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先生在后记中提及“钱师讲‘中国通史’的笔记时，有一段述及他很想以类似《廿二史札记》那样的体裁，来写《新廿五史札记》，或《宋史札记》、《明史札记》一类的书”。

钱穆曾说：“能得古人一语，便可深入研究。”实在钱师的每一语句，也犹如大海航行中的舵手，引导我们做学问的正确路向。

由钱穆口述的《讲学札记》供相关读者阅读。

1949年至1964年，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期间，所开课程计有“论语”“孟子”“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等十余种，同时期在校内外所作学术讲演，更是不可胜数。

1953年至1963年间，叶龙先生入读新亚，受业于钱穆，详尽记录和整理堂上讲课和学术讲演。20世纪70年代，叶龙先生择题外独白和讲学插叙语义精辟者，整理编写，经钱穆先生删改润饰，所计百余条讲学札记，分为思想与学术、历史讲论、文学评述、为学与做人、人物点评等五大类。每则“札记”均为已出版钱穆先生诸著作中所未见，简短但发人深省，极富学术和文化价值。

《讲学札记》下篇刊载钱穆与叶龙师徒二人的来往书信，从这些书信及叶龙为每一封书信增补的“案语”，可得知钱师生前对学生的爱护及提携，以及他在学术界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附录辑录叶龙为钱穆撰写的报刊专题文章，多方面描述钱穆为人及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包括著述及教学生涯的介绍、他对新亚书院的情意，以及其晚年人生课等。

繁体版序一 从听钱穆老师讲课说起

繁体版序二 讲学粹语富有学术文化价值

繁体版前言

上篇 钱穆讲学札记

壹 思想札记

贰 历史札记

论史评史类

历史考据类

农业经济类

叁 文学札记

肆 为学与做人札记

伍 人物点评札记

下篇 钱穆信函遗墨

附录 回忆钱穆先生

我们的家长——钱穆先生

论天人合一：宾四先生的亲身领悟

钱穆大师的教学及著述生涯

钱穆先生轶事——纪念钱穆宾四先生逝世一周年

钱穆宾四先生淡泊名利的一贯风格

钱穆宾四先生百年冥诞感言

繁体版编后记

出版后记

近八百年来，学术上有程朱陆王之争，有汉宋之争，而所争均以朱子为中心。陆王反朱子，然并未触及朱子之真面貌；汉学家反宋学反朱、亦未能说出朱子真相。黄梨洲、百家父子及全祖望三人完成《宋元学案》。然黎洲属王学，其讲述朱子便有所偏；全祖望亦偏于陆王，故《宋元学案》乃以陆王立场反朱子者。学者苟单从《宋元学案》来了解朱子，便难免有所偏。

学者如单从陆王研究理学，便不能了解朱子；然如本朱子立场来反对陆王，亦非是。盖朱子讲学在前，本不为反陆发也。又如站在朱子或陆王一边来看宋学，亦不能得其全，学者不可不注意。

王阳明讲良知，并非讲大学；刘蕺山讲诚意，亦非讲大学。我所谓讲义理，不必兼讲考据者在此。

近两日胃疾，卧床读崇祯时僧人释梦华《逆言》，书中批评儒道各家如庄老孟子及宋明理学诸家，皆甚佳，彼以佛经观点批评儒道，唯不限于某宗，评得语语中肯，实为一读通佛经及诸家学说之大哲通人。吾人如读通中国书，以之评核西方学说，亦无不可。

学者苟欲懂得王学，须先读《阳明年谱》，不当先看《传习录》；阳明如不早死，可能有王学之第四步、第五步之转变。江右王门所讲，其有道理。

学者如欲学阳明良知学，首当从自己日常生活悟起，空言无益。

阳明之学非不可讲，然甚难普遍提倡。吾人苟欲研究阳明学问，须先了解其生活历程。清儒讲阳明学者，吾最喜李二曲。二曲著作亦多。如欲了解阳明，当先读其年谱，再读其诗文，继而读《传习录》，则能了知阳明一生及其学术精神所在矣。如读李二曲书，亦当本此意寻之。

