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自觉的创作
罗雪莹：看了《过年》之后，有人称道你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既坚持了目标，又找到了路”；也有人认为你“丧失了艺术家的个性”，而表示惋惜。很想知道你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黄健中：深入流动着的现实生活，使我对改革有了比较具体形象的认识和深一层的思考。有人说我现在“抛弃了过去的我”，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1987年底我拍完《贞女》之后，有两年没拍故事片。起因是对商业大潮的不适应，又不甘心把自己奉为终生理想的事业变为廉价迎合观众的东西。当时我很彷徨，感到需要对自己今后走的路进行一番冷静的思考。1987年底到1989年我谢绝一切会议和社交活动，一头扎进了现实生活，同时也未停止过对电影艺术的思考。《过年》是我两年来对生活观念和艺术观进行调整后的一次自觉的创作。
罗雪莹：请先谈谈你在生活观念方面做了哪些调整？
黄健中：首先应提到的是我1987年底至1988年拍摄的一部十集电视报告文学《异军突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在1987年底随北影厂的同志来到江苏省无锡市郊的一些乡镇企业。虽然只是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但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却以一种充实的新鲜感，使我激动不已。无锡市委本打算请我把他们已经写好的本子拍成录像片，但我看了剧本之后，觉得它只是在展示农村的富裕，而没有在对生活认真消化的基础上，挖掘这富裕背后人的心态的变化。我对无锡市委领导说：“新闻工作者必须受命而做，领导点出十个最优秀的农民企业家，他就得拍十个。而我是导演，不是新闻工作者，希望你们不要限定我必须拍哪些人。我想再下去跑一跑，由我来挑选拍摄对象。也许我挑出来的人按你们的排列不是最优秀的，但他们会有互不重复的典型性。”
在无锡市委领导的热情支持下，我走访了一些村庄，结识了一批农民企业家。我看到，在同一种改革的大气候下和同样的地理条件下，村与村之间贫富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发现，这个村子因为有这个能人、那个能人，就产生了飞速的变化；而那个村子因为没有能人，就还是那么贫困落后。我从所结识的农民企业家朋友中，选择了能够反映今天农村面貌的12个典型。这些人虽然不都是无锡市农民企业家中分子的最先进，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发展着商品经济的农村中有个性、不安分的能人，并且都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已不是过去那种在村头议论世界、在炕头猜想世界的老式农民，而是满怀自信地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世界。在用摄像机真实地记录下这些人生活的过程中，我始终与他们进行着心贴心的真诚的灵魂交流，深切地感到了一种创作者的责任。我觉得，这些人的形象应当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因为他们的事业将推进和丰富我们的历史。有这样一批有才干没私心的能人，再加上各级领导坚定地、真心诚意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这块土地是有希望的。我平时不愿张扬这些，怕人家说“你黄健中又在搞左派幼稚病”，但当时我心里的确热乎乎的。而且，无论历史出现怎样的曲折和灾难，我对生活都不会失去信念。
尽管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部十集电视片未能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但这次创作对我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使我得以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自己以往的作品进行审视，认识到艺术家深入现实生活是多么必要，就拿我1983年拍摄的影片《一叶小舟》来说，它写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江南村镇农民办影剧院的故事，批判了阻挠这一新事物的不正之风。我当时觉得自己过去经常下乡劳动，对农村生活已经很熟悉了，因而把主要精力花在了选景上。我十分迷恋波兰斯基的《水中刀》，它情节淡化，意境优美，我也想把《一叶小舟》拍得富于诗情画意。但影片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我曾埋怨演员没演好，现在想来，关键是由于我对研究新电影的自觉超过了对研究生活的自觉，没有深入了解农村发生的变化，只一味去追求画面的美，作品拍出来怎能不苍白呢？接下来1984年拍的表现26名青年女工与洪水搏斗，保卫油库的《二十六个姑娘》，也有类似的毛病。当时我自认为中学时当过少先队指导员和团干部，对青年人是熟悉的，实际上并不了解今天青年人的内心。影片中的人物当然也就不可能塑造得真实、生动。
1989年我拍完《异军突起》之后，又拍了一部表现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改革家的电视剧《撞击世纪之门》。一些卓有成就的科技战线改革者在接受我采访时，从如何把科技变为生产力，到使科学参与国家管理，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们思维的敏锐和视野的宏阔，使我受益匪浅。
接下来，我为改编电影剧本《风骚女》下到东北中苏边界的黑河金矿。虽然去那里是为了收集一些与剧本有关的历史资料，但接触的却是生活在今天现实中的矿山领导和工人。总之，这几年我一直未中断过与流动着的现实生活的联系，和一些工人、农民、科技工作者和干部成了好朋友。这使我对我们国家目前所进行的这场改革，有了比较具体形象的认识和更深一层的思考。
正是由于有了上述生活积累，当我读了根据电视剧《大年初一》改编的《过年》剧本之后，立刻有一种亲切感和兴奋感，并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从修改剧本、分镜头、选外景到定演员不足一个月，决心以最快的节奏，拍出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内涵的作品。影片不讨论金钱与人的感情的关系，而是从原作的道德的批判走向历史的审视，通过中国一个普通大家庭过年时有喜有悲的生活场景，透视出商品大潮给人们带来的新旧观念的矛盾冲突，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
罗雪莹：在原电视剧和电影剧本中，每个人物都有一个结局，比如二姐夫大川给了二弟一笔钱，送这对研究生坐上火车去南方考察，等等。而影片却是一个开放式结尾。请问你在进行这种改动时出于什么考虑？
黄健中：首先，从生活本身来看，商品经济对家庭生活和人的观念的影响和冲击究竟最后会怎么样，且论着呢！既然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影片的结尾就不应是封闭的。
其次，从现代文明的发展来看。记得前几年荒煤同志曾请我们看过一部意大利电影《父亲，我的主宰》，写一个生活在落后山村的青年不想让父亲主宰自己，只身出去闯荡了一番，但最后仍不得不回来受父亲主宰。影片把现代文明摆脱习惯势力束缚的艰难表现得极为深刻。—般来讲，文艺作品的封闭性源于创作者总想通过作品教育人懂得一个什么道理。由于现代的人们对生活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思考，不需要你来教育什么，现代文艺作品自然也就走向开放性结尾。P1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