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六记》是曾彦修先生最近完成的一部回忆录，记录了他一生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运相关。曾老是高级干部中少数头脑清楚、没有被革命锻造为工具的幸存者之一。他晚年常自庆幸的，是平生未整人。这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是凤毛麟角的个案。这本篇幅短小，意义却很大的书稿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1981年，他和范用拍板，出版《干校六记》，2011年，他大热天伏案，写就《平生六记》。

一位九十五岁的人道主义者、终身的鲁迅先生信徒，在革命洪流过后，念念不忘几件“小”事。

是妇人之仁，还是良知未泯？

本书记录了曾彦修一生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运相关。

前记

一 土改记异

二 打虎记零

三 镇反记慎

四 肃反记无

五 四清记实

 (一)一个似乎明明是盗窃公物的人，是如何被证明是毫无其事的

 (二)一个自吹参加过欢迎汤恩伯宴会的国民党“地下人员”原来只是一个端咖啡的小工

 (三)一个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的人仅仅是同名同姓

 (四)一个“汉奸”，其实是我们指定的两面村长

 (五)是“兵痞”，还是最底层的受压迫者

 (六)一个被认为告密罢工的“工贼”，终被证明纯无其事

 (七)一个“假党员”、“假新四军”如何被弄清楚确曾是真党员、真新四军的

 (八)箭在弦上的时候解救了一个党员的政治生命

 (九)一个亲笔留下了“罪证”的女支书还是冤枉

 (十)一个戴着双重反动帽子的“反革命资本家”，最后证明原来是一个舍命掩护过地下党员的人

六 反右记幸

 (一)人民日报一版专栏新闻--人称点了一名黑状元。

 (二)为什么是“幸”？

 (三)现在，复查过我的殷国秀同志已公开著文说明：关于曾的划右，什么材料也没有。

 (四)与单位黑板报编辑谈话，引杜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是根本之根本。

 (五)我之划右，恐怕与我彻底否定戴文葆是“特嫌”之事有关。

 (六)“泉水”问题发生后，社内处于暴风雨前状态。我的组长未被撤，“右派”照反(动员)，我自写全社反右计划报告，自列本人于“右派”。田家英似乎对我提出过警告。

 (七)突然一天早晨，全社一片火海，打倒大右派×××的标语字大如桌，气势比“文革”时还厉害得多。

 (八)人民日报一版宋体大标题，发出曾是“右派”的新闻。主要是引“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闯的祸。

 (九)形式上反曾约半年多，两周开一次批斗会，全是空对空，曾也只能引第二国际的书作交代。完全是一场“和平反右”。

 (十)陆定一老人题于谦诗赐我，令我终生感奋。

 (十一)又忽一日，大祸临头，形同千人公审。经我当场反驳，又从此一字不提。

附录

 一个地下党员被人供出后有无不被捕的可能？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急如星火

特载

 吴江：一本有严肃意义的书

一 土改记异

概况

1952年大概是2月中旬，我在广东工作的时候，由于土地改革的命令急如星火，虽然在此地还相当不具备土地改革的条件，主要是领导土地改革的一个条件，即领导土改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还不存在的缘故，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土地改革”的时候，上面急如星火的道道命令下来，即刻就要全面土改。我被命令带领一支庞大的土改队伍，开赴当时属于广东肇庆地区的一个山区穷县云浮县(依当时的情况看来，似乎像个极穷县)去做全面的土地改革，这算先行县。这个队伍大概二三百人，是以广东省的文化干部队伍为主，其次是华南革大的一批工作人员，再次，是一批岭南大学(原属教会大学，但成绩相当有名)的毕业而未分配工作的学生。总人数恐有二三百名。我当时是一个南下干部，虽然1947—1948年在山西、河北、山东参加过三个省一年半的土改，心里还是很慌；其余的人均未参加过土改，我觉得这次下去难办得很。但所幸临时增派华南革大的一个部主任老王同志，一个北方的老根据地的干部。我自知经验不能同他比，靠他了。幸运的是，云浮县委赵书记是南下干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有在山东与东北的地方工作与土地改革的长期经验。因此，事情就好办多了。而且，我看得出来，赵书记是主张求稳，反对大乱特乱，反对反复翻烧饼(东北叫“煮夹生饭”)的。因此，从根本上我们三人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们这个队伍中，有些大名人，如画家关山月，作家陈残云、韩北屏、杜埃等，倒也显得队伍壮大。

从根本上改变冷冷清清的工作方式

当时是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尤其是武汉中共中央中南局、特别是(代)第一书记邓子恢的规定办事的，即：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必须绝对地、长时间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建立或重建阶级队伍之后，才能谈得上进入斗争，如反霸、斗争地主等阶段；之后是分田阶段；再之后是建党建政、动员参军等阶段。再之后，又是另派工作队来搞“复查”等等；一个否定一个，一个说前一个“右倾”。已形成宪法，半点不能移动。

