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剑客
“北京，变得这么快。二十年的功夫，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点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每到夏天来临，耳边似乎总是会响起《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姜文说话的声音，若隐若现的还有马斯卡尼《乡村骑士》的旋律，似乎伴着知了的叫声我们仨才从电影院走出来，一转眼一切就都变成了无比真实的过去。
当年邱岳、卢骏和我都很喜欢这部片子，1994年电影公映的时候，邱岳和卢骏还从几百粉丝当中混进剧组一行人里，就坐在姜文、宁静和夏雨旁边冒充了一把工作人员。可我始终也想不起来，第一次见到他们到底是在哪里，他们两个又是更早遇见的哪一个。只记得那时候我们仨都很小，只记得那时候是夏天，记得家里的黑白电视机在放《霍元甲》，记得空气中有花露水的味道。
那天一大早，路口修车的大爷还没出摊儿，我等在路口遥望大路的方向，这是通往小区的必经之路。没过多久，远方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越来越近，我使劲挥手也没能引起司机的注意，小轿车擦身而过，我清楚的看见外公、外婆和一个小男孩坐在车里后排的位置。我拼命地跑，拼命地追，等气喘吁吁跑到家的时候，外公和外婆已经在屋里的沙发上坐着喝水了。旁边的小男孩，头发偏分，泡泡纱衬衫，背带短裤，黑色皮凉鞋，白色棉质短袜，这是我脑海内存中所保留的第一次见到邱岳的全部印象了。那年，他六岁，我七岁。
一直有一个算不上好的习惯，喜欢留着旁人看来没什么用，甚至没什么意义的东西。比如一些票根或者信件，一些日记或者老照片。前些日子搬家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些东西现在都没什么意义了，就眼也不眨的都扔掉了，但是在这些无用的东西里还是留了一些，比如卢骏那年，托朋友从南半球带回来的一封信。
“这里的天真的很蓝，虽然天气也总是风云突变，可是空气好、环境好，这也是国外最大的优势吧。这里的中国人很多，所以有的时候走在街上或者商场里，你总会有种错觉。总之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吧，在哪儿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抱着一切都会好的信念，偶尔憧憬一下未来的生活，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真想和兄弟们一起生活，那样苦点累点，日子也会开心的。努力吧，为了我们的小愿望能够成为现实。弟弟，2003年11月。”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当中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他的使命。熊培云在《自由在高处》一书中评论这段话的时候展开了自己的理解，他说，大学的意义不只在于锻炼人格、培养思维能力，还在于找到或者确定裨益终生的兴趣，如果你找到了真正属于你的兴趣，愿意终生为此努力，即使没有读完大学，你的人生也一定丰满而有希望。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恐怕还不在于曾经遭受了多少困苦、挫折，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却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最需要做什么，只是在送往迎来之间匆匆度过一生。
在中国北方，城市的集中供暖期是每年的十一月中旬到次年的三月中旬。除非天气特别寒冷，不然都不会提前供暖，所以一般情况下供暖前的一两周是最难熬的时候。那一年的十一月初，拿着这封信，我突然想起读中学的时候，和弟弟两个人在不同城市之间相互通信，也想不起来都写了什么，但是日子就这样一晃而过了。卢骏要高考的那年夏天，我还画了一幅画，好像还配上了一句汪国真的诗，以此鼓励。就算是在北京最冷的冬天收到的这封信，就算南国与北京两相离，我想，只要有一个人在夏天就好了。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已经是天各一方的三兄弟，人生将从此不再相同。
1998年的夏天，是一个被怂恿的夏天，在三个年轻人心中都有很多的不安分。卢骏进入大学一年整，大学的日子在踌躇满志和无所事事中摇摆，尽管他并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生活，但在未知当中，他分明感觉到了一种自由的气息。邱岳每天打工生活忙忙碌碌，但他总有一种特有的北方男孩的魅力，工作起来分外认真，工作之外油嘴滑舌的招得周围很多女孩非常喜欢。至于我，这个夏天特别难熬，一方面期待心中郁闷如火的情绪能够早点消失殆尽，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份美好的时光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因为在我心中，一个关于未来的人生计划正在缓缓诞生。
