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轶编著的《西北偏北的海拔》由四部分组成，包括用时间概念作定语的“春日之思”和“秋日之书”与用空间概念作定语的“低河之上”和“雪山之侧”。“春日之思”，实际上应该是真正的“诗之余”，或者是比分行的诗歌更加繁复一些的抒情文字；“秋日之书”，集中了一个爱书者与书结缘的故事片断和读书时的偶有所得；在“雪山之侧”中，我表达了对青海的怀多而感激；“低河之上”则是我对陇中故乡的历史、人物和风俗深切的缅怀，或许它风格怪异，但其中包含了我对生我养我那片土地的赞美。每一辑的文章基本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但有个别篇目因为风格相近，联在一起，未按时间顺序安排。

《星宿海文丛》所辑6位作家的6部作品，有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诗歌，几乎涵盖了文学体裁的所有门类。这些作品接续了青海地方文学的文脉，拓展了青海文学的视野，显示了我省青年作家朴素、高雅，不随流、不媚俗的文学追求，整个文丛闪耀着严肃文学的肌理和光泽。

马海轶编著《西北偏北的海拔》为其中一册。

《西北偏北的海拔》的出版，对于推动本土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聚集青海的文学力量，促进文化青海的建设，产生积极的意义。

春日之思

 在语词的密林里

 流年碎影

 星夜里的词汇

 太阳花带走我的梦

 让风自由地吹拂

 乡村母亲肖像

 秋后花农嫁姑娘

 黄昏里的两兄弟

 向北伸展的春天

 风雨来临之前

 与鸟一起飞向天堂

 走过文字之家

 时间带我往前走

 声音

低河之上

 低河浮世绘

 低河：少年与书

 寻找传说

 我的国王兄长

 在低河上孤单生长

 低河上的祖母

 带着我们的家神流浪

 在时光旅程中的变迁与保留

雪山之侧

 恰似在河流中

 在河流声中成长

 岳家村怀想

 车窗外的风景

 相遇

 草原车站

 落叶他乡树

 从双寨到吉尔孟

 精神万岁

 陈蕃先生的弟子

 西部人

 阳光打在地上

 两岸青麦

 隐居与天葬

秋日之书

 狄欧若恩的灯笼

 1994年遇见巴拉耶娃

 另一个海明威

 波兰小路上的辛姆波斯卡

 三毛的选择

 傅雷之死

 傍晚之歌

 美丽逼迫我至死方休

 大雪中走来的林冲

 风雨过后说廊桥

 沉默的麦田收割者

 世纪之交的虚妄与喧嚷

 青海：中年与书

后记

黄昏里的两兄弟

通常我们说“黄昏降临”只是一种习惯，其实黄昏是一种巨大的上升。黄昏选择一片靠近水边的草地，落下它的脚趾，然后停顿一瞬，接着它向山坡的高处攀援，步履看似缓慢，实际上它以神奇的速度越过山涧，越过悬崖，转眼间黄昏站在最高的峰巅，它一边喘息——我们经常听见这种巨大的喧嚣，一边回首四顾——对于黑暗来临之前美好的回光返照我们早已熟谙。最后，黄昏凌空而起，向着无垠的天际，向着最后一抹橙红的晚霞飞升。这时，起自所有低地的黑暗蔓延、融合，连接着自南向北、从低到高的两条线，而这两条分割光明与黑暗的线交叉并迅速地旋转，在这锋面之下，光亮越来越少，黑暗愈来愈浓。

这就是我们侧身其中的黄昏时刻。它是一条和黎明同样重要的分界线。黎明是行动的开始——短暂的白昼里挤满了动词，空气旋转，阳光炽热。这些动词拥挤着、扭结着、诅咒着，艰难行进。在汗水的泥泞里，在匆忙和逼迫中，灵魂缄默着。黄昏是行动的结束，在山林里，在田野里，在城市，在乡村，那些活动着的手戛然而止，停在裙带边，停在嘴角，停在言词的深处。这时，灵魂复活，诗歌在梦的边缘萌芽。谢尔盖·叶赛宁总是在黄昏上升的时刻开始书写：

