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北求索（1910—1913）
1910年到1913年，是刘大白人生的第四个阶段。这是他积极进取的一个时期。他不仅对事业有了新的追求，而且对革命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过去的心理上感应革命、思想上支持革命，到积极参加和大胆宣传革命活动；同时，他又在包办下成了家，并开始了自由恋爱。这时期，无论是作为家庭成员的私人性身份还是作为社会人物的公众性身份，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总体上说，社会公众性身份已经抢占了主体位置：一个革命的积极分子和宣传者的角色遮蔽了作为丈夫、父亲的身份。正是这多重的身份，使刘大白的人生显得更加生动而真实。
一 北京谋职
如前所述，刘大白1909年考取拔贡，按当时的过渡办法，应该在朝考后“用为京官知县等项”。因此，1910年，杨柳吐绿的时节，刘大白带着他父亲的期望，告别亲友，起程北上，进京谋职。
他走之前，几位好友为其饯行。刘大白即席作《北上留别诸友》四首相赠，说明自己北上的原因，感谢朋友的饯别。且看第一首：
无端挟策入京畿，前路征尘欲上衣。
别意不随杯酒尽，梦魂肯逐布帆飞。
半生总为浮名误，一出堪羞远志非。
此去短游应易倦，未须良友寄当归。
这一首重在说明自己北上的原因。诗人说，我这半辈子都为虚名所误，一生没有远大志向，这次出去也感到十分羞怯。这干杯万盏也倾诉不尽离别的情意，朋友们的情意是不会忘记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随着我的行踪飞行的。好在这次出去时间不会很久，你们几位好朋友不必牵挂我，我会很快回来的。这里的“半生总为浮名误”就是他此次进京的重要原因。全诗饱含着对朋友的感激、安慰与缱绻难舍之情，也流露出对自己北上信心不足、结果难以预料的心绪。第二首进一步说明北上的原因。他说自己这样孱弱多病还长途驱车上京，是没有办法，是形势所迫，况且还有老父亲的殷切希望，就像当年的班生投笔从戎，苏李上书，都是不得已的，你们好朋友的情意倒是时时牵动我。因为在绍兴这个地方没有练就什么本领，还是可以回到当初不慕虚名的心愿上来。第三首重叙朋友情深，别离之苦。他说自己的歧路之行，朋友还饯别，很不好意思；好友别离，心里是不好受的；就是春风也伤别离，那门前的垂柳糁糁，也许它感应了我此时的心情。第四首进一步叙写别离之苦。因为没有办法挽留就喝饯别酒罢，唱罢阳关三叠，心里非常难过，你们不要担心我，那边也有人相助的，只是后悔不该跟着别人先于你们北上，心里总是装着朋友深情，还有父母的思念。可见，诗人的心情是很矛盾、很沉重的。
在第四首诗中，刘大白说“悔随祖荻著先鞭”，这个祖荻，自然是用典，但的确是有所指的。因为，与他同时中拔贡的还有山阴人邵元冲和会稽人甘荫棠、任乃大、冯学成4人。他们也应该“用为京官知县等项”。也许此前他们并不熟悉甚至不认识，没有交谊，但是当他们成为绍兴的同科拔贡后，相互之间就有了印象，这应该是无疑的。任乃大就是任瘦红。刘大白说：“瘦红名乃大，字右之，会稽县人。因为喜欢喝酒，常常改署侑卮。”他“所作旧诗词和骈体文，都有可观。虽然略嫌脆薄，但是笔致灵妙过人。”刘大白确实是与任瘦红等人一起去的。他说：“民国纪元前二年，我和他同游北京，同住山邑会馆；朝夕相见，常常相与谈笑，这是我两人订交之始。”他还擅长作联语，尤其是滑稽对。有人曾以“鱼雷艇”三字使他作对，并且说：“这是杀人利器，要用同类的物名作对才行”。他就说：“鸟烟枪”，恰好也是杀人利器。正是这样，他与刘大白志趣相投，到了北京以后，两人很快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这次北上谋职，是刘大白闯荡天涯的开始，也是他要脱离平庸的生活环境、逃脱种种丑恶社会关系的羁绊、谋求人生新境的开始。因此，虽然前途未卜，但他还是有一种摆脱束缚的舒畅，内心充满着期待，满怀壮志和信心。他和任瘦红等来到北京，就住进宣武区南半截胡同7号山邑会馆。山邑会馆是1826年以章学诚为首的几个浙江籍的京官筹建的山阴会稽两邑会馆的简称，浙江人尤其绍兴人进京办事情大都在这里落脚。刘大白在北京举目无亲，投宿山邑会馆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可以利用同乡的关系去谋职。刘大白和任瘦红朝夕相见，经常相与谈笑，一同唱和诗词，一时成为知交。他们同游北京的名胜古迹，自然不是单纯地饱览首都的风景，而是一边赏景，一边留心时事，打听消息，谋求职位。
然而，这个巍巍皇城并没有给初到者刘大白以美好的感觉。晚清末年，一方面朝廷内部政治腐败，相互倾轧；另一方面外敌频频入侵，帝国主义列强蚕食鲸吞，割地赔款，造成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这时，腐败的清王朝刚刚由宣统皇帝溥仪继位，溥仪年幼无知，遂由其父亲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代理朝政。为了苟延残喘，清政府一方面加紧推行君主立宪，另一方面残酷镇压革命者，并没有唯才是举、奋力图新的气息。因此，刘大白所看到的并不是那种恢弘壮阔的景象，而是“无奈春寒禁不得，空教芳信报花前”，“问讯花开竟未尝”，“大好名园春未遍，那堪风雨欲摧花”。正是这样，他们来到北京谋职，自然就不顺利。直到1910年的中秋，刘大白还没有谋到职位，他不仅时时产生思乡的幽怨，而且对这种险恶的环境充满愤怒。他控诉：“黄尘蔽天白日亏，魑魅昼现豺狼驰。百怪丛中一凤儿，誓不柄此恶木枝。”在这个地方，黄尘蔽日、魑魅昼现、豺狼横驰、百怪丛生，高洁的凤凰不与它们同流合污，怎么有生存的空间呢？他说：“问尔何力敌枭鸱，问尔何术避狐狸。”所以他发出了呐喊：“不如归去毋迟疑。呜呼！不如归去毋迟疑。”可见刘大白当时内心的怨愤。
