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寿先生于1948年,现为省诗词楹联学会理事,七星关区诗词楹联学会会长,《灵峰诗刊》主编。汪寿先多年来笔耕不辍,《苦旅鸣衷(共2册)》是其几十年人生苦旅的足迹和思想情感的点滴记录,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余万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构思缜密,文气十足,分为诗词卷、散文卷上下两集:诗词卷分为“故土纵情”、“军旅足音”、“感时放歌”、“情弦鸣衷”、“风流吟唱”、“神州漫步”、“域外拾韵”、“楹花联絮”把辑,收录诗词联500余首;散文卷分为“战地黄花”、“雪泥鸿爪”、“情海心帆”三辑,收录70余篇文章。
汪寿先生于民国末年,主要是长在红旗下,解放六十多年来,前三十年一直在不断的磨难中度过,历经“反右”斗争、“大跃进”、“三年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军后,在老挝战场上跑了几年,后又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解甲从政后,在复杂多变的宦海中沉浮。因此,总结自己的一生,是从艰难中跋涉过来的。跋涉也就是奋斗,这个过程充满了酸甜苦辣,充满了喜怒哀乐。把这些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的一小部分汇于笔端,就成了这本《苦旅鸣衷(共2册)》。这既是心灵的吟唱,也是心灵的呼唤,更是心灵的寄托,也就是本书的要旨。
芒塞,是上寮地区的一个“小平原”,是朗勃拉邦省的一个有名的地方,是上寮地区的一个中心。我国援老修筑的四条公路在这里交汇。第一条从我国磨憨口岸到芒塞,称为老西线。第二条从芒塞向西南到湄公河,称为新西线。第三条从芒塞向东到越南边境,称为老东线。第四条从芒塞向东南到桑怒,称为新东线。因此,只要一出国,芒塞是必经之地。
芒塞虽然是上寮地区的中心,但仅仅是地域上的中心。在这里,看不到楼群,看不到街道,看不到工厂,看不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空阔无边的坝子里,只有四周山脚下有几个稀稀落落的村庄,显得有些苍凉。
没有城市就谈不上工商业。据说,这里有一口盐井,每天产几十斤盐巴,足见其工业完全是一张白纸了。由于工商业的落后,这里的小商品十分匮乏,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牙膏、肥皂、锅、碗、瓢、盆之类,老百姓十分欢迎。只要有这些东西到那里,就可以换手表,甚至换鸦片。正因如此,部队管得特别严。
这里虽然没有城市,但自然风光很美。坝子平平展展,一望无垠。一条大河像一条银色的飘带从坝子中间流过。四周的山上,一年四季郁郁葱葱。河旁村头,一蓬蓬凤尾竹撑天而起。晴天,蓝天白云下,芒塞显得那样静谧。雨雾天,朦朦胧胧中那一蓬蓬凤尾竹像美人发一样倒垂着,显得有几分神秘。令我最难忘的还是那条清粼粼的河。我们每次到新东线完成任务回来都要在河里洗澡、洗车。新东线是刚修成或正在修的泥路,车队一过,灰尘满天。那时的解放牌没有空调,老挝天气又热,关着车窗受不了,开着窗子灰尘扑进来也受不了。简直是在蒸笼里开车,在泥汗里行车。每次回来,车是一身泥,人是一身灰。因此,总是一头扎进芒塞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再轻轻松松地回国。久而久之,大家都与芒塞河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很多时候,老挝小朋友,看到我们洗车,就光着屁股凑拢来看,只要我们手一挥“哈喽”,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地提起桶帮我们冲车,新奇和高兴得不得了。疲惫不堪的我们,能有这样的小帮手,乐得舒心不已。
在芒塞北面的4公里处,部队设有一个供应站。这是我们经常落脚的地方。一片遮天蔽日的翠竹林中,搭着几排油毛毡房。林间道路,幽幽静静,俨然一个天然公园。无论天气多热,一到这里就使人感到像焦渴中得了一杯甘醇,灼热中得了一缕清风,享受极了。芒塞河从旁边流过,潺潺水声如轻音乐般流进耳里。特别是在月下夜深人静时,那水声更加动人。我曾多次躺在床上难以人眠,只好跑到河边去坐上一阵。月光如水,竹影摇曳,流水潺潺。只有这时,你才体会得到什么叫月色之美,夜色之美,水声之美了。当然,这里的瘴气也非常严重。一天夜里,睡觉前有些闷热,我便把膀子露在外头,待一觉醒来后,膀子大有感觉,我的风湿大约也是在那里落下的。
站里有许多贵州毕节人。在异国土地上,看见老乡,特别亲切。尤其是医生聂宗志,热情好客,只要我们一到,都要叫我们到他“府”上去吹牛,还不时给我们弄点好吃的,使人感到非常温暖。以后我们便成了战友加朋友。
总之,芒塞是我们在老挝最值得怀念的地方,怀念那里的山,怀念那里的水,更怀念那里的人。P39-41
得知寿先战友要出书,我甚是高兴。他希望我能为他的《苦旅鸣衷》写几句话,我更是乐意。这是我们战友之间的情深所至,对于我也是一种荣誉。
在寿先面前,我是新兵,他是老兵,哪怕他才多当半年兵,我也得对他恭恭敬敬,这是我们军队的传统。说起我俩的友谊,那是再深不过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们同在贵州省军区工作,也许是他酷爱文艺的缘故,我俩常在一起谈天说地。他的为人,他的作品,他的谦卑,他的好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这么多年不见,但只要有人提及寿先,我眼前就会蹦出他那笑眯眯的样子。
寿先是汽车兵,1969年参军,执行的是援老抗美任务,8年间一直奔跑在中老线上。他算是地道的“国际主义战士”了。1979年初,他和前线官兵唱着我作曲的《战友之歌》参加了自卫还击作战。打完仗,他调到贵州独立师,随后在省军区后勤部当干事。
寿先十分谦逊而肯学,他作诗、弄通讯报道、写散文、搞行政、接物待客样样在行。可我就差劲了,除搞音乐和懂一点文学外,别的事“油盐不进”,“电话铃响都不接”,这是旁人给我的评价。所以在贵州省军区,我成了个“烫手的山芋”,让我转业到地方吧?又觉得人才可惜,留我在机关工作吧?又啥都不会。于是把我放到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坐家)。要不是我音乐创作屡获大奖,后来调进八一电影制片厂,哪有今天?