黄昏点燃它蓝色的烛光

用晚星把我的途程照亮

仿佛他刚刚从梦中醒来，仿佛一切都很不错，安静、细腻的黄昏已经为他点燃了蓝色的烛光。旅途一派诗意，他即将从这里出发，走向北方有雪的夜晚——无论是积雪还是飞雪，都能和月光融在一起，透明地泻着，均匀地平铺着，但雪和月光永远盖不住白桦林，盖不住道路，盖不住星辰的反光。诗人就行进在这些盖不住的物事之间，欣赏、吟哦、沉思、冥想，他真的成了大自然创造的一个器官，是的，此刻他就仿佛是一双精妙无双的耳朵：

夜色如同美妙的歌声

夜色的声音“那么虚无缥缈，人类的耳朵简直没有办法听见”，但叶赛宁还是听到了，比拟了，说出来了。他是否拥有一个异常纯粹的灵魂？他是否就是我们之中的一个精灵？通过下面的诗句，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是一双精微的眼睛：

词句的群星在枝叶上闪光

通过他的眼睛，光明、生命和诗歌共同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从未领略过如此的纯净和优美。这是第一次，从此便难以忘怀。大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幸运。叶赛宁把它随随便便赠予了我们：

微黄的月光把四周照亮

往事又浮上我的心头

他又成为一颗心灵，擅长于即景抒情、擅长于回忆的心灵。往事抵达心灵是否就是此行的目的？这很难推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诗人从黄昏出发，同时到达的必然还有精神的家园。那还是在寒冷的北方，在黄昏以后，在更深的夜色里，雪和光融在一起，轻泻着、平铺着，盖不住道路，盖不住向往，通向白桦林，通向爱情的宫殿。叶赛宁把我们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在这里，我获得启发，再次体会卡尔维诺的话：“上帝的心智比人的心智高超得无限，但是人的心智不应该受到轻视，或者被看得无足轻重，因为它也是上帝创造的”，我感谢叶赛宁给我又增添了一份荣光和自豪。

这就是叶赛宁的黄昏，他表达了“田野的哀愁”，但这哀愁来自于尘世的沧桑，来自于多情的心灵对生活十全十美的期待。它是古典的，优雅的，通过这哀愁，我们会更深刻地体味喜悦和幸福。所以，叶赛宁的黄昏、夜晚、月光、星辰、树木、积雪本身都是美好的，是哀而不伤的，无一例外，由“棕黄月亮”拉着的雪橇都能抵达黎明，抵达明天，他永远不会像海子那样：

黄昏，我梦见我的死亡

中国诗人海子怀着一种难以言传的伤感多次抒写对黄昏的向往和爱。此爱没有前因后果，突如其来。现实太坚硬、太沉重，现实太让我们沉湎其中了。因此，这种纯粹的抒情和卓异的想像太罕见，太珍贵。海子由此也成为最接近本质的歌手：还给自己、还给人们那些久已失去和还未有过的东西。

妈妈，妈妈

你面朝谷仓

脚踏黄昏

我知道你日见衰老

代表空间的谷仓与标志时间的黄昏将妈妈定格，但不能阻止妈妈的日见衰老，这是多么残酷的真实啊！在无可救药的绝望和悲伤中，再重复“妈妈”这个双音节词，已不再是呼告，而是灵魂的颤栗了。

爱你的时刻

住在旧粮仓里

写诗在黄昏

海子是最后的，唯一的，绝望的。这个判断在上面所引的两节诗里找到了依据。对他而言，从爱得到的欢欣远逊于这爱终将逝去所引发的悲哀。同时，从这爱里人们找不到那怕是一丝半星当代的浅薄，没有物质主义泛滥的城市，没有霓虹灯下的咖啡屋和贴面舞厅，更没有爱妻号洗衣机、太太口服液，而是黄昏，而是旧粮仓。在行将被万点灯火解构的黄昏里，在久已废置不用的粮仓里，端坐着孤独的歌者，我们听见他在说：

