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订立城下之盟的《南京条约》到奕诗坐上皇帝的宝座，有十年中外相安的安定和平时期，十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太短促，但对战败的中国实在是难得的机遇，抓住机遇，只争朝夕，奋发图强，改变一下积贫积弱的现实，谁能说中国没有希望？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来之不易的机遇又一次在虚幻的迷梦中流逝。战败者(清政府)既不以战败为耻，自然无所谓冼雪国耻了。至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民心已失，更不在话下了。
咸丰皇帝20岁登上皇位，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很想有所作为，他觉得，再不能像父皇那样浑浑噩噩，弄得国势阽危。没有直接资料证明咸丰对先父的外交政策妄置一词，而其登极伊始的所作所为，的确使人感到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朝气，有着扶“大厦”之将倾的胆略。试看，他把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的宗室耆英降职，说他“抑民以媚外，罔顾国家”，给大清帝国带来耻辱，罪有应得。同时，给因禁烟、抗英而遭贬的林则徐平反昭雪，重新录用。这带有拨乱反正意味的举措，虽难说他公然向英国等西方列强发出挑战信号，但至少出了一口郁积胸中的恶气。他不服输。
咸丰长在深宫之中，对外界，特别是对“夷”(西方列强)情毫无所知。要防“夷”·治“夷”，非知“夷”不可。咸丰三年(1853年)他命武英殿修书处将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一书进呈。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书中提出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命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师夷”就是以“夷”为师，学习西方先进的造船制炮技术以及养兵练兵之法，目的是为了“制夷”。要想让至高无上的大清帝国皇帝放下架子去“师夷”，谁都不敢想象。究竟如何“制夷”？他当然要寻求行之有效的方略。可是“上帝”(这里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因其信奉基督教故称)硬是不给他时间，还差一点儿没把他的老窝给端了，这使他欲伸国威而有所不能了。而国内大乱的局面又为“洋祸”的卷土重来制造了良机，陷他于尴尬难堪的境地。“苦命天子”咸丰可谓雪上加霜，祸不单行，三叹“命苦”！
“洋祸”的卷土重来起于修约交涉，又是英国一马当先。
所谓“修约”，无非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条约内容，增加新的条款，扩大在华利益。修约要求本身并不是“无理的”，《中美望厦条约》第34条就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法黄埔条约》也有相应的条款。尽管《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没有这样的内容，但英国援引“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享有同样的权利。咸丰四年(1854年)，《南京条约》满十二年，英国率先提出修约要求。法、美本来应到咸丰六年(1856年)才有资格提出修约，这时也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与英国桴鼓呼应。修约问题提了出来。
既然“修约”要求提了出来，咸丰皇帝就该面对现实，派员堂堂正正进行修约谈判，“稍有变通”。英法等国旨在利用中国内乱之机进行外交讹诈，并不希望诉诸武力，咸丰更不愿意开辟“第二条战线”，国内战争早已使他焦头烂额。可是“修约”成为导向战争的起点，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问题出在两广总督叶名琛身上。P9-12
这本书原名为《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初版于1999年，作为“关键之年”丛书，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初版“后记”中，笔者有这样几段文字，说明写这本书的初衷：
记得几年前，有位前辈寄来他的新著，令我吃惊的是，书的发行量还不足500册。是该书没有价值吗？绝对不是。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它是一本纯而又纯的学术著作。史学“曲高和寡”，从来被视为理所当然，可是为什么不能让“曲高和众”起来？“历史”能否松开板起的面孔变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些？
毫无疑问，“历史”应该是属于全民族、全人类的，而不应是史学家的“专利”。作为“历史”的载体，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承传”历史，让历史走近现实，接近大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历史”走出史学界，走向大众，应该是一种(不是唯一)选择。史学工作者理应学会推销自己的“产品”。
