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三人，周作人比他小4岁，在东京学习文艺，与鲁迅一起长期从事翻译工作，从文学革命时代开始到《语丝》时期都是战友，后来思想发生分歧。鲁迅逝世之后，周作人成为北京文坛重要的评论家、随笔家。周建人比周作人小4岁，专攻生物学，活动于教育界和出版界，在上海定居后和鲁迅来往密切，虽然不太接触文学，但常搞一些翻译并写随笔之类的东西。周氏三兄弟颇有名气。
鲁迅的父亲在22岁时生下了鲁迅，37岁死去。鲁迅出生的时候，曾祖母和祖父还健在，曾祖母死于鲁迅12岁那一年年末。为了奔丧，翌年，时任北京中央政府官员的祖父回到家乡，并于当年秋天，受到杭州之狱的牵连。在此前后父亲病重，之前家里曾有四五十亩田地(在当时的江南可以称为大地主)，也许是因为祖父入狱、父亲病重，或者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家产丧失殆尽。鲁迅曾被寄养在母亲的亲属家中一段时间，也曾去过当铺。祖父在他留学期间逝世，他并没有因此回国。
他6岁进入私塾，因为那时还没有学校，所以进私塾是中产家庭普遍的修学方式。他在那里受到了传统的儒家教育。18岁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海军学校)学习，第二年进陆师学堂(陆军学校)附属的矿路学堂(采矿专业)，在那里学习三年之后毕业。1902年作为官费学生留学日本。
在鲁迅家人的关系当中，最不可理解的就是祖父，鲁迅的文章从未提及关于祖父的事情。《朝花夕拾》中关于父亲写了很多，但是祖父却一次也没有登场。在《自传》[6]中曾写过“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而避开了祖父这个词。(这个词曾在晚年的信中首次出现，但是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据周作人所讲，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学士”，也即是经过正规渠道选拔的中央政府的高官，但另一方面，却是和蔼可亲的人，曾“表扬过我读小说”。祖父入狱期间，周作人曾被祖父的妾领着，多次到狱中探望，后来周作人追忆往事时对祖父仍是充满了怀念(周作人也没有写过祖父为什么入狱)。不过鲁迅好像一次也没有探望过祖父，即使探望过在文章中也没有提及。
鲁迅对祖父的感情我们不得而知，相对而言，对于父亲的感情却甚为清楚。父亲也是读书人，可能由于体弱多病的原因，他既未踏上仕途，也没有走上理财之道。在鲁迅的笔下，他教育孩子严格得近于冷酷，在家庭内是专制暴君式的典型的父亲。鲁迅虽然这样描写父亲，但是对他在旧的封建家庭中所表现出来的父爱还是很怀念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周作人却不太提及父亲)。在家道中落的时候，父亲身染来历不明的重病，并且拒绝服用那昂贵的不知所云的中药。目睹这一切的鲁迅，后来因此而立志学医，也是源于他对环境的憎恶。
曾经有过富裕的生活而突然陷入贫困之中的人生体验，对他这个自尊心强而又多愁善感的少年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他在《自传》中写道：寄宿在亲戚家的时候，“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在少年时代的记忆里，他拼死地反抗着周围人抛过来的同情的白眼，就在那种氛围中长大。《阿Q正传》中，有一段是描写饥饿的阿Q去尼姑庵偷萝卜时途中的情况，道两旁排列着好多食品店，阿Q却连看都不看，因为他知道那些都不是他所求的东西。这种心理，不是流浪农民的心理。我以为，难道不是幼年时的人生启示在鲁迅身上逐渐生长起来后进而附在了阿Q身上吗？
这种体验对鲁迅的影响根深蒂固，相反，周作人却不受其左右，是由于两个人的气质不同，还是在家中兄弟所处的地位不同？应该考虑年龄条件之差所造成对同一打击的反应不同。对这一打击接受的微妙差异，给以后两个人的长时间的纠纷——鲁迅那种想要保护兄弟之情而不能，和在这种压迫之中的周作人的自由的举止，以及以此为条件的两人在外人面前显示出来的好兄弟似的共同工作——赋予了条件，同时它也伴随他们一生，兄弟间一直存在着深不可解的不和(这种不和在传记中还没有被研究过)。如果不考虑鲁迅所承受过而周作人没有承受过的屈辱性的打击(由此也可以看出二人和祖父的关系不同，但由于祖父本人在传记中一直没有出现，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则无论我们怎样设想他们亲情的隔阂，也解不开这种兄弟关系的谜团。那种屈辱恐怕影响了鲁迅一生。他最后从中解脱出来是在晚年，也就是在他以自己有可能是穷人朋友的眼光回顾自己，把人生出发点的启示作为启示来得以确认的时候(参照1935年8月24日鲁迅写给刘军[7]的信)。
一般没落的读书人不是成为幕僚(官吏的私人秘书)就是成为商人，而鲁迅对二者却都不喜欢(《自传》)。或者是因为他不能忍受那种生活，要么就是他不能抑制自己的进取心之故。他选择的道路是向母亲索要一点点旅费，离开故乡，进入官费培养技术人员的学校。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进步的官僚正在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提倡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富国强兵政策，其中方法之一就是在各地建立学堂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官僚们一直认为欧洲的优势只在于技术方面)(这种保守派内进步人士的运动经过戊戌变法到义和团叛乱而遭受挫折)。对于既丧失了传统的地盘又多少有些霸气的青年来说，那是个未知的世界。老人们越是担心“向洋人出卖灵魂”就越能激起他们难以抑制的冒险心理，那个世界也就越具魅力。尽管鲁迅在传统的世界里长大，但家道中落使他从传统中解放出来，他对陌生“新学”的向往，以及环境与经济方面的压力，都使他坚定了离开家里、满足自己的求学愿望的决心。这是很自然的，或者对他来说这是唯一的道路。
鲁迅幼年时代的气质特征有以下三点：一是喜欢画本。虽说是画本，那时候还没有以儿童为对象的，只是木版或者石刻的小说的插图、画谱或者是《山海经》、《毛诗品物图考》之类，最多也就是当时发行的铜版风俗画《点石斋画丛》。他经常临摹那些画本，但自己没有画过。这种爱好也只是任其自然发展。后来虽然他曾经一度奖励复制和创作版画，也对儿童画表示了强烈的关心，但不论是东洋画还是西洋画，在绘画领域他都没有更深的介入(这也许是他对字体有兴趣，但对美术书却不太关心的缘故)。二是他从幼时就对稗史类感兴趣。这一方面使他后来向小说史的研究方面发展，另一方面则沿着传统的治学之路，进行乡土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并且结合第一个特征进行了古画像的收集和研究。三是他的异常敏锐的正义感和对不正常人伦关系的本能的诅咒情感。在《朝花夕拾》中，他对《二十四孝图》的虚伪的憎恨，其实显示了他一直以来的感情经历。所谓“孝”这种封建道德，对他来说比恶更早一步使他幼年的心灵里开始了对大人的世界充满恐惧感，非如此，《狂人日记》就可能不会成为超越伦理道德性抗争的作品。作为一种萌芽，这种感情早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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