他的“造反”历程。学校头头难堪，而他回肠荡气，觉得他们死定了。他不知道世道叵测，自己的意气风发倒给自己掘下陷阱。他更没有料到，卖力帮着“挖陷阱”的，竟是同一战壕的同学。
当初被打倒的学校书记（出身好，土改工作队小队长）官复原职，一个红卫兵头头倒戈投靠，也进了领导班子，与程世清派来支左的军代表成了“三结合”权力核心。校书记只是虚惊一场，悄悄报复让他难堪出丑的人，刮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暴，文斗加武斗（煽动学生大挥拳脚）又把那些新老牛鬼蛇神整得呜呼哀哉，他的父亲又一次落人惨境。父亲的目光由赞赏到怪怨，怪他这个儿子到底没能忍住而得罪了人，儿子倒牵连了父亲。
父亲陷在牛棚也就掰碎了他一切浪漫的憧憬。他“造反”并不是为了当头头，为的是解脱父亲，同时证明自己“非等闲之辈”。他对几个一度是战友的红卫兵头头变色龙似的摇身一变，则公开地表示了鄙夷和嘲讽，这样自己又给自己增加了对立面。这些人配合学校书记，轻而易举对他进行报复——报复由军代表执行。见识过“五七反右”的父亲已经知道这个儿子前路一片黯淡。他初次尝到了被孤立被悬置的滋味。
尽管处境恶劣，他毕竟年轻，一颗心依然热乎乎，他保持着孤傲，在家里不时哼《长征歌》《红梅赞》一类红色歌曲做自我激励。这时，他又悄悄替父亲抄寄了一份申诉书，很快被校方掌握了，说他替牛鬼蛇神的父亲翻案。他明显地感受到了危险逼近并升级。不过他仍自认为是红心可鉴的革命战士。
1968年8月，上山下乡兴热潮，几年堵在城里的学生纷纷撒向乡村。他又一次胸怀豪情，背诵着毛泽东指示，相信在农村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大有作为，乡下到处是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自己可以灿亮显身。他对县城更无所依恋了。
然而他的命运在继续下坠着。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军代表召集几百名下乡知青开会，说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有坏头头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上山下乡，当场宣布留下五个坏头头办学习班再交农村监督劳动。全场空气一下子凝结了。他还以为指的是别人呢，可他一听见念自己的名字，一下子蒙了。这一招也灵，使得更多的男女知青兴高采烈地下乡。
一连两个月学习班停停打打，他开始品尝那种等待发落等待人生下一站的精神煎熬。他也认定下乡是最好的解脱，躲进乡下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行装早已打好，他焦苦地盼望着下乡。
革命形势一浪撵一浪，又传来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他们立即被宣布当作一般知青下放了。刘彤松了一口气，立即选择了另一个离县城四十里的山乡。
生活的渴望又如雨后春笋般勃发了。陌生的乡下在他心目中愈加美好，那是个风平浪静的，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桃花源，是邢燕子、董加耕们实现革命理想的地方。城里除了父母弟妹，都不值得留恋……
城口回眸，他记起伴随少年成长的老屋老街，念了一声再见。他发现自己对老屋——家里历史的了解非常有限。从木质架构，从雕有好看图案的木格窗，老屋曾有过辉煌，父亲对此守口如瓶，故意不让子女们知情，没有文化的母亲说得零零碎碎，父亲以他默默的身影阻挡了子女对老屋真实历史的了解。他对老屋没有记忆。反正下乡，老屋于自己没任何意义。
没有汽车接送，他只身上路。他一头铺盖一头没上漆的简易木箱，扁担颤悠悠。他并不懊丧。青山就在眼前，蓝天多么开阔，空气多么清新，白云多么舒缓。两月之前这里鞭炮轰鸣为一车又一车知青送行，他躲在屋里吞咽眼泪，咀嚼抛出生活之外的苦涩。如今他终于回归了生活，他可以离开为之诅咒的小城了……
公路傍着白亮的河流而上。河那边横亘屏障一样的山峦。山峦与山峦间有小溪小路，曲曲弯弯。走了二十里公路，仄进回环的山路。过了一个山垭，又一片村庄，梯田。真是柳暗花明。正在收割晚稻，农民在田里响亮吆喝，打谷机嗡嗡响。山里其实很大，很大，泥土黝黑，溪水清亮，陂头的水哗啦啦。山色青郁。一派平和。还是山里舒暖。
山越是高耸，山林越是郁闭，前面几丈远就看不见路了。两边的枝丫茅草塞堵着小路。青山的气味愈是浓烈。渴了捧几口清泉，吃几块母亲给带的米糕。万千的知青就散布在山旮旯，他的心情一路振奋。
登上高高的山峰，前面出现一个新天地，这是个圆圆的村庄，四面山不高却峥嵘，田块连片，一条弯曲小河中间穿过，屋宇散落，一簇一簇。这就是桐山公社窑岭大队。