开始我即不赞成这一套，因为我在山西、河北、山东进行过土改近一年半，知道怎能照这个模式进行？照此办理，一场土改前后要拖两三年，工作队动不动就要换三几次。翻烧饼、煮夹生饭，一次一套，统统反右，从不反左，不把农村搞得稀烂才怪。但那一套在当时是最高主持土改的人十分坚持肯定的，因此，我们几百人下村后，也不得不照此办理：工作组进村后，照样是冷冷清清，找鳏寡孤独扎根串联，行动偷偷摸摸，怕地主富农狗腿子看见，群众则久久也不知这些工作组是来干什么的。如此搞了近两个月后，冷冷清清，工作没有什么进展。我感到如此“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下去，半年之内群众也发动不起来，我们反而变成是做地下工作了。

如此下去，又要把一村土改，三年完成了。于是，我在县里同县委赵书记、副领队王某某同志协商，我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从根本上改变工作方式，大张旗鼓，大范围接近群众，震慑极少数可能的坏人和土改的反对者，以减少弱小穷人的怕报复的顾虑。我提出大村的工作组内，应设一“小公安局长”，他的任务就是一天到晚上门去找我们怀疑为坏人、狗腿子、顽固土改对象的人谈话，要使他们紧张、心慌，转而老老实实，停止地下活动。现在是我们每访一家贫下中农，都要回头看看有没有“狗腿子”跟着。一句话，我们必须变守势为攻势，即从根本上变被动为主动，变被坏人监视改为我们监视他们，变秘密工作为公开工作。必须全面改变局面：现在我们不是做“地下工作”，而是做“地上工作”；不是“守势”，而是“攻势”；不是做“敌强我弱”的，而是做“我强敌弱”的工作，总之，原则上，工作方式要完全颠倒过来，一切都要变被动为主动，变秘密为公开，变防守为进攻。P1-5

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本书中的几篇回忆，均为新写。时间虽已过去很久，但一切如在目前，写作十分顺利。其中“四清记实”部分，我以为极其有趣。虽然它的基本内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曾以《审干杂谈》之名，在北京群众出版社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小册子，但那书名有点像是在号召加强阶级斗争似的，在社会上也无影响。出入意料的是，老大哥吴江同志竟然看了此书，并写了长文予以多方嘉奖，这给了我最大的激励。于是，一块顽石变成了一片美玉。高山流水，感激无涯。因此，这次我又用心将这些事重新写了一遍，事情由简而繁，看起来可能更有趣一些。“四清”弄了两三年，被“清”者何止千万人，可惜未留下多少真实的记录。一次一位访问者听我讲了一二个此中故事，笑着说，你这怎么有点像侦探案一样？我说，很对，有的地方像福尔摩斯侦探案；不仅如此，有的地方还有点像日本的推理小说呢，不过那时还没有推理小说之名。细致推理精神均可运用。

本人一生写的东西，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篇所谓《审干杂谈》了，因为那是拼着我的生命去证明了那三十个人都是无任何罪行的——而这却是同“四清”的目标根本相反。我又不是用“一风吹”的办法，而全都是凭真凭实据得出的结论——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能接受的结论。同样地，在我一生中，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我做的也全是一模一样的事，今就此三事新写一点回忆，列入本书中。人的一生不是由文字写成，而是由一个人的终身行动写成的。一切要由实践检验。像“三反”，至今已过去六十年了。事实证明，我单位别人的“打虎”的事是全错的；我这之后立刻“放虎”并没有错。

另外，我因为在“反右”中出了点名，可能有人以为我准是个能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现在，我把这事也简单写出，其实连什么小事也没有。有关“反右”问题的，对我传说很多，虽均认为我是自动报名的，但与真相仍差很远。因此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右派”一字。此事除了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等知道外，其余在社会上确无一入知道任何东西。因此我就一直不说，因为说了也无人相信。现在在2012年10月出版的戴文葆先生纪念册《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上，有殷国秀老同志的一篇文章，间接提到了我的，而且复查了档案，我就能讲讲此事了。

我写此书，有一个微小的希望，即：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

作者  2013年8月中旬

曾彦修老人《九十自励》诗中说：“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这本书里讲的是，作者亲历的真实的历史，贯彻了作者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处事精神，值得一读。

——吴道弘

六十年前，我就在彦修同志麾下当小兵。从那时开始，我已深深感到这位老领导敢于坚持真理，绝不退让、动摇。1957年他成为当年出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我对他的信赖并未动摇。老人现在年过九十，依然写作不辍，为文充满朝气，诚为文坛奇迹。渴望看到这位在任何荒唐面前永不退让的老领导更多的作品。

——沈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