黄昏是我的故乡

P46-49

整整20年前的1989年，我社曾推出以我省中青年作家为主的《西海文学丛书》，以为青海地方文学接续文脉，聚集力量，推动本土文化的发展。

文化，或者文明的形成，从来是需要经过漫长积累、艰辛努力而致。文学作品更是作为基础性的因素，对一个时代发挥着精神层面的积极影响。今天，我社推出《星宿海文丛》，即缘于这样一种认识，缘于我们对当下时代的一种理解和判断。

那些埋头工作的作家和诗人，无论曾游牧雪域、草原，或耕作于河湟谷地，或在戈壁独对旷原，在守住寂寞的同时，也守住了亘古至今的普遍价值，尽管这种价值变换着形式，然其本质不变。在一个仍在崛起的青藏高原上，我们能够看到，文学的星宿海正在汇聚和生成，成为惊心动魄的风景。

我从自己诗歌和文学评论以外的文字中选择、编辑了《西北偏北的海拔》。我不知道这本书的体例是“散文”还是“随笔”，因为在我这个文学的门外汉看来，这部书稿里既有散文，也有随笔。我想，从狭义上说，它们中的一些篇什或许不是文学，而从广义上说，它们或许都是文学。就我现在对写作的认知来说，这样的区分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了。有意义的是，在过去20年，在所谓业余的空闲时间，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惬意的消遣方式，一个字一个字，我写下了这些作品。它们是不同岁月、不同空间、不同感情和不同想像的产物。但现在，趁着结集出版的机会，它们自然而然团聚了，而且被排列整齐，以一本书的形式被保存起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它们也将共同佐证或者诉说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和我的生活。对此，我深感满意。

这本书稿由四部分组成，包括用时间概念作定语的“春日之思”和“秋日之书”与用空间概念作定语的“低河之上”和“雪山之侧”。“春日之思”，实际上应该是真正的“诗之余”，或者是比分行的诗歌更加繁复一些的抒情文字；“秋日之书”，集中了一个爱书者与书结缘的故事片断和读书时的偶有所得；在“雪山之侧”中，我表达了对青海的怀多而感激；“低河之上”则是我对陇中故乡的历史、人物和风俗深切的缅怀，或许它风格怪异，但其中包含了我对生我养我那片土地的赞美。每一辑的文章基本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但有个别篇目因为风格相近，联在一起，未按时间顺序安排。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可以在哲学学士和法学学士之间选择一个学位证书，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哲学。我永远记得，在1989年比较紧张和混乱的那段日子里，我坐在空空的教室给弟弟写信的情景，那些信摘录了大量的哲学流派简介，充斥着过多自以为很酷的哲学感想。这些信至今仍存放在马丁书柜的某一个角落。此后许多年，我虽没有成为哲学博士，但读书和写作时，我却有意无意回应着我此生唯一的学位证书。与照彻世界的阳光相比，我更关注阳光下的阴影以及阴影连着的黑夜；与沸腾的生活相比，我花了更多的工夫了解死亡；与现世惊心动魄的欲望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还要相信灵魂存在。从一般的常识说，一个写作的人，是敢于生活，敢于撒野，敢于决斗，敢于死亡的英勇者。而我不是这种人，单单内心的历险和想像就足以使我胆怯，使我不相信死亡。我相信，许多东西还不是结束的时候，许多东西没有结束的时候。这些对生活、生命的基本观点，带着执拗的追问神情，在“秋日之书”里反复显现。

青海是我的第二故乡。20世纪80年代，我来到青海，来到海西州的关角山下。在布哈河的涛声中，我像一棵黑刺楔人青海的肌肤，青海的气质一点一滴进入我的血脉。后来，我来到了干净清爽的西宁。从此，我的书房建在青海，我的女儿生在青海，我精神流浪的里程碑竖立在青海。当我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一旦起意回家，首先想起的就是“青海”。“雪山之侧”的文字试图说清我与青海之间生活与心灵上复杂的联系。在《青海在精神纬度中的位置》一文中，我写道：“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这样长的时间，我和青海足以水乳交融，物我偕忘……我知道青海在地图上的位置，我也知道青海在我生活和精神上的位置。”