北京世俗社会的暮气与委顿气象，使刘大白对面前的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较深的了解和体察。因此，他的主体心魂受到了猛烈的撞击，立刻产生了一种悲凉的情绪。于是，那种谋取职位、获得功名的愿望自然就降了热力：
放开双眼望长安，洗尽红尘热血寒。 文字苦无春夏气，功名已作梦泡观。
神京景物当前认，人海波澜冒险看。
浊酒浇愁愁更涌，陶然亭上且盘桓。
在这里，诗人睁大眼睛来看北京，却怎么也看不到希望的景致，触目可见的是闹市中喧嚣着的滚滚红尘。在这种时势中，自己不善应变，不会趋炎附势，其前途自然就很渺茫，博取功名的愿望自然就成了泡影。当他感悟到这种现象背后的真实情状的时候，他在北京谋职的一腔热血也就失去了热气，变得冰凉了。但人世险峻，并不能流露自己的真实感触，否则会招来生命危险，因而只能借酒浇愁，在陶然亭这种地方徘徊。可以说，刘大自感物伤时，产生了满腔愁绪，内心异常悲愤。
正是因为在北京有了这样的遭遇，所以刘大白对当时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就无形中增强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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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上半年，我决定到绍兴工作时，考虑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以曹禺为主的现当代戏剧研究恐怕会与学校的学科发展方向不甚一致，便想寻找另一个研究方向，双向而行，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学校。于是，我决定从两个方面人手寻找新的研究方向：一是将我的戏剧研究方向与绍兴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寻找一个新的点；二是抛开以往的研究，重新寻找一个全新的具有突破意义的方向。
经过一段时间的筛选，我锁定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鲁迅与戏剧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这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弱点，许多问题没有说清楚，就展开系列研究。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具有比较广阔的探讨空间。因此，有的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后来也对此展开了研究，有的还以此作了学位论文。二是刘大白研究。几十年来的刘大白研究往往被庸俗政治学主导，对他的认识比较片面，甚至存在不少误读，客观冷静的学理性的全面探讨还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学术上可以获得突破的重要课题，就确定了这个研究方向，决定为刘大白写一本评传。因此，当我做完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研究》课题后，就全力做这个项目了。
坦率地讲，做这个项目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多于做《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研究》。因为刘大白是十分复杂的研究对象，本身就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可以完成的课题。他学识渊博，经历复杂，有多方面的成就，蕴含着多学科的研究内容，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具有广泛的要求。尤其是，还存在下面三个致命的问题：
首先是史料与文献的缺失。因为以往学术界没有重视刘大白，对刘大白的史料和文献收集不完整，除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编辑出版的几种文集有重印或选集之外，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没有再对他的其他文献进行过收集整理，大量文献散落在各种原始的报刊中。虽然萧斌如的《刘大白研究资料》中编辑了《刘大白著述目录索引》（这个索引也还不完整，有不少文献没有收录），而发表的报刊完整保存下来的非常少，这就增加了难度。而已经编辑成集的文本，也不是轻易就能找到的。这成为做好这个课题的最大的拦路虎。
