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明、史亚黎编著的《辛亥革命在云南(云南之光百年辛亥回眸)》共分十一章分别是：从武昌起义到云南辛亥武装革命爆发、广泛的多民族群众基础、“同盟会”奠定的革命基础、雄厚的军事武装基础、辛亥革命前云南的反清武装斗争、云南辛亥武装革命大爆发、“南北各省之冠”的云南新政权、援川援黔作战、挟辛亥革命胜利之威入藏平叛、捍卫辛亥革命成果、制度更新歌乐土等内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有关云南辛亥革命的原因、经过、意义、成果等等。不仅是目前云南辛亥革命研究的集成之作，从出版过程及方式来看，也是全国多家人民出版社首次联合开展大型丛书出版合作的成功典范。

李晓明、史亚黎编著的《辛亥革命在云南(云南之光百年辛亥回眸)》内容简介：时光飞逝，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1921年，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十周年纪念时说：“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自觉，觉些甚么呢？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是永恒的主题。对于云南辛亥起义，蔡锷曾评价说：“云南反正，继湘、鄂之后援，倡黔、粤之先声，西南大局，视此为转移，影响民国，至为伟大。”

《辛亥革命在云南(云南之光百年辛亥回眸)》是一本历史研究类书籍。

第一章 从武昌起义到云南辛亥武装革命爆发

武昌城头一声枪响

云南率先响应武昌起义

第二章 广泛的多民族群众基础

抗法英雄刘永福

片马抗英斗争

边塞伟男刀安仁

第三章 “同盟会”奠定的革命基础

云南近代民主革命五大夫

创办《云南》杂志宣传革命思想

发动各界人士进行反清革命活动

第四章 雄厚的军事武装基础

讲武堂：清末民初最先进的军事学校

讲武堂的灵魂：总办李根源

讲武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学校

民主精神锻造的“革命熔炉”

第五章 辛亥革命前云南的反清武装斗争

1908年的河口起义

马西克兵变

杨振鸿发动的永昌起义

云南革命党人与广州起义

蔡锷到云南

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

山雨欲来风满楼

紧锣密鼓商定昆明起义

第六章 云南辛亥武装革命大爆发

腾越起义打响云南辛亥革命第一枪

昆明“重九起义”

朱德火线上被提拔为连长

奋力攻打军械局

拿下总督署，攻下五华山

昆明“重九起义”路线图

军民一心夺取的胜利

临安起义紧随后

云南辛亥武装革命的特点

第七章 “南北各省之冠”的云南新政权

第八章 援川援黔作战

朱德颂诗有三首

龙云、卢汉加入援川军

第九章 挟辛亥革命胜利之威入藏平叛

第十章 捍卫辛亥革命成果

中华民国成立

自编自演的卖国复辟丑剧

护国运动首先从云南开始

护国三军亮剑讨袁

袁世凯狗急跳墙

四川及湘西战场

滇桂边境和两广之战

云南境内的战斗

袁世凯一命归西

彪炳史册的云南辛亥革命和护国首义

第十一章 制度更新歌乐土

武昌城头一声枪响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的湖北武昌起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枪。在它的有力推动下，全国各地反清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迅速结束了清王朝260余年的统治，埋葬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辛亥武昌起义亦被称之为“武昌首义”，这场革命之所以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爆发，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有一定的偶然性，而绝非一个孤立的重大历史事件。

从1 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初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武装革命此起彼伏。清政府为挽救垂死的命运，提出和实行了某些“新政”：1906年抛出“预备立宪”，实行所谓的宪政改革，但实质上是加强皇族权力，引起立宪派的不满。1911年5月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有9名(其中7名是皇族)，汉族为4名，被人叫做“皇族内阁”，更让立宪派大失所望，甚至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着清王朝立宪改革的失败，在“西学东渐”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越来越多日愈觉醒的知识分子成立了许多革命社团组织，出版宣传民主思想的进步刊物，强烈呼吁、迫切要求改革现实。这时，即使在西南边陲云南的学生中，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高涨得不可以语言形容，每次集会都是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地说：‘要救国非推翻清王朝不成功，……清政府试图通过立宪来消弭革命，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反而唤醒了民众的觉醒。在这一历史时期，虽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因清政府的追捕、通缉而流亡国外，但他通过自己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不断地向国内输送革命力量，从1905年到辛亥革命前夕，已经组织发动了包括云南河口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内的10次武装起义。这10次起义尽管在清军的镇压下，都先后失败了，但却用鲜血和生命激励着不屈不挠的革命者，重新组织力量，随时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以革命风雷激荡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号中山。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国民党创始人，他一生志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1923年1月与苏联代表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改组国民党。次年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誓，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买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留下“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以“天下为公”的精神，毕其智慧、胆识、才干和生命，贡献给灾难深重的亿万中国同胞，被世人尊称为“国父”。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我们要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对孙中山革命的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当历史的车轮驶向19l 1年之时，清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借以维持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出卖给英、法、德、美等国银行使用，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各地的人民群众群情激愤，由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人之多。“保路会”每次集会，到会者动辄成千上万，尤以四川最为激烈，以反清斗争为焦点，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加之不堪清政府的剥削与压迫，民不聊生，全国哀鸿遍野，而这年进入夏季后，大雨滂沱，江河泛滥，长江两岸自宜昌以下成为重灾区，“号啼病泣之声闻数十里”，广大饥民“相约执竿蜂起”，发生的“抢米”风潮就有八九十次之多，进一步把内外交困、腐朽透顶的清王朝推到了火山口上。