新生活的一页就这样开启了。
P3－5
大地曾经漫涌的“河流”
——农民共同体——村庄（原乡）意识的耗散
◎李伯勇
作为城镇下放知青，我生活在农村十二年，在农村成家，还亲手做了土房。80年代初包产到户，人民公社解体，我家属尚在农村，历经了这场乡村演变。我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动荡的现代农村生活为背景，这是生活的给予。因而我一直在现实和文学两个层面上关注三农。关注三农成了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由三农的今天探寻三农的昨天和前天，由此深化我的思考。说明我对三农仍有难以释然的困惑。正如张抗抗所说，“写作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通过写作来克服内心的困惑”（《新世纪文学与社会“互动”之新》）。
1992年夏秋我躲在离县城四十里的一个林区写出一部叫《泥淖》的长篇小说，后改题为《逃离城市》。全书以城镇下放知青刘彤1968—1972年命运跌宕的窑岭生活为背景，有着农民批判、知青自我批判——国民性批判的浓郁意旨。经“1989”这个坎，与总体性社会生活相一致的80年代文学潮戛然落幕，或者叫分化，即将兴起的90年代市场经济潮为作家和文学的转向敞开了舞台，但在南方山乡的我，缺乏与时俱进地以笔为旗投入市场利禄之海的能耐，而是不由自主地延续着80年代文学传统，我所采撷的这种主题就是证明。我曾长期置身农民群体，我自己就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底层农民，虽做过生产队长，可我做队长一点不比当地人做队长轻松，这是我的性格、我的做事态度和我家在当地真实处境所决定的。我产生用文学的方式再次回望并思索我的农村生活，思索农民群体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即使突然而至的断裂即改弦更张，在真实的生活中，今天总是昨天物质和精神两个精神向度的延伸，当然我也发现，乡村不是向着更好更强而是向着更令人失望滑行，也说明先前那种“原乡”（这里我移用了客家文化中的原乡一词，意指原汁原味自治状态中的乡村）意识已然稀薄或者消弥。但是，当时我着重的是“国民性批判”，并未意识到自己所历经的是一个“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村庄”。
从我个人来说，有着同全国知青及知青文学精神底色相同的一面，更有我在下放地厮磨滚打中特有的一面，换言之，我既是农民中的这一个，又是知青中的这一个，在我执笔为文的时候，我还是作家中的这一个，所以我相信自己写的东西也是“三种精神成色”的融会。这部四十多万字的作品就是这种融会的结晶。
当然所谓“今天”首先指的是我执笔写这个长篇的90年代初。当时我并不知道，而出版社编辑已经知道，当时主流政治语境下出版市场对文学书籍的一种新规诫——写“文革”写阴郁写沉重不受欢迎，甚至成为禁忌，相当多的作家沉默了。当然当时我的写作在艺术审美（包括语言、思想、形式、技巧）表达上远未成熟，我只是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洋洋洒洒地一路写来。诚然，跟“十七年”所推崇的革命斗争主题一样，就我当时选择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同样具有负面意义的遮蔽性，它遮蔽了乡土现实（历史）中对未来富有建设意义的“原矿”——原生性活力，也就是遮蔽了上面说的“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村庄”。其时我沉潜心志，大量阅读，比如为更好地理解某部外国文学名著，我三番五次邮购相关的杂志和书籍（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黑塞、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别尔嘉耶夫、伯林等），认真进行研读，还写读书笔记，我还频频下乡（有时因工作有时因心灵需要）进行“田野作业”，许多时候也就忘了写作。这样的研读并不是纯粹学院式书斋式的，而是带着很强的现实关注——现实感，既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关注当下的文学现实（文学中的思想并不与社会的思想同步），由此建立了自己对当下精神现实的把握和理解，自然也就激活了我的思维和记忆，形成了我的写作支点。这种开放性的阅读和写作让我既融入于现实社会，又对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还能把某个历史阶段放在历史文化长河中进行梳理。
