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编著的《野草在歌唱》一问世,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小说向西方读者第一次毫不掩饰地展现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描述了贫穷的白人移民艰难的求生历程。而在此之前,非洲大陆在西方人的眼中只是一片蒙昧的黑色大陆,难得有旅游观光者涉足那块土地,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抱有种族偏见的白人作家的片面诠释。《野草在歌唱》触及了莱辛创作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妇女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地位、种族歧视制度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书中通过对女主人公玛丽具有典型意义的悲剧命运的描写,深刻揭示了殖民统治制度下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剖析了造成玛丽悲惨结局的社会根源。
多丽丝·莱辛编著的《野草在歌唱》是诺贝尔文学奖经典系列之一,《野草在歌唱》讲述了:玛丽是南部非洲土生土长的白人,婚后生活并不如意,农场经营惨淡,家中一贫如洗,精神无所寄托。黑人雇工摩西的闯入打破了她麻木混沌的生活,使她有了新的生存力量。然而种族歧视的烙印深深地打在南部非洲每个人的身上,注定了他们所面临的必将是悲剧。
恩泽西农场主理查德·特纳之妻玛丽·特纳,于昨日清晨被发现受害于住宅阳台上。该宅男仆已被逮捕,对谋杀罪供认不讳,唯谋杀动机尚未侦悉,疑涉谋财害命。
这则报道很简略。全国各地的读者肯定都看到了这篇标题触目惊心的报道,都难免感到有些气愤。气愤之余又夹杂着一种几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种想法得到了证实,某件事正如预期的那样发生了。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盗窃、谋杀或是强奸罪,白人就会有这种感觉。
接着人们便把报纸翻过去看别的消息。
但是在“这个地区”里,凡是知道特纳夫妇的人,不论是见过他们面的,或是这些年来一直听到闲言碎语议论他们的,都不急于把这一版翻过去。有许多人必定还会把这则消息剪下来,和一些旧的信件放在一起,或是夹在书页里,要将它作为一种警示或一种告诫保存起来,日后好带着缄默和神秘莫测的表情瞧一瞧这片发黄的纸。人们并不讨论这件谋杀案,这是事情最出奇的地方。当时有三个人本可以把事实详细叙述一番,结果却一言未发;尽管如此,人们好像都有一种第六感,认为已经把该弄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谋杀案根本就没有引起人们的议论。要是有人说:“这事很糟糕。”四周的人们都会显出冷淡而谨慎的神色。然后有人回答:“太糟了!”——话题就此终止。似乎大家都一致默认,特纳家的这个案件不该随随便便地谈开。这是一个农业地区,在这里,一户户的白人家庭彼此相距很远,他们待在各自的农场上,接连几个星期只能看到自己家里人和奴仆们的黑脸;他们难得有机会见面,总是渴望着和同种族的人来往,在见面时高谈阔论一阵,争执一番,七嘴八舌地扯上一会儿,尽情地欢聚几个小时,然后再回到各自的农场上。在平时,这件谋杀案一定会讨论上好几个月;人们有了谈资,一定会兴致勃勃才对。
在一个局外人看来,人们这样默不作声,大概是那个精力旺盛的查理·斯莱特跑遍了地区所有的农场,关照人们不要声张的缘故;但是查理绝不会想到这样做。他所采取的步骤(而且他一个错误也没有犯)显然是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并没有刻意去筹划安排。整件事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默不作声。这举动就像一群似乎在用精神感应的方式互相交流的鸟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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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于1901年,逐年颁发,是瑞典发明家、实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创立的五大奖项之一。其中的三个奖项是用来奖励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还有一个是为了表彰为争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一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作家所能被授予的最高荣誉。中国的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丛书,这是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也进一步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写作,与其他优秀作家的相比,有何殊异之处?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质疑:为什么该有殊异之处呢?作家的履历表上增添一个条目,一本书于是就改变了面目吗?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呢?然而,一位作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一整套文本而已,还包含了阅读这些文本的心理前提。因此,一旦获奖,一些东西也就无可否认地改变了。
俄罗斯流亡作家伊凡·蒲宁193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曾在日记中描述,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著名电话以后,他如何被一种心理反作用所困扰,本能地感到怀疑。他步行走回普罗旺斯的格拉斯小镇上他的小小居所,途中开始感到疑惑,相信这一切都只是出于他的自我暗示。快到家的时候,天色向晚,荒寂的橄榄树林中暮色渐浓,他看见了每一扇窗里的灯火,被带回到现实中来。人们都在那里,等着向他祝贺。“静静的忧伤停落在我心上。”他写道。他恍然明白他的生活永远改变了,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他的写作也是如此。从那一刻起,他的作品将被视为属于精英阶层,依此被划定等级,无论人们对于精英阶层本身是什么样的看法。他写的书仍然有可能不被阅读,但作家蒲宁不再有可能被遗忘。从此以往,诺贝尔奖之光将永远在他写作生涯的窗口闪耀,仿若在静静地迎候。
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为全世界所瞩目,由于它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诺奖获得者的作品不免被认为构成了一类经典。这就引起了不少批评指责,例如,20世纪许多最伟大的作家并不在获奖之列,获奖者中女性太少,欧洲之外的作家太少,而平庸之辈太多。我相信,于1901年开始了第一任诺贝尔委员会工作的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如果意识到他们将会启动什么,为后世带来什么,一定会感到惊恐。当然,在诺贝尔奖初创立的那些年头,没有人觉得这个奖项是定义经典的手段。“经典”的概念也并不适用于当时的文学。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说明,奖项颁发给前一年出版的一部作品,很显然,这指的是单一的一部作品而不是一整套著作。很显然,这位捐赠人希望诺贝尔文学奖在当代发生作用,而不是给从古到今的大师加冠加冕。不过瑞典学院引申了《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的用词,声称“前一年”应该主要理解为对作品持久生命力的要求,因此,较早的作品也可以获奖,但“只有当它们的重要性刚刚浮出水面”(《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第二节)方才可以。这样一来,考量一个作家毕生的全部作品而非一部单一的作品,就成为了一项原则。从瑞典学院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明智的,如果严格遵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来做的话,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
我的心中充满了关于非洲的美好记忆。当我打开记忆的闸门,它们就在我的眼前飘动。日落时分,那是怎样的情景啊。金色、紫色、橙色的颜料洒满了傍晚的天幕;蝴蝶、蛾子、蜜蜂在卡拉哈里芬芳的矮树丛中飞舞。大象、长颈鹿、狮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动物,在这里应有尽有。夜晚的天空又是什么样的呢?没有被污染的天空黑亮而美妙,数不清的星星不知疲倦地眨着眼睛。
——多丽丝·莱辛
多丽丝·莱辛既是文学史中的典范,也是当下文学创作的先锋。她改变了我们审视这个世界的方式。
——佩尔·韦斯特贝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