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反复推荐！

为什么社会的繁荣反而会加速革命的到来？为什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反倒激怒了人民？为什么人们变得越来越相似，却又彼此漠不关心？革命与改革有什么不同，两者一定都会引起流血和动乱吗？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以史鉴今，未雨绸缪，做一个有准备的人！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力求不带任何偏见，力求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以事实判断作为价值判断的前提。“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人们发现，革命何以发生，何时发生，有何后果，对于那些仍然坚持专制制度的国家来说，依然是无法预料的事情。革命的发生并非因民不聊生，希望往往蕴含着更大的危险。它颠覆了所有人对革命的“常识”。

中国正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人们对于变革的渴望日益浓烈。对变局和改革不能没有思想准备和危机意识，“改革”中如何避免“革命”，民主和平等都需要自由来支撑。

前言

第一卷

第一章 人们对大革命爆发时的评论分歧

第二章 大革命根本与终极的目的并不是如人们所想，在于摧毁宗教权力与剥夺政治权力

第三章 为什么说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的形式所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由是什么？

第四章 为什么整个欧洲都拥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又是怎样处在了崩溃之中的

第五章 法国革命有何特别的功绩

第二卷

第一章 为何封建权利在法国较之在其他国家更让人民憎恶

第二章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非如人们所说是大革命与帝国的业绩

第三章 今天的政府管理监督，仍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第四章 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第五章 中央集权制是如何进入并取代了旧政治权力，而不予摧毁

第六章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第七章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是怎样成为了这样的国家，它的首都取得了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收了整个帝国的精华

第八章 在法国，人们变得相互之间极为相似

第九章 这些如此相似的人是如何比之前更加分割成了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毁灭和各阶级的分离是怎样导致了让旧制度灭亡的一切弊病

第十一章 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与对大革命的影响

第十二章 即便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得以进步，但为什么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还不如13世纪

第三卷

第一章 到18世纪中期，文人是怎样成为了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又怎样

第二章 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非宗教倾向何以造成了一种普遍居优的激情，其对大革命的特点有着怎样的影响

第三章 为什么法国人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第四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为什么繁荣反倒加快了大革命的进程

第五章 为什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反倒激怒了人民

第六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第七章 为什么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变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它的结果怎样

第八章 大革命是怎样从过去的事物中自动产生的

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为大革命做准备的全部思想情感中，就严格意义上而言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既是最后一个出现，同时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很早之前，人们就已经在摇撼政府的古老大厦，在它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却还没有提到自由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伏尔泰思考得很少。他在英国的三年让其看到了自由，却没能让他热爱自由。英国人随意地传播的怀疑论哲学让他心折，但他们的政治法律对他的触动却很小，他更多地关注的是其缺陷而非其优点。在他有关英国书信的杰作之中，他谈得最少的就是议会。事实是，他真正羡慕的是英国人的学术自由，而不是他们的政治自由，就好像即便没有政治自由，学术自由也仍然能够永存于世。

在快到18世纪中叶之时，出现了许多专门论述公共行政问题的作家，由于他们提出的很多原则都具有相似性，人们就把他们命名为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从历史上看，经济学派的名头不如哲学家响亮，对大革命的贡献也许也少于哲学家。但是，我以为，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才能对大革命的真正本性进行最好的研究。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哲学家基本上就没有走出过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抽象的思想，经济学派也没有脱离理论，但他们的理论与事实离得更近。一些人在讲述可以想象到的事，另一些人则指出应该去做怎样的事。在大革命以后摧毁的所有制度都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在他们眼中，没有哪种制度是能够被宽容的。相反，由大革命所创造的一切制度，都是他们早就予以宣布并狂热地鼓吹的；人们很难从中找到即便是一种制度，不是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找到大革命的全部最基本的内容。

此外，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我们已经早就非常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不但对某些特权表示憎恨，对等级的划分也让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即便那只是奴役中的平等。所有阻碍他们计划的东西都会被粉碎。他们对契约并不尊重，对私人权利也没有丝毫尊重，准确地说，在他们的眼中，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私人权利，只存在公共利益。总而言之，他们是一些品行温良、平和仁慈的人，是正直的法官和干练的行政官，然而，他们受到的是服从于他们事业的特殊才华的指引。

对过往之事，经济学派表现得十分鄙视。勒特罗纳曾经这样说道：“无数世纪以来，国家一直被错误原则所统治：仿佛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从这样的一种思想开始，他们投入了工作。不管是哪一种古老的、在法国历史上看上去根基深厚的制度，只要它对他们有一丁点妨碍，不利于他们的计划，他们就会要求将其废除。其中有人曾经建议，要求一次性地取消一切旧的领土划分，改变所有省名，40年后制宪议会付诸实施。