武昌雄踞长江流域和中国大地中部，北望辽阔中原，控制着南北交通，有“九省通衢”之称。它是中国内地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商业的繁荣、贸易的发达仅次于上海。原湖广总督、洋务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张之洞在这里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相继兴建了枪械厂、炼铁厂、丝绸厂、火柴厂、面粉厂等一批近现代企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基础。因此，早在1904年7月，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等人就在武汉成立了科学补习所，秘密从事革命运动。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相继投入新军，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当科学补习所准备响应“华兴会”起义的计划失败受到牵连后，刘敬安又利用有合法地位的教会阅览室，于1906年组织了秘密的革命团体“日知会”，继续从事反清运动。1911年6月，汉口英租界捕房侦探无理打死人力车工人，当1000多名人力车工人聚集在英国巡捕房前，要求惩办凶手时，英国领事下令向工人开枪射击，大批清军赶赴现场，协同帝国主义镇压爱国群众，激起了全市工人的无比愤慨。武汉各界数万人集会，强烈抗议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暴行。而面对四川群众“保路”斗争的高涨，四川都督赵尔丰下令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数十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赵尔丰被称做反动残暴的“屠夫”。愤怒的四川人民掀起了武装暴动。清王朝为扑灭四川人民“保路运动”的反抗斗争，派出粤Jll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于是年6月率领部分湖北新军从武昌人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的力量大为减少，从客观上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而此时湖北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社”经过长期的秘密宣传和策动后，湖北新军中约有1／3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即五六千人倒戈，加入了这两个革命团体。武昌以“天时”、“地利”、 “人和”，形成了革命风暴的中心。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社”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关，共同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社”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联合反清。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6日(即中秋节)发动武装起义，并派人前往上海通过拍电报等办法，向尚在海外的孙中山请求派“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来武昌主持起义工作。然而，革命党人的活动很快被清廷湖北当局察觉，处处遭到提防，再加黄兴等人未能及时赶到武昌，致使起义延期。

10月9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而受伤。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准备起义用的旗帜、文告、印信等物件。起义秘密泄露，汉口革命机关遭到破坏。情急之中，蒋翊武决定当晚以炮营炮声为号在武昌发动起义，但城门已被下令关闭，城内戒备森严，两湖总督瑞徵与清朝新军第八镇(师)统制(师长)张彪正按名册抓捕革命党人，机关也遭到破坏，30多人被捕(内有两位女革命党人)，为首的彭楚藩、刘尧激和杨洪胜被杀，3个人的脑袋被示威性地挂在城头上。送信人也未能到达炮营，炮号未响，各标(团)、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系。蒋翊武等见事已至此，被迫出逃而走，起义计划流产。

第二天(即10月lO日)上午，已感到死亡严重威胁的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立即以自行秘密联络的方式，商定当晚以枪声为号提前发动起义，“死中求生”。于是，10月10日晚，新军第八工兵营“首先发难”，杀死前来镇压起义的反动军官，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随即占领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夺取武器。原“日知会”干事、工兵营左队队长吴兆麟被发动起义的官兵推举为I临时总指挥。起义军缴获步枪数万支，火炮数十门，各类弹药数十万发，为起义胜利奠定了基础。

驻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听到枪声后，立即举火为号，“奋起响应”，纷纷率队如决堤的洪水冲出营房，涌向楚望台。聚集了多达3000多人的起义军，立即兵分三路，在一片震天撼地的冲杀声中发起进攻。起义军经一夜激烈战斗，于次日天亮前占领了两湖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瑞徵慌忙乘“楚豫”号兵舰从长江逃走，张彪也弃城逃往汉口，整个武昌城掌控在起义军手中。江对岸的汉口、汉阳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lO月11日晚、10月12日光复了汉口和汉阳，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

起义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奉孙中山为领袖。由于孙中山当时远在美国，一时不可能赶回国内，直接组织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社”的领导人在起义前有的负伤，有的牺牲，有的出逃，均不在场，革命党人和立宪派骨干只得强推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为民政长，改国号为中华民国，立即发表《布告全国电》、《致满清政府电》和宣布“满洲”罪行的檄文，号召各省发动起义，“颠覆恶劣政府，建立共和国家”，迅速点燃了全国反清武装革命的熊熊烈火……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