其次是研究成果很少，可以放心借鉴的成果不多。以往的研究中，许多事迹埋没了；许多史料不真实、不准确，以讹传讹的错误很多；一些关键性问题没有弄清楚，以文学性的想象居多，学理性的把握不足，不少材料初看起来可以，但是一推敲就发现存在很多问题，并不可靠。例如衙前农村小学校歌、湘湖师范校歌、浙江省图书馆落成记，等等，都是现代文学界没有注意到的；而刘大白的婚姻问题、中拔贡的时间问题、是否出家问题、加人同盟会的问题，等等，都是以讹传讹的。而刘大白何时加入光复会、何时接受无政府主义、为何1910年去北京、为何退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何1927年之后去从政、思想是否从此走向反动、有什么社会作为、《白屋遗诗》中的诗是否以前都没有发表过、他在《绍兴公报》发表过哪些文章、他有多少笔名和别名，等等，也都没有弄清楚。而且，还有很多问题看似有定论，实际上主观臆断性很强，经不起质疑，那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说法，不仅不能给本课题研究提供便利，反而增加了难度。
再次是受庸俗政治学的影响，对刘大白作出了并不客观、全面，甚至是错误的评价。因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成立了一党专政的反动政府。而刘大自在这时却到国民党专政下的浙江省政府教育厅当秘书，后来又到民国政府教育部任常任次长、政务次长和代理部务，似乎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同党。这使以往的研究者先人为主地认为他思想已经蜕变，所以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对他的人生作出不客观的评价，甚至对他的革命行动都讳莫如深。例如，刘大白参与领导和组织了萧山衙前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杭州党小组和青年团浙江省团组织的成立、《责任》杂志的发行都是在刘大白的寓所进行的，可是都不提及他；对他为何退出上海党小组的原因也做简单化的论断；而对于他的创作也简单对待，只是肯定他在“五四”初期描写底层苦难和社会矛盾的诗作。这些现象背后凝固着人们的思维定式，如何做出自己的评价，这是颇费精力的问题。
可以说，当初定下还刘大白以本来面目的研究目标是理想式的，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则很不容易。对于上述三个问题，我认为解决好第一个是关键。因此，我们除了系统地搜集已经出版的刘大白的诗文集之外，还奔赴各地去搜集和发掘刘大白散落的文学作品、文献资料和生平事迹材料，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资料。几年来，我们除了在笔者所在的绍兴文理学院和绍兴市的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里搜集之外，还先后到了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马来亚大学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师大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陕西师大图书馆、西北工大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吉林图书馆、黑龙江图书馆等30余家单位去搜集资料，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刘大白的文献，有不少新发现，这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刘大白打下了基础。同时，我们对刘大白常见的作品和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已有的研究文献和传记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甄别，而且考察了刘大白生活和工作过的平水、绍兴、衙前、杭州、上海、南京等地，访问了刘大白的后人、亲属以及相关的研究专家等。经过6年的工作，写出了这部《刘大白评传》，虽然还很粗疏，但总算有一个结果，勉强有了一个交代。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试图运用系统论观念，以文化为视角，融社会批评与主体剖析于一体，理清刘大白的生命旅程和思想发展脉络，全面审视其读书、创作、事业（从政）、交游和婚姻的基本状况，立体地展现作为文学家、革命者、教育家、思想文化先驱和学者等多种角色的刘大白的精神面貌，全面地展现其悲喜沉浮的一生，揭示他由晚清士子向现代先进知识分子转变的主客观原因，彰显其文学创作的特色和成就，认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卓越贡献。