当自由制度的思想出现在他们的头脑中之前，经济学派就已经具备了之后由大革命执行的社会行政改革思想。他们的确十分赞成食品的自由交易，赞成在工商业中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他们却根本没有加以考虑，甚至当政治自由偶尔出现在他们的想象中时，他们最初的反应是予以排斥。从一开始，大多数人就极力反对设立议会，反对地方附属政权，总之，反对不同时期在一切自由民族中建立的、为了维持中央权力平衡的平衡力量。魁奈(Quesnay)说：“在政府中设立平衡力量制度是一个有害的思想。”魁奈的一个友人说：“人们据之设想出的平衡力量制度的议论，事实上不过是一种虚构。”

他们创造出来的用以对付政府滥用权力的唯一保证就是公共教育，魁奈曾经这样说道，“如果国民是有教养的，专制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他的一位弟子则说：“人们惊异于政府滥用权力所带来的灾难，他们想出了数不胜数但毫无用处的手段，却忽视了唯一真正能起作用的手段，那就是关于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的普遍、持续不断的公共教育。”他们显然是想要利用这些文学性的胡思乱想，以之替代全部的政治保障。P214-218

可以肯定，我现在发表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早就有人栩栩如生地写过，我不想再去重复。这本书是对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1789年，法国人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民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最大努力，把自己的命运一分为二，把过去与将来分隔在一道鸿沟的两边。为此，他们小心谨慎，害怕将以往的东西带到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规定了各种各样的限制，要把自己塑造成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模样。他们全力以赴地要让自己焕然一新。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在这项极为独特的事业中，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与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相比，要小许多。我坚信，他们在无意识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甚至可以说，他们正是使用这一切去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残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即便这并不是他们情愿做的事情。因此，如果想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就需要暂时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法国抛诸脑后，而去考察那早已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我在这里想要做的就是这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所付出的努力与我想象中的相比，更加艰苦。

有关君主制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历史，已经有大量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们不仅知道了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也清楚了其不同时期的法律、习惯、政府精神与民族精神。但对18世纪，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花心思同样地、详细地加以研究。

我们自以为对18世纪的法国非常了解，是因为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闪耀在它表面上的那道光芒，是因为我们手中有当时最杰出人物的历史细节，是因为机智或雄辩的批评家们，早已让我们对18世纪那些声名赫赫的大作家们的著作耳熟能详了。但是，对于当时处理事务的具体方式、各种制度的真实实施状况、各阶级相互之间的准确地位、被人视若无睹的阶级的境况与感情，直到其舆论风尚，我们拥有的都不过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甚至往往是错误的认识。

我想要深入到的，是旧制度的心脏。它同我们在年代上离得非常近，只是因为大革命，才将之与我们分隔开来。

为达到目的，我不但重新阅读了18世纪的名著，还研究了相当数量不怎么知名也不应该知名的著作，这些著作算不上精耕细作的作品，却更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我仔细地阅读了全部公共文告。大革命前夜，在这些公共文告中，法国人尽情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与好恶。省三级会议和后来省议会的会议记录，就此为我提供了相当多的启示。对1789年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我进行了重点的研究。这些陈情书的手稿长达数卷之多，它们是法国旧社会的遗嘱，体现了它的最高愿望，也真实地反映它的终极意志。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献。但是，我认为它还不够。

在行政机构强大的国家里，思想、梦想、痛苦、利益和情绪，早晚有一天会暴露在政府的面前。在大量翻阅了政府档案之后，就能够对它的统治手段形成一种准确的概念，也可以很快地清楚整个国家的状况。今天，倘若我们将当时内政部和各省案卷中无以计数的密件，全部让一个外国人去看，他对我们的了解，可以很快就超过我们自己。读者将会看到，在18世纪，政府的权力已经非常地集中，极为惊人地强大而活跃，它不断地资助、阻止或者核准某项事业。它的各种承诺和给予都同样地多如牛毛。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施加其影响，既要主持方针政策，也要插手于每家每户，甚至是每一个人的私生活之中。它从来就没有表现出任何张扬的习性，因此，人们在它的眼前也敢于暴露出自己最隐秘的缺陷。我用了很长时间，在巴黎和几个省研究政府留下的档案。

果然，正如我所料想的那样，在那里，我发现了最为鲜活的旧制度，它的思想、激情、偏见和实践。每个人都自由地使用着自己的语言，暴露出他们隐藏得最深的思想。我从当代人从未看见过的这些资料中，得到了他们所缺乏的与旧社会相关的许多概念。

