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树》中，收录了作者何建斌经验和教训的代表作、最能体现自己“走转改”的代表作，以及长期的采访对象、同为文化专干出身、在作者的斗室里抵足而眠写出成名作《山杠爷》的李一清的作品研讨代表作。相反地，言论、散文则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主张。这文字既有温度又有思想。所有收录文章均按照发表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墙上树》是作者何建斌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作品集，作者曾担任南充某乡党委副书记，后进入南充日报社。收入书中的新闻作品以及评论、散文等，观点鲜明，情感饱满，催人向上，体现了作者较强的写作功底。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个人作品集。

第一辑 言论

 闪光的“拒礼本”

 陈旧思想一例

 切勿“见风使舵”

 如此报表为哪般？

 逼出来的浮夸

 浅谈领导者在群众文化活动突发性事变中的应变作用

 文化下乡与文化驻乡

 2350万元工业税收意味什么

 江东城区应在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中挑大粱

 让“掉角”营山成为“旗舰”营山

 车爬半坡正加油

 与文明同行

 南充崛起重在项目

 南充与《民主之澜》

 教育，就不应该困在“乱收费”

 城市公益设施建设也要“快”和“实”

 “十二五”末经济总量翻一番的底气

 城市升位市民素质也应“升位”

 风调雨顺话开局

 铁路现代化不能“贵族化”

 好形势更需精气神

 允忠且义诚信南充

 忠义诚信德贯神州

 破迷宫现真身利百姓

 吸烟的代价

 18名幼儿生命的呐喊

 隔离栏增高一分文明程度降低一分

 轮椅咋个过街？

 “事要解决”不能拖

 文化南充拥抱世界

 文化强市南充方略

 南充农民工全国好样的

 扛着历史我们前行

 选择性公布“毒大米”信息这样的“监督”有何意义？

 严惩“网络大谣”要出重拳

 文化旅游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

 广南高速不应只是一条路

 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扼住公车浪费的“七寸”

 2013再见2014你好

 吉祥马年回家过年

第二辑 新闻

 “浙江代表”的头痛事

 苦涩的“脆香甜”

 “脆香甜”如何由苦涩变香甜

 南部县脆香甜柚喜获丰收

 不迷信审稿是“三会”报道未出差错的重要一环

 又到果城橘红时

 《木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力作

第三辑 散文

 元旦之夜人民广场即景

 纪信后人为什么姓李

 酸菜面

 守苕种

 南充“三国文化游”的特色在哪里？

 千盘子

 二弟

 伙食团

 拖拉机

 碧峰峡纪行

 冬荒

 奥运随想

 过将军碑

 走马澳门，看顺畅交通

 三月廿九的响雷

 一座叫观绿岩的山

 七夕，妻子为我剪指甲

 墙上树

 忠义文化的活态传承

 那跳动的文化脉搏

 养在“深闺”金龙山

 秋说南充

 身为记者

 红苕

第四辑 报告文学

 春涛

 嘉陵江畔的文化明星

第五辑 戏剧小品

 老鼠该谁管

附辑 何齐作品选

 现代农业龙头企业引领“三农”发展

 不让留守儿童输在起跑线上

 《木铎》：嘉陵江文化的一次深度展示

 理想矛盾悲剧

 安哥拉，陌生的算术

 安哥拉：如火烈日下看春晚直播

后记

浅谈领导者在群众文化活动

突发性事变中的应变作用

领导者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的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组织领导作用，二是计划安排作用，三是应变作用。前两项作用是十分明了清晰的，本文不作赘述，只着重谈谈领导者在群众文化活动突发性事变中的应变作用。

什么是应变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在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领导者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偶然性突发事件和意外事件进行预测和采取当机立断随机应变的决策，以达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目的。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的领导者，犹如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员，在既定的战略部署不变的情况下，对战场上不断变化的形势作及时的分析、判断、预测，以不变应万变，及时应变随时变化了的险情。与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的其他作用相比，领导者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的组织领导作用和计划安排作用，都是在“和平”时期对各种方案进行理论和实际的论证、研究而实现的，既有充裕的时间，又有众“军师”参谋。而应变作用却不同，它不仅发生在“战时”，而且在瞬息之间。它要求领导者不仅对整个“战略部署”有相当的了解，而且能随着“战事”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战术”变动。无疑，领导者应变作用发挥的优劣显示着领导者的才能。