从而把握他始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领悟他在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典型意义。然而因为课题本身的难度，加上我们能力所限，虽然前后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和精力去尽心研究，但是否将一个比较完整真实的刘大白呈现出来了，我们诚恳地恭听读者的批评。不过，我想做的是抛砖引玉的工作，既然抛出了砖，自然也就并不感到有什么太多的遗憾；我相信，后来会有人做出完美的成果来，这就达到了我的目的。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师长、领导、朋友、同事和好心人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山大学黄修己先生、浙江大学吴秀明先生、浙江师范大学王嘉良先生、北京大学温儒敏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刘勇先生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吴义勤先生，对本课题研究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和指导，提出了宝贵的意见。黄修己、吴秀明和王嘉良三位先生还为本课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在炎热的夏天审读初稿，撰写专家推荐意见；定稿后，温儒敏先生还在百忙之中审读批改了文稿，做了许多详细的批改，并撰写饱含关爱的精美序文；刘勇先生和吴义勤先生还在资料信息的发掘和采集上予以了大力的帮助；南京大学丁帆先生和胡星亮先生、武汉大学陈国恩先生也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指导。他们宽厚的关爱与鼓励、期待和鞭策、指导和帮助，使本课题获得了力量源泉，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国务院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解思忠先生对本课题的研究予以了充分肯定，并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信函咨询，给予了诚挚的回复，作了切实的指导。我也深深地感谢他。
徐霞鸿记者鼎力相助在《绍兴晚报》上刊载广告信息，帮助寻找刘大白的后人，并热情提供有关研究资料；张迪先生热情地为我们联络刘大白的后人；俞志慧、何信恩、郑保华、王松泉、任在山、鲍有庚、鲍泽龙等先生也给予了帮助，热情地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线索和信息。尤其是81岁高龄的鲍有庚先生，主动找上门来，赠送他收集的资料，并到处联系和寻找资料信息，又仔细通读了60余万字的初稿。这种相助是无价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鞭策。在此我深表感谢。
刘大白的女儿刘缘子、外甥张乐平、外甥女郑行、张也频、刘螈，他们为本课题的研究给予了切实的帮助与支持。95岁高龄的刘缘子女士，专门从美国多次打电话来交流，解答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料，又认真审读了初稿；张乐平先生不仅先后两次专门从深圳赶来陪我到绍兴平水镇去调研，又专门从深圳赶到北京，陪我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去搜集资料，而且还提供了许多资料和珍藏的照片，并先后两次仔细审读了文稿；郑行也热情地专程陪我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去搜集资料；张也频也专门陪同我去平水调研；刘螈不仅到哈佛图书馆去搜集相关资料，而且专程从美国回来陪我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去寻找资料，并且先后两次认真仔细地校阅了全部文稿。他们的支持，大大推进了本课题的研究；他们以读者身份对文稿提出的客观中肯的修改意见，提高了本课题的研究质量；尤其是他们对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尊重和理解，增强了我们的研究动力，使本课题研究得以深入下去。为此，我深深地感谢他们。自然，我还要感谢金子良先生及其家属。金子良是金家过继给刘大白的孙子，先生已经80多岁，身体欠佳，居住在平水镇刘大白破旧的故居中，他不厌其烦地热情接待了我们多次的采访，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非常难得的资料。