随着这项研究的逐步深入，在当时的法国，我十分惊讶地看到了多如牛毛的今日法国的突出特征。从中，我发现了很多原本认为是来自于大革命的情感，发现了很多我原本认为只可能来自于大革命的思想，以及只可能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不时地触及到那些深深地植根于这片古老土壤中今日社会的脉络。越接近于1789年，我就能够越清晰地看见产生大革命的精神是怎样形成、诞生和壮大的。这场革命的全部面貌慢慢地在我眼前逐一展开。它已经预示了它的性格和特点，这就是它自身。在这里，我不仅仅只是发现了革命在它开始之时所作所为的原因，甚至还发现了它的长远目标的预兆。大革命有两个大相径庭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法国人仿佛想要将以往的所有东西全部予以摧毁；在第二个阶段，他们又想要将已经被其抛弃的东西部分地予以恢复。1789年，在旧制度里有相当部分法律和政治习惯突然消失，又在几年之后重新出现，就像有些河流隐埋于地下，又在不远处重新出现，让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的却是同样一条河流。

在我献给公众的这本著作中，其主要目标是想阐明，这场几乎是在整个欧洲同时筹划的伟大革命，为什么其爆发的地方只是在法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它仿佛只是自发地滋生于它将要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为什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从思想上而言，我正在进行的这本著作并不应该到此结束。假如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我的目的是穿过这场漫长革命的上升与下沉、繁荣与枯萎，去追踪这些法国人——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在旧制度下和这些由旧制度养育的人们亲密相处——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中变化、改造，但其本质却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不断地反复出现在我们眼前，即使其面貌有所改变，但始终都能够轻易地加以辨认。

首先，我要和他们共同去经历1789年开始的那个时期，在那时，对平等和自由的热爱同时充满了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但想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也想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制度；不但想要摧毁种种特权，也想要创立种种权利，并确认其神圣性。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即便它有各种错误，人们依然会世世代代纪念它，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还会让一切想要侵蚀或奴役他人的那些人寝食难安。

在对这场大革命的进程进行简明的梳理时，我想要说明的是：同样是这些法国人，他们究竟是因为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过失，而最终摈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记了自由，只想着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从。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为强大、也更为专制的政府，是以怎样一种方式重新夺取并集中了一切权力，废除了人们付出如此昂贵代价之后换取的全部自由，只留下有名无实的自由的表象。这个政府是怎样将选举人的普选权贴上了人民主权的标签，而选举人则因为不了解真相，不能共同商讨，也没有选择的可能。它又是怎样将议会的屈从和默许无限地放大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解除了国民的自治权，撤销了权利的各种重要保障，取缔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全部都是在1789年所取得的最宝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竟然敢于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我标榜。

我一直写到大革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它的业绩、新社会也已诞生之时。然后，我将对这个社会本身加以考察。与过去的社会相比，我要努力区分它在哪些地方类似，在哪些地方不同，在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中，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最后，我将努力于推测我们的未来。

这本书的第二部已经写出了部分草稿，因为还不够成熟，暂时不能公之于世。我是否有精力去完成它？有谁能弄得清楚呢？与民族的民运相比，个人的命运更其模糊难测。  我希望在写作这本书时能够不持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可以没有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及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居然可以无动于中，这是绝对难以让人容忍的。我承认，在对旧社会的各个部分进行研究时，我从来就没有将新社会置于一个完全无关的境地。我不仅仅只是要清楚病人的死因，更要清楚怎样才能够让免于死亡。我就像一个医生，尽力在每个坏死的器官里去寻找生命的规律。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描绘出一幅格外精准、同时又能起到教育作用的图画。因此，每当我从先辈身上发现某种我们已经丢失，然而又是必须的坚毅刚正的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喜爱、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将之突显出来。同样地，每当我从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发现吞没过旧社会，直到今天依然煎熬着我们的某些弊病的陈迹时，我也会特意地加以揭露，便于人们清楚地分辨出它们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刻地认识到，它们仍然有可能在我们身上继续作恶。

我声明，为达以上目的，我不惜得罪任何人，无论其是个人、阶级，或者是舆论、回忆，也无论其是多么让人敬畏。

我在这样做的同时总是带着歉意，但从不因此而感到内疚。但愿那些因了我的缘故而感到不快的人，在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时，可以对我有所宽恕。

也许有很多人会对我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一种对自由极其不合时宜的热爱进行指责，他们欲要使我相信的是，在法国，现在根本就没有人会关心自由。