在党史办的那些日子,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搞作曲,也有了足够的空间与寿先等一批文人雅士交朋结友。那时,我居住的省军区俱乐部成了我们的自然聚会点。楼下有图书馆、排练场;楼上有阅览室、广播室、画室和钢琴房等。这座小楼走出过许多贵州顶级的文化名人:有美协主席、摄协主席、画院秘书长、剧作家、作曲家、作家、诗人、社长、总编等。我和寿先算其中之一。
在宁静的贵州省军区大院里,在葱茏的南厂林荫道上,不知留下了我和寿先多少漫步的脚印。我们谈些什么记不清楚了,我们有哪些梦想今天也忘记了。我想,如果你想知道寿先其人其事的话,那你最好去读一读他的这本《苦旅鸣衷》。诗词卷有“故土纵情”、“军旅足音”、“感时放歌”、“情弦鸣衷”、“风流吟唱”、“神州漫吟”、“域外拾韵”、“楹花联絮”。散文卷有“战地黄花”、“雪泥鸿爪”、“情海心帆”。这些都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感言。
寿先来信说:“我这一生命运太差,活得很苦。”而我却觉得他的这一生过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人到花甲,也该总结总结自己的一生了,说起苦与乐,大家都彼此彼此。而让我感到弥足珍贵的倒是战友之间那种纯真的情谊。
2013年5月10日于北京
本书取名为《苦旅鸣衷》,颇费了一番工夫。因诗文的内容涉及面大,难于把握一个中心取名,只好从人生的主线上去寻找题旨。而贯穿我这一生的,就是一个“苦”字。这可以说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的东西。个人的历史,有时就是国家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的缩影。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生于民国末年,主要是长在红旗下,按说无苦可言,其实这只是个大道理。解放六十多年来,前三十年一直在不断的磨难中度过,历经“反右”斗争、“大跃进”、“三年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是在这条颠簸着的大船上颠簸着过来,其苦不言而喻。参军后,在老挝战场上跑了几年,后又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其苦不言而喻。解甲从政后,在复杂多变的宦海中沉浮,常常呛水,苦头亦不少。因此,总结自己的一生,是从艰难中跋涉过来的。跋涉也就是奋斗,这个过程充满了酸甜苦辣,充满了喜怒哀乐。把这些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的一小部分汇于笔端,就成了这本书。这既是心灵的吟唱,也是心灵的呼唤,更是心灵的寄托,也就是本书的要旨。
此生从未想到要出书。过去几十年间,虽然写了一些东西,那完全是随兴而已。前些年时有诗朋文友促劝,但不出书的意念始终没有动摇过。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已届花甲有五,人生岁月已不是很多了,也许就在明天会突然告别这个世界,才猛然觉得时不我待,应该总结一下自己了。于是开始对积稿进行整理,也才有了这一结果。但无论怎么说,我的这些东西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仅仅是一个自我总结、自我交待、自我欣赏而已。
尽管是一部拙作,捣弄出来也是一件浩繁之事。幸得不少领导和友人关心支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傅传耀、八一电影制片厂作曲家杜兴成、地区原老领导张志侠和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傅立勇,手头工作堆积如山,仍然忙里偷闲为本书作序;区长刘建平、副区长唐兴全、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局长李明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高君儒、杨友全、吴森绪、翟显长等知交好友竭尽全力帮助校阅,并提出了很多中恳的建议;区人武部政委王华国、区文体广播电视旅游局局长徐兴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罗亚东、副主任朱岛毓同志也在各方面给予了方便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