从我的创作追求和审美侧重，我不但重视大环境大时段，而且重视影响人性人心的小环境小时段，也就是注重大历史与人心之间的中间物，也即带体温的具体性的历史形态。因而，在写这部长篇的时候，既有所选定主题带来的局限性，更有突破既定主题的真实乡土丰富的“原矿”呈现。不期然我也写出了特定年代和环境中具体化情感化的三农形态，写出了动态中的村庄意识即原乡意识。
我在1995年写的长篇《轮回》就取材于《泥淖》小部分素材。在后来十多年时间里，我陆续写出了如《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父韵空濛》等长篇小说，它们的人物和内容与《泥淖》没什么关系，我已忘了有过这样一部长篇。但是，我对三农的持续关注和思考的精神向度却是起始于这部长篇。我们的乡土实际上已进入了全球化现代化这一背景，由革命而建设，从现实境况出发，不能用好或不好来衡量我们乡土的文化存在和历史存在，如同一个人的成长，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就是在这样原生性基础上发展演变的。我们所面临的是原生态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
历经二十年，我是在2l世纪第一个十年现实的触发下，再次进入这个作品。我发现，这部长篇把下放知青与农民当作生活主体、表现中国特定年代（1968—1972）南方农村生活及农民精神状态的长篇小说，小说以知青刘彤融入下放地窑岭的曲折——融入的困难与失败为主轴，恰好展示农民共同体与农民自主意识即村庄（原乡）意识稀薄、瓦解、丧失——耗散的生活形态，揭示了农民主体诉求不断萎缩、趋于物质化、基本生存化、农民原子化生存、农民丧失农民性（农民自我背叛）的当代处境。知青（个体）融入当代农民（群体）的困难也就是身份认同——双向的认同和融入的困难。
…… 刘彤所在窑塘各式人等的生活及命运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窑塘是窑岭第二大姓马家的大本营，而坝子杨家是第一大姓是窑岭村庄意识的真正体现者。他对窑塘（五队）各色马家人的钩心斗角趋附权势、时而团结时而分裂——原子化生存的过程耳熟能详（由此写出趋向原子化生存的精神病变），这跟他断断续续看到并感受到的坝子杨家（三队）的村庄意识是一个对比。既说明马家没有杨家根基较深的文化优势，马家时时以杨家态度行为为标准，也说明他对窑岭村庄意识——农民共同体的认识远不是清醒，更不是深刻的。事实上，杨家的村庄意识同样在退化——同样趋于原子化生存之中，对他后来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民的举动同样是不理解的。
现在我们讲乡村空壳化，主要指农村劳力大量外出，不愿归来，村子没有生气，空壳化与荒芜化相连。我所理解的乡村空壳化，是一步步演变的，我侧重的是村庄意识的逐渐消亡。
我们曾经习惯那种批判现实主义“典型情节典型性格”的艺术方法，也就是把全部的社会、环境、情绪、心理及冲突化为主要人物的性格命运，这是聚焦式节奏紧凑的审美，可是在这部长篇，尽管有着人物性格冲突及命运展示的基本质素，却是散点式、生活式、比照式的审美，人在特定环境特定场合的性格与心理，其实跟他所处村子的历史文化、集体和个人的记忆密切相关。当然作为文学作品，还跟它主题的显现方式相关。人在大地涌漫的“河流”中，自觉又不自觉，人生选择既有主动的一面，更有被动的一面。
因而，读稿时我产生了抵达那个年代之感。“抵达昨日之河”有四重意思，一是以1992年为回忆基点，抵达60—70年代下放的农村生活。70年代离90年代不过二十年，也就保持了那时的生活感觉、语境，农民的音容笑貌随手拈来。二是以2010年修改为基点抵达那个年代，同时反观90年代，寻找了导致今日之农村现状的源流。三是五六十年代到世纪末，都是昨天，“河”既指时间也指空间。四是我以“抵达”的艺术方式，探寻了根性存在过的南方乡村——大地曾经漫涌的河流。
借助王安忆“等待理性成长，再来激活感性”一语（《东边日头西边雨》），抵达而不是重返昨日之河；重返总有那么一股怀旧的、接受那段非人历史的意味，而抵达更有着到达已知和未知之地进而探寻的意味。一个人当然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条“河”我是熟悉的，我曾经沉浸于它，它既是时间之河，也是历史之河。历史是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我们熟谙的，而且我们也是从那里生活过来的，倘若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消灭在虚无迷惘之乡，而要为人性争取一席之地，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便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雅斯贝斯）我又一次踏进并重温那条“河流”。