我真切地希望，那些对我进行责难的人能够考虑到，我对自由的热爱是很早之前就已经拥有的品质，它并不是来自于今天。20多年之前，在谈到另一个社会时，我就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完全复制了人们现在将要读到的内容。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可以明了三条十分显著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被一种无以名状的力量所驱使，人们虽然有控制或者减缓它的可能性，但却无法战胜它，它有时是轻轻地、有时又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在世界上的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以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好正是那些贵族制已经不复存在和无法再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任何地方，与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相比，能够超过其在上述社会中的危害。因为与任何其他政体相比，专制制度更多地助长了这种社会所特有的各种弊端，这样，就推动着它们跟随其原本的自然趋势，逐渐地朝着那个相同的方向发展。

在此种类型的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此种类型的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原封不动、稳如泰山的，每个人都心如悬旌，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地向上爬。这时，金钱成为了区分贵贱尊卑的重要标志，它同时还具备了一种特殊的流动性，它在人们手中不断地转换，不断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处境，使其家庭地位升高抑或降低，因此，几乎没有人不曾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喜爱、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一时之间成为了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在所有阶级之中传播，甚至深入于历来与之没有任何瓜葛的阶级中，如果对其不加阻止的话，很快就会让整个民族委靡不振、自甘堕落。然而，就本质上而言，专制制度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让人意志颓丧的感情对专制制度有着莫大的好处。它让人们的思想脱离于公共事务之上，使之在想到革命的时候，就会全身心地颤栗，只有专制制度才能为他们提供秘诀和护佑，使那些贪得无厌的心灵肆无忌惮，对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的行为听之任之。如果没有专制制度，这类感情也许依然会变得强烈；而有了专制制度，它们就占据了统治地位。

与之相反，只有自由才能够在这类社会中，同其固有的各种弊端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从这道斜坡往下滑。实际上，只有自由才能够让公民摆脱那种孤立无助的境地，推动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导致了他们生活在一种孤立的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够让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比一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公共事务中，需要的是相互之间的理解，让对方清楚自己的想法，友善地对待他人。只有自由才能够让他们摆脱对金钱的膜拜，摆脱庸常生活中个人琐事的烦扰，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意识到、感觉到，祖国的利益超过一切，祖国就在眼前。只有自由才能够无论其在何时何地，都以更强烈、更崇高的感情取代对一己幸福的沉溺，让人们拥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雄心壮志，并且创造知识，让人们可以轻易地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有可能会变得富裕、文雅、华丽，以至于辉煌，并因为其普通百姓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忠厚商人和值得敬重的产业主，甚至还能够见到杰出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光则立足于最腐朽的时尚中，在最败坏的政府下，造就出杰出的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曾经就充满了这种杰出的基督徒。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你绝对不可能在此类社会中见到伟大的公民，特别是伟大的人民，我还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只要平等同专制穿上了连裆裤，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就永远都会不可遏制地下降。

我在20年以前想要说的就是这些。我认为，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让我改变当时的思想。当自由备受欢迎之时，我表达了我对自由的赞美；当自由受到抛弃之时，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赞美，对此，人们想必不会嗤之以鼻。

此外，请大家认真地思考一下，就算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我的大部分反对者的分歧，也许要比他们自己认为的小得多。一个人，如果他所属的民族有着擅长于享用自由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却生来就低三下四地仰仗于某个同类者的好恶，而不去遵从他亲自参与订立的法律，我们不妨问一问，这样的人称得上是一种什么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其实并不真正地存在。就算是专制者本人，他也从来就不会否认自由的美好，只不过这种自由是只有他才配拥有的。对这一点，大家并没有多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因此，严格而言，人们对专制政府的喜爱与他们对国家的轻蔑保持着彻底的一致性。要想让我也紧随这样一种潮流，恐怕绝非指日可待的事情。

可以丝毫不带夸饰地说，我现在发表的这本书算得上是一项浩繁工作的成果。其中一些章节即便很短，却用掉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时间。

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读很多遍才行，仅“看一下”是不够的。

——高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社会的急剧转型进程中。中国今天遭遇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很多都是当年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经遭遇和面临过的。因此，深入探讨法国革命的根源、意义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仍有现实意义。

——寒竹 《中国力》作者，海内外著名时评家

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政府官员——就是那些特权者，喜欢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人民怒气冲天！官员们似乎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求。

——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读着托克维尔的书，想着中国的那些事儿。30多年开足马力的前进，让中国人尝到了市场经济自由带来的甜头，让一部分人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也让阶层之间的矛盾凸显。今天的中国走到了改革的关口，不改革，无活路，想改革，又怕风险太大，代价太大，失去太多，因而，不能不从托克维尔的洞见中寻找些思想资料以资借鉴。

——刘锋 法学博士，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