旅行，有的时候是需要被启蒙的，不论这个启蒙老师是谁，这都会对一个人的未来带来巨大的改变，给低头耕耘的人带来一片预示未来的希望。那年夏天卢骏提议去海边，对于他来说，不必读书的夏天，被困在城市就是人生最大的煎熬。这个提议在我和邱岳心中被迅速点燃，对于两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离开城市的人群，站在宽广的海滩边上，哪怕只是静静地停留那么几分钟，也是一种无比的舒缓，甚至心中隐隐觉得，海边的一周将是无比难得的人生假期。
将近二十小时的硬座绿皮火车，带着我们从城市中心去往海边小镇，当满是红色屋顶的小镇出现在夏天清晨的阳光中，当阳光穿越咸咸的海风透过绿皮火车的车窗，晒到几个刚刚从梦中醒来的年轻人脸上的时候，像是一个十月怀胎艰难度日的产妇，大汗淋漓、声嘶力竭地临盆一样，这个世界瞬间变得美好无比。
小王子说，如果有人爱上了在这亿万颗星星中独一无二的一株花，当他看着这些星星的时候，就足矣使他感到幸福。他可以自言自语，我的那朵花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但是如果羊吃掉了这朵花，对他来说好像所有的星星一下子全都熄灭了一样。
十年的时间，三个人在寻找自己真正的生活，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热爱的，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不论在哪座城市，不论做着如何的工作，不论身边是否已经找到两情相悦的人。十年，也使每个人与周围的环境相溶或者相斥，想过要逃离或者回归，就像想过要出国或者回国，想过要重新聚在一起，想过要再有一次海边的旅行。就像杰克·惠特曼在《穿越大吉岭》当中说，我想知道咱们三个在现实世界当中，是否真的会成为朋友，不是作为兄弟，而是作为三个陌生人。
2011年夏天，我坐在MOMA的百老汇电影中心空荡荡的放映厅里，看了一部傈僳语的电影叫《碧罗雪山》。故事发生在中国云南西北部，片中村庄里的人们说着自己民族的语言，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就是一条溜索。人们想要出村，就要自己带着滑轮，穿在溜索上滑过去，而身下就是咆哮奔流的怒江。这样我想起了几个月之前的内蒙沙漠之行，也是那样被阻隔于世的村落，只是一个藏于深山，一个置于荒海，也是那样问题重重的一张张面孔。宗教、民俗、现实生活以及政治，尴尬地搅在一起。片子的结尾，村民们依依不舍的搬离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大山。看似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却引发了另一个以及更多问题的开始。这样看来，离开或许也只是一个开始。
当年在天津马场道那家叫三剑客的小店里，一起幻想未来的三剑客，转眼已经来到未来里，现实与想象确有不同，不仅是因为距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开始疏于联系，起初打打电话，后来写写邮件，而如今不论是电话还是邮件都非常少了。卢骏习惯了每天独自开车外出工作，独自欣赏窗外悉尼几乎永世清澈的蓝天，有时候要跑很远的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拍照，他也习惯了南半球的阳光将他的肤色染得金黄，这些年来还养成了健身的习惯，偶尔想打个电话联络一下，也觉得这么久都没有联系了，真不知道话该从何说起。邱岳这些年越来越忙，当年毕业之后放弃了回国的决定，就开始在新加坡打拼，虽然这些年的工作重心也不断转移到国内，但是他主要面对的还是那些工作上的客户。有一次，我问他，你觉得这些年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踏实了，沉稳了好多。而我，一直没有出国，一直在北京，也一直不在北京，似乎一直在路上。有时候多年未见的朋友聚会，大家都说这些年我似乎没什么变化，一看就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在我看来从一九九八年那次海滩旅行开始，变化就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这样的一段独白：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的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了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作故乡。这城市的一切都是在迅速的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他已完全改观，成为了一个崭新的，按我们的标准挺时髦的城市，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的干干净净。
走出百老汇电影中心，身体从恒温的凉爽进入燥热褪去余温犹存的城市，心里的伤感被环境的温暖裹挟着。三个已经不在原点更不在交点的人，是否还能拥有一个共有的未来，是否已经寻到了心中所爱，没有约定的旅行还能否成行。或许我们才是这一世，没有故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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