苟能精读一书，自能启发自己之识见聪明。朱子教人首先读《大学》；阳明开始亦读《大学》；王心斋成学前无师友，平时只看《大学》一篇。

王心斋乃自极穷约中体验得人生真谛者。

讲黄梨洲思想渊源，特须注意刘蕺山，因两人实有精神相通之点，此点唯章实斋说得最明白。

余最喜黎洲《明儒学案》之自序。

桐城派自居为得宋儒义理之传。曾国藩师法桐城，其所讲人生大道理，均散见于其所作文章中。

《说文解字诂林》一书中，并无义理可言。“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一语，非是。

每一个民族，均有其人人必读之书。自朱子起，六百年来人人必读之书为四书。《论语》、《孟子》为我国两千年来必读书。《大学》、《中庸》则为六百年来所定。余意《庄子》、《老子》亦当为必读书，固儒道两家已有两千年历史，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最久。

朱子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四书固当读。余意今日人人当必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四本书。姑名之日“新四书”可也。

中国人之道理，万变不离其宗，均包含在《论语》、《孟子》、《庄子》与《老子》四本书中矣。

《庄子》有三十三篇，此书最难读。如能读通此书，其他书亦易读了。故读《庄子》可训练读古书之能力。

余自十岁至十二岁爱看小说，如《水浒传》，亦兼看金圣叹之注。余十七岁读《庄子》。读古书一定要兼看注。郭象①注《庄子》最有名，但仍不易懂。清王先谦有《庄子集解》，亦可看。

中国佛家多读《庄子》，并有高僧作注。

余四十岁后作《庄子纂笺》，所引各家注凡三百家。历时两年完成。

庄子为战国时人，与孟子同时，惟孟、庄未曾晤面。孟子在政治上与各国关系多；庄子则少。最著者，庄子曾由好友惠施介绍见过梁惠王。此层，余在《先秦诸子系年》中已有详述。

余在香港，于一九五三年用白话撰《庄子小传》，述说庄子事迹，自认系惬意之作。

《庄子》共三十三篇，由晋郭象编纂成书。郭象以前，人谓《庄子》有五十二篇，但流传仅得三十三篇。计《内篇》七、《外篇》十五及《杂篇》十一。

《庄子》一书，其书名非著作者之名，乃学派之名称。因古人胸襟阔大，讲公理而不计个人名利。凡庄子弟子讲述乃师道理，或后学者发挥庄子之思想，均全并辑人《庄子》中。《内篇》始为庄子自撰；《外篇》为他人所撰；《杂篇》则为零碎未成篇之文。欲辨《庄子》一书之真伪，比较复杂。因书中有庄子亲撰者，有非庄子亲撰者；其中作品之撰成亦有早有迟。

P6-9

在新亚最初的四年中，从一九五三年秋季入学始，四年八个学期，我每年总会选读钱穆宾四师的一至两门课，我获发一本足够用四年以上的学生证，每一学期要在修习课程表上填妥所选修的课程、学分与周时，并由担任教授签名。我在头两年四个学期都请钱师签了名，第三年起由于偷懒，没有再请教授签名。但这“修课表”已成为饶有意义的历史文献，因为有钱穆老师的亲笔签名达七次之多。实在弥足珍贵。数月前，我整理旧书和文稿，偶然发现我的“修课表”，第一年选了钱师的“中国经济史”和“中国通史”；第二年是钱师的“中国文化史”；第三年是钱师的“庄子”和“中国文学史”；第四年是钱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时，钱师开的“韩（愈）文”及“诗经”是全体研究生必读的。我在大学部选读钱师的六门课都有详尽的笔记。