我比较看重“低河之上”这一部分的文字。我不是在城市的小巷道歪戴军帽、斜叼香烟成长起来的，我是在山区，在村庄，在广阔而贫瘠的土地上长大的。这命运在我的岁月和生活里烫下深深的烙印，我认同并接受这命运，我感谢那无法选择、无法逃避的疼痛，这些疼痛中的一部分如今已变成健康的基础。在假日闲暇里，我无限怀念乡村。同样，我不是读《安娜·卡列尼娜》焕发文学热情的，而是读马尔克斯、福克纳和斯坦贝克的作品被启迪的。这使得我开始低河的言说时就面对着高耸入云的雪山。我无法攀上峰顶，但它们为我指明了方向。我写低河的第一篇作品就是方向明确的作品。今天，比较《赵大师傅没落记》与《金子唱歌人发狂》，我看不出这其中还隔着18年的时光。我的诗歌呈现了一个不断变化和成熟的过程，但我关于低河的作品，当初就是成熟的，基调和风格一以贯之，直到今天，我还为这种坚定和坚持感到自豪。

我看重这一部分作品，或许还另有原因。这些文字中提及的故事和人物并不是可以对号入座、经得起考证的纪实之作，它完全是精神上的想像和游戏之作。要写出我真正的低河故乡，困难不在于它有多么复杂，而在于它过于简单。譬如那里的人，的确有不同的姓氏，不同的父母和家世，千姿百态的相貌表情。但下定决心要描述他们，真正开始观察他们时，我就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如此相像：同样扁平松懈的面孔，同样呈现暗黄色的肤色基调，同样不规则的7个窟窿；同样的佝偻、迟缓和沮丧，同样的毫无生气。从神态动作中简直无法辨认区别他们，他们的脑袋就像是一块大的土疙瘩。他们同样没有情欲。说到情欲，你甚至看不出他们的男女性别特征，同样粗燥的皮肤，同样突出的关节，同样厚重沉闷的声音，同样模糊的身体线条。你难以想像在他们身上还潜伏着另一个幽灵，鼓励着他们在夜晚来临时散发柔情并且紧紧拥抱。他们只是出于惯性或者本能，移动着笨拙的、吱吱作响的身体，碰到另一个同样的身体，短暂的接触，片刻的窒息，然后分开，然后怀孕了，生养了。他们说的是同一种听起来非常执拗的方言，他们是同一种生存方式，朝天一把籽种，然后狗瞅星星般等待着秋天的收获。他们是同一种命运，那就是人人不得好死：无外乎乐死、气死、撑死或者饿死。1959年大饥饿，成千上万人倒下，做了遍地的饿殍；1961年粮食丰收，许多劫后余生的幸运儿被活活撑死；在平常的年月里，有一个家伙，打工攒钱，攒到1万这个他以为的天文数字时，活活乐死了；另一个家伙，歇工后吃一小块油馍馍，吃着吃着就噎死了；第三个家伙，晚上睡觉时翻身，从炕头掉到地上跌死了。

据说画出许多鸡蛋中某一个的特征，就能成为伟大的达·芬奇，又据说写出饭店门口无数个车夫中某一个的特征，就能成为莫泊桑。我承认用伟大的现实主义手法，我的能力远远不能把一个低河人从一群低河人中区分出来。我无力真实地写出我曾经的左邻右舍、我的乡亲以及他们无聊又平常生活中的深刻。但我已经说过，我对那片土地满怀深情，我不能不回想往昔。于是我沿着一条未经验证的山间小道，去寻找想像中的低河。在这些文字中，我没有批评，没有叹息，我不想指手画脚，我划掉了习惯性写下的大段议论。我甚至没有感到悲哀，我哪里有权力悲天悯人？但我知道，我怀着真挚的感情，赞美了生我养我的故土。