事实证明，领导者在群众文化活动突发性事变中的应变作用能充分发挥，那么，群众文化活动就会顺利、有序地按如期目标完成，取得满意的结果。反之，应变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小而言之，活动失败；大而言之，发生惨案。为什么在失败或发生惨案的群众文化活动中的领导者不能很好地发挥应变作用呢？大型的群众文化活动，少则千人多则万人，有些活动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参加者不是训练有素。因而，在事件的突发过程中，群众情绪随之陡然发生变化，心理难以持平，“保命”的本能使其失去理智。领导者难以及时控制事变的态势，即使作出应急决策，也往往难以立即实行。通过对具体案例和群众文化活动特点的分析，如下几个方面是制约领导者应变作用发挥的因素。

一、责任感不强，侥幸心严重。领导者在活动中凭经验、凭想当然，想到问题的这一面而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存在着严重的侥幸心理。责任感不强的领导者表现为要么远离现场，打“坐地冲锋”；要么把自己视为普通参与者。远离现场当然无法对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应变指挥，持普通参与者的心态也就不可能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二、优柔寡断，当断不断。领导者本人在事变突发时，惊慌失措，平时的“请示”、“研究”作风套住脑子，缠住手脚，优柔寡断，失去决策良机。由于决策的运用是有时间性和条件性的，此时为最佳决策，彼时就失去了最佳性。丧失良机，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三、墨守陈规，毫无变通。领导者长期养成的“唯上”、“唯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原则，使其在突发事件中囿于常法，毫无变通，不能突破常规程序，从而导致新情况下拿不出新决策。

四、知识浅薄，决策失误。由于领导者或者是专业知识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知识浅薄，使其在活动的突发性事变时不能站在高人一筹的角度作出符合理性的分析，使主观的决策不能适应客观的实际，决策出现盲目性。盲目的决策的后果不是使应变作用失效便是造成更大的损失。

五、经济效益考虑过多，忽视其他方面。群众文化活动的举办者，或多或少地受“赵公元帅”的诱惑，把不该精简的方面(如安全保卫)精简了，把不该增加的方面(如门票)增加了。搞群众文化活动而不按其规律办事，受到规律的惩罚就在所难免。

通过对领导者不能在群众文化活动突发性事变中充分发挥应变作用的因素的分析，不难得出应变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

1．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警惕性。作为群众文化活动的领导者，在拥有决策活动权力的同时，还必须想到自己的决策活动责任。法国著名管理学家法约尔说：“人们在想到权力时不会不想到责任，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补充，凡权力行使的地方，就有责任。”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警惕性是相辅相成的，领导者应同时具备这两种意识。

2．快速理智，当机立断。在群众文化活动突发性事变中，领导者在决策时要快速理智，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当机立断。在人潮汹涌的现场，特别要注意以“静”制“动”、以“冷”制“热”，切不可惊慌失措、乱了方寸，更不能优柔寡断。只有及时的决策，才有其实用价值。即使最英明正确的决策，过了时也会失去应有的价值和效力。要做到这点，领导者有必要进行思维敏捷性和心理素质的训练及培养，做到在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面前争得时间和主动。

3．知识广博，决策正确。领导者除了要懂得群众文化活动及其活动规律和特点等专业知识外，还要掌握其他方面如地理环境、水文环境、交通环境等诸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应变中提出理想的切实可行的正确决策。

4．思想解放，决策灵活。作为领导者，必须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原则性，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对非政策性的礼节，是完全可以精简和灵活运用的。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灵活的决策。灵活，是应变的一大要点。毛泽东同志说：灵活，是聪明的领导者“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理方法的一种才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62页)。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灵活的思想才能导出灵活的决策，只有灵活的决策才能做到不拘常法，随机应变。

P9-11

李一清

我老家的背后有座山，名叫老大山；半山腰有个垭，叫麻糖垭。我住麻糖垭下东边(西充凤鸣)，建斌住麻糖垭下西边(西充观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建斌与我同被招聘为西充县文化专干，他在青狮乡文化站工作，我在县文化馆上班。地缘上的相近，使我与建斌多了一份亲近；加上他也爱好写作，经常给文化馆我参与编辑的《西充文艺》投稿，散文、诗歌、小小说等，便又多了文友的情谊，因之，走得更近了。有了共同的爱好，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常常带着稿子来到我家，请我提修改意见，我们也常常就着一碟花生米、胡豆或豆干、腊肉，一杯老白干，边喝边聊。

一九八九年初，我与建斌聊天，说准备下乡采风、体验生活，他马上邀请我到青狮乡去，并说他兼任了乡政府伙食团“团长”，生活他自会照顾。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到了青狮。在青狮的一周时间里，一日三餐在伙食团就餐。晚上，就在建斌十平方米的寝室与他抵足而眠，鼾声与共。

在青狮，我从乡政府会议和乡广播站广播上得知，村干部在催收公粮、农税、提留以及治理村子等方面，采取适宜当地的不同的土办法，千方百计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把村子治理好。这些土办法，有的明显违法，但又管用。情、理、法在我脑中萦绕，白天采风，夜晚写作，有时写到深更半夜，烟抽完了，只好钻到床下把“烟锅巴”捡起来抗瘾。就这样，《山杠爷》初稿在建斌的寝室里完成了。