当然，我要深深地感谢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特藏部和地方文献部的钱斌教授以及前述中外30多个图书馆、档案馆和纪念馆的领导和老师，他们在资料搜集上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为我的研究夯实了基础。
本课题的研究，还得到了课题组成员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周桂华、刘桂萍和周宜楠等同志不仅帮助发掘文献资料，而且还根据我的研究大纲和思想，协助我完成了部分研究初稿；刘璨、鲁雪莉、彭红平等同志分别在英国、日本以及我国的山西、广东、江西等地查找并整理了相关资料，在此对他们也表示感谢！
本课题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大力支持，在此致以深挚的谢意。
我深深地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领导和评审专家们。2012年1月，本课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这不仅解决了不足的研究经费，而且使我获得了更大的力量，更认真地完善了本课题的研究，提高了成果质量。
我感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领导。2009年，《越中现代著名作家系列研究》课题列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09JDYW01ZD），《刘大白评传》被列为子项目（编号：09JDYWO1ZD—1），使本课题研究得以全面启动。
我还深深地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会处的领导。2011年11月，在浙江省社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评审中，《刘大白评传》获得资助（立项编号为2011CBB25），大大促进了本课题的研究。
最后，我要感谢学校领导及科研处、越文化研究院的大力支持。学校为本课题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是我完成本课题的坚强后盾；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勤汗水的领导、编辑、校对、印制及其他同志。是他们的认真，确保了本书的出版质量。
刘大白是“五四”时期蜚声文坛的诗人，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在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刘大白的研究还很少，对他的生平事业也缺少了解。坊间流行的各种文学史倒是都提到刘大白，但通常只注意他早期少量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其实刘大白的诗作很多，有创作也有理论，特别是散文也写得很好，看来文学史应当给这位诗人更高的评价。过去对刘大白重视不够，跟单一化的政治鉴定有关，大概因为刘大白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脱党，又在国民政府担任过职务，参与过一些政治活动。他的人生历程和社会身份的确复杂，而以往的评判又过于简化。如果说过去是因为时代的限制，对这位复杂的诗人难以做深入的探讨，那么现在应当具备充分讨论的条件了。我们总不能忽视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刘家思先生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的《刘大白评传》第一次比较全面、清楚地描述了传主的生平事迹，并尽量给以有历史感的正面评价。这本较完整的《刘大白评传》，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位“五四”诗人，对“五四”新诗以及整个新文学发生发展的研究，乃至对二三十年代革命史、教育史、思想史的研究，以及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有所推进，或能提供某些重要参考。