小的时候，我最大的爱好是集火柴盒。一个一个积攒，攒到足够的数量，就可以用它们组合不同形状的新东西，这几乎接近一个需要耐心和丰富想像力的游戏。我认识到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文学与其他价值观一样，正襟危坐显然沦落为一种滑稽的姿态，用传统的口吻教诲别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举起双手赞成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所以，在《秘密的季节》里，有一组总标题是“游戏”诗，题目下引用了康拉德·朗格的名言。当然，作为游戏的文字也可以是非常严肃的——莎士比亚、博尔赫斯、乔伊斯、卡夫卡、昆德拉的面目严肃得好像大理石，但他们都是顶级的游戏者。“丢手绢”是一个人对大家的游戏；“捉迷藏”是大家找一个人，或者一个人找另一个人的游戏；而集火柴盒是一个人自己的游戏。我们用火柴的时代惊人地贫穷，为了节约一枚火柴和半两灯油，不惜早睡两个钟头。所以集火柴盒的过程非常缓慢，要有非凡的耐心。足够长的时间之后，火柴盒才有一定的数量。也是在雨天，外面没有什么农活干，他们在捉迷藏，而我把小盒子搭配、组合、拼装成一个新的形体。做出来了，如果喜欢，可以保存下来，如果不喜欢，拆掉重来。如此反复，直到天黑。当他们因为找不到彼此而大声哭泣时，我则为自己微笑。我之所以描述这个游戏的过程，我是想说，我抱着与此相同的态度来写作，我始终认为写作是耐心的游戏，想像的游戏，自我的游戏。

从1980年代算起，我也有将近30年的写作经历了，虽然偶尔从镜子里看见“早生华发”，但我并不着急。我似乎不慌不忙，始终用自己的速度行进。既然是游戏，今天太阳落下，明天可以继续，也可以放弃。能够如此，我要感谢老天爷，我不必指望用中午到达的稿费买晚饭，我也不指望通过在文学界暴得大名赢得人生的价值或尊严。我也不会把自己藏在文字里，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打着灯笼找我。但我能够如此，最重要的是我曾经有过的“文学理想”，即使现在还有，它已经改变。一个非专业的人的写作不是沉重的事情，也是不需要想太多的事情，写作是纯属个人的秘密。与那些用各种各样手艺做出物件来的劳动相比，一般的写作毫无出奇之处，更不要说什么“非凡”甚至“伟大”。但我可能还要继续下去，因为我逐渐熟悉、习惯并喜欢这种度过生活闲暇而进入生命的方式。在写作时，我千百次地尝试用词语建造出空间，我选择其中足够结实和美观的，尝试把所谓的心灵安顿在其中，独自微笑或者哭泣。但我不想因此而打扰朋友和陌生人，这是我唯一能留给自己的奢侈享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到了最后时刻，别人夸耀他有金丝楠木的棺材，而我则庆幸自己拥有词语的陋室。现在，我只能对你说：“你看，我就喜欢这种消遣，有什么办法？”

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我由衷地感谢青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班果先生，他管理着一个庞大的专业机构，每天有无数重要的事情处理，但他却没有忘记我和我的文字，他的决定让一个梦想变成了现实；感谢马非兄、敬华君、德风女士，他们的努力保证了这本书以最少的谬误、最美的面目呈现给朋友们；感谢中央美术学院陈琦教授，他慷慨地允诺我的书中使用他的版画作品，这些美丽的图画映照着我的文字；最后，我要感谢工艺美术大师文岩老，他为我画了扉页上需要的头像，他笔下生花，使我的形象看起来更接近一个大人物。最后我要说的是，这么多朋友的关照和劳动，会使我的文字骤然增值，可以肯定，某一天，当它摆脱电子版而成为一本真实的书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会大吃一惊，继而是长久的喜悦和感激。

马海轶

2009年3月1日

西宁海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