建斌是个实诚人，他看见我捡“烟锅巴”抽，身为“团长”，也没用公款给我买包烟。他不会抽烟，也许压根就没想起买烟。

文如其人。建斌写的很多东西，文字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朴实，天然去雕饰，激浊扬清，针砭时弊，眼光独到，视野辽阔，笔触犀利，一针见血，字字有声。比如：乡镇领导发展农业经济“逢贵就赶”的“见风使舵”决策方式，后任否定前任或一任之内后期否定前期，让农民吃尽了苦头(《切勿“见风使舵”》)；基层政府年度统计报表不真实、随意拔高、虚报浮夸，误导顶层设计(《如此报表为哪般？》《逼出来的浮夸》)；等等，他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又比如：他对一年一度热热闹闹的“文化下乡”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之大，“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不能仅靠文艺团体送文化下乡来解决”，“送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农村培养文艺人才，让“文化驻乡”(《文化下乡与文化驻乡》)。这一理论观点切合农村文化实际，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建斌热爱文字工作，达到“疯狂”的地步。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公务员的当下，他却弃官从文，到报社当记者、编辑。他的文字有思想，有温度，有锐度，有高度，有深度，流露真情实感，没有矫揉造作。比如：他说，应把广(元)南(充)高速建成景观带、旅游带、经济带，而不应只是停留在一条道路上(《广南高速不应只是一条路》)。又比如：一株长在近二十米高的水泥墙上的不知名的树，“高约一米，树冠不大，其貌不雍容，不华贵，甚至谈不上美……水泥墙上没有泥土，没有水，没有养分，也没人呵护，这树却在墙缝里生存了十年以上。酷暑的中午，室外温度至少在38℃以上，我的窗外，这株墙上树依然叶片青青地向前伸展着，没有一片卷曲。我揣测，它之所以能存活，靠的是墙体积蓄的尘灰，鸟儿的粪便以及落人夹缝中的雨水。显然，这些养分是不足的，十年几乎也没再长高就是明证。然而，就那么一点养分，它就活了下来，十年来，它长在六层楼高的墙体上，安静地俯视着忙碌的人们，见证城市的变化……它还常常让我想起我在外地打工的弟弟妹妹，以及像他们一样的无数打工者。在陌生的城市里，他们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安身，用自己的汗水和脊梁，铺就城市宽阔的大道，盖起城市高大的楼房，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空间，他们就能兴高采烈地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墙上树》)。这文字既有温度又有思想。

因文字，我与建斌结交近三十年，且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他喜欢喝酒，我烟酒都喜欢。他劝我戒烟，我请了他、张亚斌、王杰安、冯飞来我家喝“戒烟酒”，如此两次，烟未戒，瘾更大。喜看他的文集出版，欣然命笔，以致祝贺。

是为序。

二〇一四年初夏于南充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充市作家协会主席)

每每同学聚会，李化树(西华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欧阳明(南充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南充市顺庆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就要说，你应该把这些年发表的东西编成集子，这是一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

我总是诚惶诚恐，怕这些东西拿不出手，拜不到客。

他们就给我打气。

“你的《守苕种》，我看一遍就记忆犹新。竹竿上绑钉子，从牛肋巴门缝伸进生产队的苕洞偷红苕止饿的描写，很经典，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那样做的。”李化树说。

“你的《墙上树》对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状态的联想，十分贴切，文学就是要有这种思想，才有生命力。”欧阳明说。

他们的鼓励给了我勇气。

我也想，今年我就年过半百了，五十而知天命，对自己应该有个总结。

从1982年开始发表文章，至今已32年，发表文章数千篇，可没什么大的出息，篇幅占大头的新闻稿，属于应景式居多的易碎品，无法体现自己的思想、观点，因而我在集子里收录得很少，只是收录了经验和教训的代表作、最能体现自己“走转改”的代表作，以及长期的采访对象、同为文化专干出身、在我的斗室里抵足而眠写出成名作《山杠爷》的李一清的作品研讨代表作。相反地，言论(尽管大多数言论也是应景式的)、散文则能充分表达我的思想、观点、主张，虽属一家之言，但也自成一体，所以收录较多。所有收录文章均按照发

今年也是我参加工作30年。30年来，勤恳耕耘，广种薄收，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田坎和报纸，最后收入囊中的还有20多万元的房贷。

女儿何齐说，今年国庆节他们要举行婚礼。我与她妈妈没有什么财富送给他们，国庆节前出版这本集子，权当送给他们的精神礼物。

何建斌

甲午年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