让历史鲜活起来，史学才有“市场”。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属这方面的上乘之作，茅海建先生的《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诗》、黄兴涛先生的《闲话辜鸿铭》等，也做过有益的尝试。可惜这类有血有肉、文字清新可读而又不失历史之尊的史学著作太少了。本书也只是一种尝试，但究竟做得如何，心中没底，只好请读者来评说了。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借鉴了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这些都尽可能在书中一一注明了。如果说本书写出了些新意，那也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
本书再版之际，对出版社及责任编辑付出的劳动表示由衷感谢。
池子华
2014年10月10日于苏州大学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农历辛酉年。
新年已至。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寻常百姓，无不备置年货，恭迎春神驾幸，求赐福禄寿考。东西南北中，新春气氛正浓。
一元复始，大吉大庆，本该喜气洋洋，可是“行在”热河的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宁却愁容满面，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往年此时，作为大清国皇帝的他，在京师接受文武百官隆礼贺喜，而如今，名为“巡幸”，实际上还不如说“落难”来得恰当。对落难者来说，佳节之日更难耐。
咸丰皇帝临时驻跸的“行在”热河，又称避暑山庄、承德离宫、热河行宫，地处京师东北，距京约两百余公里，是塞外少见的景色幽美的去处。山庄周围群山起伏，苍莽雄劲，峰峦怪石，奇异突兀；山上林木丰茂，郁郁葱葱；更兼滦河、武烈河(古称热河，承德亦有热河之称，热河行宫即由此得名)蜿蜒流淌，山水辉映，风光旖旎，美不胜收，难怪清人揆叙、蒋廷锡、张廷玉等人在《恭注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跋》赞叹不止：“自京师东北行，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至热河而形势融汇，蔚然深秀。故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
热河行宫是先帝们给奕诗留下的遗产。它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年粗成，其后屡经扩建、改造，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才算完工，历时87载。行宫占地八千四百多亩，规模宏大，可称园林之最。行宫内建筑百余处，错落有致，康熙皇帝以四字题名的三十六景和乾隆皇帝以三字题名的三十六景合称“七十二景”点缀其问，取法自然，融南、北园林于一体，极富情趣。烟波致爽、芝径云堤、无暑清凉、万壑松风、曲水荷香、云帆月舫、澄波叠翠、青枫绿屿、梨花伴月、金莲映日、长虹饮练……这些名称，令人遐想，徜徉其间，可使人乐不思蜀。咸丰皇帝也许会由衷地慨叹先帝们如此会享乐。建造行宫，费银无算，这些都是从平民百姓身上榨出来的，曾使几多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也。”(《清朝野史大观》第1卷，《承德避暑山庄》)这两句颇为流行的民谚，正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揭示。民怨的种子早已深埋，这岂不是先帝们给他留下的另一份“遗产”？
热河是避暑胜地，咸丰皇帝来此当然不是为避暑，初来之时，已是金秋时节。几个月过去了，眼下到了年关，虽说热河的冬景别具情调，但他无心消受。随扈的大臣们努力铺张仪典，皇上仍意甚寥落，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挨过大年初一，初二(1861年2月11日)即决定回銮日期，但终究没能遂愿，直到这年秋天躺卧在梓宫(棺材)里，才被抬回京师……
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关键”正随着咸丰皇帝的沦落凋零而展开，中国历史由此发生大转折。
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农历辛酉年，列强公使进驻京师，三大拥兵割据的农民起义军与咸丰帝“争山”，总理衙门“开印”办公，洋务内阁诞生，曾国藩夺取了剿灭太平天国的关键一役，咸丰皇帝驾崩，“北京政变”爆发，新的新政治体制建立，中国历史由此大转折……
池子华编写的《咸丰十一年》运用丰富翔实的史料，以咸丰十一年前后的关键事件和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记事，写人，梳理天朝向近代的历史走向。事件鲜活生动，人物有血有肉，文字清新可读而不失历史之尊。
不堪回首的“洋祸”、天子“蒙尘”、诅咒“上帝”、大海蛟螭、养痈遗……池子华编写的《咸丰十一年》运用丰富翔实的史料，以咸丰十一年前后的关键事件和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记事，写人，梳理天朝向近代的历史走向。事件鲜活生动，人物有血有肉，文字清新可读而不失历史之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