抵达乡村抵达昨日之境抵达历史就是抵达我们自己的心灵。
2011年1月28日—2月6日初拟
2011年3月15日定稿
以一部小说宣告的失败
——序《抵达昨日之河》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评论家）
在《抵达昨日之河》之前，我读过李伯勇的长篇小说《恍惚远行》和《旷野黄花》。应该说，关于动荡的乡村，关于漂浮的乡村知识人，李伯勇这三部小说个性化的反思和批判有着内在的精神一致性。虽然我不能说李伯勇的小说完全契合我个人的阅读趣味，但作为一个专业读者，我当然能意识到李伯勇以文学想象和建构近现代中国乡村的史诗意义。这些小说灌注着李伯勇内心撕裂般的爱与恨、拒绝与认同、疏离与抵近。李伯勇不是在做漠不关心事不关己的文学，而是将文学作为自己精神呈现的一种也许是唯一的方式。《抵达昨日之河》涉及的知青和乡村的精神纠缠的复杂性在当代文学中不是陌生的话题。早的如张抗抗、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孔捷生、阿城、王安忆、苏童、余华……近一点的如毕飞宇、王小波等都写出过一些有影响的小说。而且从目前情况看，这仍然是一个生长中的文学主题。这就意味着这一文学母题能够不断被延展着被变动不居的当代激活，同时也不断成为我们当下精神资源的一部分。从文学母题传衍的角度，李伯勇的独异性是不应该被轻忽的。说李伯勇“独异”，并不一定是指他小说技术上的先锋。从小说技术上考量，李伯勇甚至可能是“守旧”的。我说“独异”首先是他所处的写作位置。位置往往决定一个作家写作的立场。李伯勇是作为一个在乡的“旧知青”的见证者身份在写这部小说。我没有做过仔细的统计，像李伯勇这样的在乡“旧知青”写作者现在还有多少。只从我知道的文学史来看，我们谈论的所谓“知青文学”，往往都是换做城里人的身份，然后再去眺望“昨日之河”的作家们。而李伯勇在的位置，不是坐拥城市楼亭的“眺望”，而是盘桓在那个曾经或上或下的“旧山”、“旧乡”，并且一次次沉潜地“抵达”。不仅如此，在个人经验如何成为可持续的文学资源，文学对公共经验压抑的想象性反抗和改造，文学作为思想史的可能和意义，怎样的写作是有根的写作等方面李伯勇的写作都有着其丰富的“独异性”。
按照李伯勇自己说，“知青融入的困难”是这部长篇的主题之一。教师家庭出身、且受革命意识形态教育长大的知青刘彤，如同一片树叶融入南方乡村窑塘——窑岭而不可得，象征着知青身上那种政治意识形态融入乡村之难：意识形态摧毁了旧秩序，仍受到乡村的抗拒。知青只有在文化层面、心灵层面融入才能是真正的融入，而文化和心灵与当地的村庄意识相关联。时代的诡异在于，刚下放窑塘时正值窑岭人力图抛弃村庄意识和集体记忆，他却开始植入村庄意识和集体记忆，一是基于新鲜，二是基于生活的必需。窑岭以往的历史及集体记忆，窑岭“当下”的生活，以一种断断续续的、藏头露尾的、即时感受的方式（如传说、礼仪、习俗、人的性格、心理、无意识、命运）进入刘彤头脑中。他成为窑岭底层农民——融入村庄，有个有意和无意建立乡村集体记忆的过程。吊诡的是，受革命意识形态滋养的刘彤逐渐进入窑岭生活——村庄的深处，却是窑岭村庄名存实亡，农民主体精神——农民共同体消亡，农民根性消亡即农民原子化生存逐渐成为现实的时候，他的融入不但困难，而且无果，是悲剧性的，他始终是一个客居者、零余者。小说最后的一场“揭发会”，在窑岭结了婚，做了基层干部的刘彤却不是“窑岭人”。有人说他是反革命，是知青败类，是野心家，但没有一个人说他是窑岭人。
在村庄意识加速耗散的窑岭，知青刘彤的热血生命同样在加速耗散，在他是双重耗散。可以说，《抵达昨日之河》以一部小说反思一场运动的失败。这种失败记忆在参与其间人的精神传递中，不但体现上山下乡的历史彼时，当然也影响到数十年后的现实此刻，而且迄今未有穷期。阅读《抵达昨日之河》的过程中，我又把早些年出版的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找出了重读。书前有苏道锐教授的一篇序言。苏道锐说：“从改革时期的观点来看，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它所否定的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一些准则，今天的中国都给予肯定。那些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现在普遍认为，除了他们了解了一些中国农民的真正的生活状况这样一个事实之外，他们在农村度过的时间是一种浪费。”（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李伯勇写的是知青融入的失败，无意中却呈现了乡村的村庄意识耗散过程，在知青这个群体消逝的同时，提供了当今时代乡村意识历史性消亡的一个视角。