刘大白早年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又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他还追求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还是自由主义者，思想可谓复杂；他从一个封建科举士子转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参加过光复会，又加人过共产党，参加过革命，又脱离革命，从文坛迈向政坛，担任过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要职，最终又退隐“江湖”；他是诗人、学者、革命者，又是官员，身份也的确复杂。刘大白的一生不能说有多少传奇性，却也很曲折，他的经历在“五四”后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这个人物是值得注意的，他的传记写作是有学术价值的。刘家思用评传的方式，有描写，有梳理，有论评，有阐发，对刘大白生平创作及其思想历程裁别有识。此书作为一种人物传记研究，是相当完整的。该评传根据所收集的大量原始材料，梳理出刘大白曲折的人生历程，力图将其文学创作、教育实践、革命经历、仕途升迁、社会活动、人际交往、爱情婚姻等诸多方面按照时序编织起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沉浮，同时也借一个人看一个时代，可以感触近百年历史变局中的某些色相和光影。
刘家思先生为了写这本评传，在材料收集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他花费多年时间，跑遍全国30多个图书馆、档案馆和纪念馆，访问许多相关人士，钩沉史实，详征逸闻，发掘了大量有关刘大白的文献资料。评传很多地方都是靠材料说话，纠正或者补充了以往对刘大白的某些误解或偏见。如刘大白是否逃过婚、出过家，他何时加入光复会，为何会退出上海党组，何时赴任民国浙江省教育厅秘书等等，这些情况以往没有弄清楚，甚至以讹传讹，这本评传都予以辨正，还原了刘大白的人生真相。
以往文学史给刘大白的地位，主要就是“初期白话诗人”。这本评传认为这样定位是不够的。书中发掘了刘大白很多被淹没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他的创作贡献不只是“五四”的抒情诗和描写农工的叙事诗，其他风格题材的诗作也很出色，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的一些优秀的诗篇仍然在一般水平的诗作之上。他的散文创作也有独特的成就。他是现代散文最早的尝试者之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在《绍兴公报》上发表杂文。“五四”时期编辑过《责任》、《午钟》、《黎明》等杂志，又有许多散文发表。其作品笔锋之锐利，思想之鲜明，在当时文坛上独树一帜。后来收入《白屋文话》、《白屋书信》等集的作品，只是其中一部分。作者发掘收集了刘大白四五百篇散文，大部分是以前学界从未提及的。例如《萧山衙前农村小学校校歌》、《湘湖师范校歌》、浙江一师教师“留经”《宣言》和《请愿书》、《浙江图书馆落成记》、《哥尔基在中国的生死》等等，是现代文学的重要实绩，也是研究刘大白的珍贵资料。该书对刘大白散文的研究，是一个突破。
历史总在不断重写。以往对“五四”可能是抬得过高，如今不少人却又将之贬损过甚，往往都是把现实的情绪召唤到历史的疆域中，丰富的历史就被简化了。我宁可多看一些散落的野史杂论，或者逸闻琐记，也不愿看所谓研究性的论著了。因为经过理论过滤、过于条理化的以论带史，已经失去史的精气，而野史逸闻之类的杂乱而朴素，多少还带有史的质感。读传记也是获取历史感的途径，当然，是那些有根据说实话的传记。刘家思这本评传起码能让人了解刘大白这样的复杂人物，了解曾有过的复杂的历史，以及曾有过的人心、政俗之变。读此书愈加感到，知人论世不容易，知人论史更不容易。
我本人对刘大白没有什么研究，读这本评传，迹其生平，仰扬咏叹，所获甚多。想到在学风浮泛的当今，刘家思能沉下心来做学问，写成这本扎实的评传，我为他高兴，也乐于介绍这部书给大家。
温儒敏
2011年10月20日于历城南院
刘大白是“五四”时期蜚声文坛的诗人，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在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
刘家思先生的《刘大白评传》第一次比较全面、清楚地描述了传主的生平事迹，并尽量给以有历史感的正面评价。
这本较完整的《刘大白评传》，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位“五四”诗人，对“五四”新诗以及整个新文学发生发展的研究，乃至对二三十年代革命史、教育史、思想史的研究，以及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有所推进，或能提供某些重要参考。
刘大白是新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在白话文、新诗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学术界关于刘大白的生平经历、文学创作、学术贡献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甚至出现了很多错误的认识和评价。针对此，刘家思编著的《刘大白评传》尽量详细地介绍刘大白的生平经历，对他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作了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