可幸的是，在一九九一年时，我把钱师所讲“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整理汇编成《中国经济史》。《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认为既然尚未发表，便有发表价值，于是在《信报》辟一“钱穆讲中国经济史”专栏，自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刊出首篇，题为《国学大师钱穆讲中国经济史》，这题目还是林行止先生拟的。下署“叶龙笔录”，直至一九九三年一月五日全稿刊完。至于最后一章《中国的水利问题》，则刊载于一九九一年八月的《信报月刊》。中国水利一文，一九九二年十月政协无锡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的《乡思集》亦予以转载。后来壹出版的周淑屏经理认为值得将此专栏刊印成书，遂成《中国经济史》上、下册，蒙林行止先生慨允出版此专书，不久销售一空，可惜未见再版以致缺售十余年至今。

由于我闲时翻阅钱穆老师历年来的讲课笔记，发觉笔记稿本中，钱师偶有谈及讲题以外的插叙，有时加插几句与主题无直接关系的独白，有时则插叙一段钱师多年来总结一个学术问题的结论，有的则是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或如何做人。我觉得如果把这些题外插叙一条一条的抽录出来，整理编写，最后再请宾四师删改润饰，编印成一本《钱穆先生讲学粹语》，那将启发我们后学，读之得益必宏。于是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某日写信给钱师，讲出上述一番计划。钱师首先回信答复的大意是：整理笔录往年讲课的札记固是佳事，但年湮代远，恐记忆不清，仅凭当时笔记，恐难整理。若时将笔记玩看，或可有益，若谋成书出版，此非易事。或便中就自己认为较有把握者，先搜索整理出两三则寄来一阅，再论其是否值得继续写下，如此庶不致浪费笔墨也。钱师此函之意，谓：抽摘笔记恐不易臻于完美，不妨先试写

数则寄阅，如值得才继续再写。写到此不妨谈一则轶事。此函之末，钱师有两行字责备我，道：不知穆之通讯地址，何不一询他人，岂有即写台北即可投递之理。可见弟之处事仍有毛病，可以推之也。

笔者受钱师之责备，十分有理。可是，钱师有所不知。此前，我住九龙美孚新邨时，“贪得意”试写一函。信封面只写“九龙叶龙收”，邮差先生竟然准确无误地把信送到我的美孚住所。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竟然可收到无详址的信，何况是钱师，堂堂一位国学大师，如果台北邮差先生投寄不到，那岂不是太弱智了？（一笑）

言归正传，我便搜索钱师历年讲课笔记本，用两张没有格子的道林纸，精心摘录整理了多条寄奉钱师审阅过目，看看是否能通过老师的慧眼道心，来函道：吾弟十五日来书已到，所寄各条已逐条改易数字，试细玩之，自可知写短篇札记亦殊不易。盼细加寻索，此后若络

续写来，当为络续改正。

整理钱师讲学札记，终于得老师允诺，可继续用心寻索摘录，寄奉钱师改正，约有十数通之多。钱师其中一函云：归后得弟书，关于前寄笔记稿，久已改过，而忘未付邮，今不知放何处，俟检出即当寄回，勿念。老师在百忙中仍不忘络续改正笔者寄去的讲学札记，十分难得，可见老师的重视。记得老师一九六四年新亚辞职后，他并未拿过新亚加入中文大学后的优厚薪金。但他辞职时坚拒以申请退休方式取得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坚持以辞职方式离开新亚，不带走一分一毫，这种读书人的硬骨头精神，今日已不多见。钱师辞职后，曾往星马任教一个短时期，当时彼方曾欲以国立大学高职聘请他，但师以水土不宜、胃部宿疾而返港，最后于一九六六年由港迁台北定居。

钱师定居台北后，经济十分拮据。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蒋复璁院长给他半天作学术研究的一个职位，月薪一万元台币；另一兼职是文化大学董事长张其昀晓峰先生请他教导该校文史哲研究所的博、硕士研究生，每周末下午到钱师府上听课一次，每月薪酬同上。可见老师生活的清苦，但老师在百忙中仍抽空改正寄给他的讲学粹语，使我感念师恩，何可忘怀。