李伯勇的“失败之书”不是简单的控诉。李锐在回答梁丽芳关于《旧址》的提问时说：“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这完全相同的经历，每个人回想起来的时候，有的充满了青春的浪漫，有的一字一句都是控诉和批判，有的伤感满怀不堪回首，有的依然认为那是理想的英勇实践。……同样一段历史，当它被人们记忆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千差万别黑白难辨。所以我不相信真的会有一个所谓统一的‘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更不相信文学可以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李锐：《关于（旧址）的问答——笔答梁丽芳教授》《拒绝合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锐的观察放在城里人说知青往事大抵不错，但如果我们考虑李伯勇这些在乡的“旧知青”，可能我们所谓的“知青文学”要复杂得多。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李伯勇就能够抵达“‘真实’的历史”。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的抵达永远只能是一种想象中的抵达，《抵达昨日之河》当然也不会意外。但《抵达昨日之河》在整个的“知青”的文学书写史的价值在于它不是以戏谑、嘲弄的方式，而以精准、果断的批判和反思给这场运动做出“失败”的宣判。而且不只是对一场政治运动的宣判，《抵达昨日之河》可以视作李伯勇从成长史的角度对属于个人的失败做了一个也许是阶段性的宣判，并且对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作了精神上的溯源。这里，书中知青刘彤恰恰成了乡村意识消亡的见证人，当然也是李伯勇所感觉和所认识到了的。于是这部作品就跟别的知青小说区别开来。 由于“知青”是一个已经有着自己传统的文学母题，我们自然回避不了在一个谱系上去看李伯勇的这部小说。《抵达昨日之河》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知青史”想象和历史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像一些研究者所理解的，在作家对历史进行想象性重构之前一定存在着对历史的“消解”和“颠覆”。跟李伯勇几部长篇如《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等一样，他对历史并没有进行“消解”和“颠覆”。“消解”、“颠覆”的观点在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写作中很盛行。其实，这个问题从1980年代乔良的《灵旗》就被提出来，而到了其后的“新历史小说”，“解构”的历史观似乎形成了一个很“公共”的看法。人们习惯认为，既然称为“解构”，称为“新历史小说”，当然就有一个“消解”和“颠覆”的对象，就有一个“旧历史小说”。而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中因为频繁地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学书写，常常在一些研究者的视野里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一个假想之“旧”。确实，《白鹿原》《旧址》《银城故事》《花腔》《笨花》《第九个寡妇》《生死疲劳》《圣天门口》等，虽然它们都没有强调“重述”，但如果把它们放在整个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上来看，它们又是各有母本的。这些小说“重述”的是已经被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像《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反复“述”过的中国近现代史。那么这些“述”和“重述”中间哪个又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只要稍作辨析，就能发现这里隐藏的历史逻辑，“述”和“重述”都强调的历史当代叙述的合法性。这就提醒我们，当标举“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述”开道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建构也是它所处时代的“当代史”？因此，如果不看到这中间因时而易，变动不居的历史观就很难解释“述”和“重述”之间的错位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研究这些小说恐怕也不能简单地从“消解”和“颠覆”历史之“旧”二元对立的角度去识别它的新经验。
《抵达昨日之河》和上述这种情况并不相同，“知青”话题在当代文学书写中很少有前面提到的这些作品的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但即使在《抵达昨日之河》之前有过大量跟“知青”相关的写作，李伯勇也不是依靠着文学史中的对抗来作为自己的写作动力。你不能说1970、1980年代的“知青文学”就“政治不正确”，那么，那种把当下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比较的路数，在“知青文学”谱系中就不一定管用。没有政治的拨乱反正，当然也可以有一种文学史上的“影响焦虑”。一定意义上，李伯勇对“知青”的思考和表达是源发性的，他改变了依靠意识形态对抗来激活文学想象力的思路。不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抵达昨日之河》反思20世纪中国政治现实的某些部分，固然体现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勇敢和良知，但时至今日对于这些问题的是非臧否，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其实早已经明确作出回答。问题的关键是文学还不只是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简单的或是或非的判断，而是需要对这些问题的是与非予以自主性立场“文学性”的表达，建构出审美性、艺术性的文学世界。《抵达昨日之河》并不是再一次回应政治意识形态的明确结论，而是从其“明确结论”破敝而行，挖掘下去，对现当代中国乡村的整体性流变做了内在而精确的展示。这是李伯勇的文学“窑岭”的意义。
《抵达昨日之河》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重要文学命题是：“当代政治”如何进入并改写中国乡村？
“这部把下放知青与农民当作生活主体、表现中国特定年代（1968—1972）南方农村生活及农民精神状态的长篇小说，以知青刘彤融入下放地窑岭的曲折——融入的困难与失败为主轴，恰好展示农民共同体与农民自主意识即村庄（原乡）意识稀薄、瓦解、丧失——耗散的生活形态，揭示了农民主体诉求不断萎缩、趋于物质化、基本生存化、农民原子化生存、农民丧失农民性（农民自我背叛）的当代处境。知青（个体）融入当代农民（群体）的困难也就是身份认同——双向的认同和融入的困难。”“到了‘文革’，从物质到精神，真正意义上的村庄——农民共同体不复存在，基础崩裂了，人心浇漓了，底层塌陷了。”“农民共同体——村庄意识从内涵稀薄化，滑向单一化、基本生存化。农民共同体意识总是冠以意识形态帽子作曲折表达，恰好掩盖和消解了农民共同体意识。如此恶性循环因人民公社终结而终结，但人心的荒芜、精神（包括村庄精神）的重建绝不是农作物春天播种秋天收获那么容易，历史性的残缺还得由历史的建设进行补偿。”（《后记：大地上曾经漫涌的“河流”——农民共同体一村庄（原乡）的耗散》）应该说，如果用古典时代“成王败寇”的历史观，或者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来解答这个命题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要追问的是这个业已普世化的命题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不存在差异性和区别性。在世界格局中，“当代政治”有没有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政治”格局中，参与到整个当代政治的“地方”有没有和“地方性”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特色呢？而每一个当代政治的“地方”的个人，有没有他们各自进入当代政治的个别性呢？《抵达昨日之河》其实就想写出“当代政治”进入中国传统乡村之后引发的物质和心灵的“暴动”，写出人和人性的卑琐和高贵、妥协和矜持。李伯勇所提供的文学的“杨盛铭”、“窑岭政治”是当代文学样本，同时也是一个当代政治样本。从这种意义上，“当代政治”对中国乡村版图的改写是不是又是一场失败呢？在这方面，我以为《抵达昨日之河》还可以将“当代政治”和“乡村传统”的复杂纠缠写得更深刻。