至于复函中提及的“此次得获晤面，见弟神色尚佳，不为遏逆所摧折，深以为喜，盼自求进益！……人事时在变易中，惟贵能自有把握，则目前小小得失，终不足以限弟之前途也。”顺便

简单一提，此事指一九六六年，新亚成为中文大学一员时，李卓

敏校长爱护新亚研究所毕业旧生，准许重读一年，修几门课，写

一篇论文，通过后可获中大之硕士学位以方便就业，因先前新亚

大学部及研究所毕业的均是非英联邦承认的学位。此时哲学系唐

君毅主任外游，由谢幼伟教授全权代理系主任，并为我拟定《孟子哲学及其文学》论文题目。半年后，我的论文已完成，所修英文及数门哲学课程亦修读了一半，但唐教授回港后取回谢教授之职务，并无同意我之重修硕士。幸而钱师多次函请罗慷烈师及港大马蒙系主任，又得岭南书院黄丽文院长之助，终于完成了香港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最应感谢的是钱师和慷烈师；也得感谢何沛雄教授和马蒙主任及黄丽文院长。

再谈到钱师的讲学笔记，我曾函请钱师题为“讲学粹语”四字，以便将来出专书时作封面之用。但钱师覆函云：弟若寄笔记来，仍当代为过目删正。至于题笺，不欲下笔，其意乞谅。不愿称为“讲学粹语”，这是钱师为人之谦虚美德，在他心中，如将来能成书，只称“讲学札记”便可。月前我认识一位美国朋友，其父祁士德博士（Dr. Melvin Kieschnick）一九五七年时担任协同中学校长，曾亲自来九龙农圃道新亚书院邀请我到协同任教，今其哲嗣柯嘉豪先生受邀来港任教于理工大学文化系。他是斯坦福大学博士，曾任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达八年，说得一口流利的国语。他研究中国佛学史，早就听闻钱师的大名。当年我约他午膳，谈及如果有书店愿为钱师出版讲课中所摘录的笔记成专书的话，他毫不犹豫的答道：“应该名为《钱穆先生讲学粹语》才对。”他还说：“此书如出版，对后学必有启发，将来为中国学术必有贡献也。”

钱师虽然不欲以“讲学粹语”之名出书，但其中有一函曾亲笔写及此四字。不幸钱师八十四岁时病目，十分惋惜，此后他老人家已不能再删正我的笔录稿，但所幸钱师留下的数百条宝贵粹语，已足够为后来者学习研究提供莫大的启发。

叶　龙

一九九五年成稿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订正

钱穆先生所著《国史大纲》如今已成为中国通史类著作备受推崇的经典之作。事实上，钱穆先生在撰写《国史大纲》前，初仿赵翼《廿二史札记》体例，提出若干大题目，篇幅内容稍加扩大而成。可见，先生特别强调作为史学家，要能著史、评史和论史。

本书所收录整理百余条札记，正是钱穆先生饱读经典古籍刻苦钻研所得出的结论，如点出英国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的谬误、研读文学推荐的读本、写文章的重要技巧，甚至做人成才之途径，字字珠玑，极具学术价值，于后学大有裨益。

叶龙先生在后记中提及“钱师讲‘中国通史’的笔记，有一段述及他很想以类似《廿二史札记》那样的体裁，来写《新廿五史札记》，或《宋史札记》、《明史札记》一类的书”，“他不愿称‘讲学粹语’，只愿称‘札记’”。有鉴于此，中文简体版名以“讲学札记”，以遵钱穆先生之本意。

我们要特别感谢叶龙先生，让我们可以通过讲学札记和信札等多方面认识钱穆先生。在此，希望叶龙先生继续整理的书稿能够顺利出版，早日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