虽然事实上《抵达昨日之河》是一部相当出色的长篇小说，我还是倾向于不仅仅将李伯勇的这部作品作为一部小说来看。从这部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生活的作品，我仍明显地感觉21世纪行走乡村的思想呼吸。记得很多年前，朱学勤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思想史的失踪者》。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之前的“改革前”时代的民间思想家群落，因为当事人的一些在今天已经是拥有话语权的“知名人士”，那些“失踪者”成为了“归来人”，他们探寻的思想成了当今庙堂的一道道时髦亮丽的菜肴，他们早把些微具体的乡村置换成宽泛的山乡或大地，与渥浊的城市相对立，礼赞大地，从而坐实他们的现代乌托邦，于是思想者的自我形象又拔高了。文学上也有这样的时尚景象。从文学的角度，李伯勇似乎也不在我们文学的时尚话语中写作，他的《抵达昨日之河》，和此前出版的《恍惚远行》《旷野黄花》有着内在的精神一致性。虽然在我们这个轻阅读和浅阅读的文学时代，李伯勇的写作也许是“反潮流”。确实，李伯勇也从来没有在我们的写作潮流中。他是一个以思想见长、把思想赋予血肉情性的作家，固执得有时似乎在钻牛角尖。因而李伯勇总能让我们重温有思想深度小说的力量。我要追问的是，当下的体系化、学院化的知识生产，会不会使李伯勇这样始终行走乡间的民间思想者遗存成为我们资讯发达时代新的“失踪者”？
但我认为，在知识人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中，县城及其以下广大区域的“废乡”，已经不单纯地是乡村景观或者物质匮乏，而是有思想的知识人被不断从乡村抽离、掏空，李伯勇却是脚踏实地，正视乡村存之久矣的精神病灶，在时代的风声水响中聆听乡村有形无形的呼吸，让乡村的思想天籁般回响，这种有思想、接得上地气、扎得住根的作家更是值得我们尊敬。
2011年5月31日随园
李伯勇所著的《抵达昨日之河》讲述的是一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融入乡村最终失败的故事。
城镇知青刘彤在文革中受挫折，作单个知青插队下放，像一片叶子飘到南方小乡村窑岭。窑岭正掀批斗高潮，窑岭人挖坟，与祖先决裂，不要自己的历史，也讳言自家的历史。刘彤内心渴望革命却行动消极，受到大队冷落，落入窑岭生活的底层。他既是窑岭的旁观人，又是窑岭的新居民，接触窑岭各式各样的人，他慢慢知道了窑岭的历史，建立了对它的记忆，也由此融入窑岭。他目睹了窑岭一幕幕真实的生活：大队书记复职、再婚，推行极左做法；生产队长与多个女人关系暧昧；残疾的年轻房东从绝境中崛起，赢得了婚姻和家庭；在风风火火学大寨之下，饥荒一个接一个；队与队之间的纠结，杨家、马家等姓氏明争暗斗。窑岭加速瓦解，乡民加速离析。刘彤成了农民一分子，因有文化和做事认真而做了生产队干部。他自信与农民命运融为一体，积极谋划婚事和成家，做真正的扎根者，窑岭民众的代言者。他在扳倒大队书记的事变中挺身而出，以极左言语为农民也为自己鼓与呼，他觉得自己成了新时代的新农民，真正的窑岭人。
1971年窑岭又一次动荡。大队书记挺过难关再次执掌权力。窑岭人又一次变脸，矛头直指刘彤，给他加了许多罪状，却没人认他是窑岭人。刘彤才明白，他始终是窑岭的一个零余者，他融入窑岭彻底失败。
一个下乡知青十年的精神史；一个下乡知青十年的生活史；以一部小说宣告的不只是一场运动的失败。
李伯勇所著的《抵达昨日之河》涉及的知青和乡村的精神纠缠的复杂性在当代文学中不是陌生的话题。教师家庭出身、且受革命意识形态教育长大的知青刘彤，如同一片树叶融入南方乡村窑塘－窑岭而不可得，象征着知青身上那种政治意识形态融入乡村之难。时代的诡异在于，刚下放窑塘时正值窑岭人力图抛弃村庄意识和集体记忆，他却开始植入村庄意识和集体记忆，一是基于新鲜，二是基于生活的必需。窑岭以往的历史及集体记忆，窑岭“当下”的生活，以一种断断续续的、藏头露尾的、即时感受的方式（如传说、礼仪、习俗，人的性格、心理、无意识、命运）进入刘彤头脑中。他成为窑岭底层农民——融入村庄，有个有意和无意建立乡村集体记忆的过程。吊诡的是，受革命意识形态滋养的刘彤逐渐进入窑岭生活——村庄的深处，却是窑岭村庄名存实亡，农民主体精神——农民共同体消亡，农民根性消亡即农民原子化生存逐渐成为现实的时候，他的融入不但困难，而且无果，是悲剧性的，他始终是一个客居者、零余者。小说最后的一场“揭发会”，在窑岭结了婚、做了基层干部的刘彤却不是“窑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