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式晤谈法动机式晤谈法，也称为动机访谈或激励面谈，是一种支持性治疗方法，由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心理学及社会医学教授、临床心理学家米勒和他的同事、英国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医学系的心理学家斯蒂芬·罗尔尼克创立。《动机式访谈法--帮助人们改变》第一版出版于1991年，当时主要集中在成瘾方面。第二版出版于2002年，讲述了MI在更广泛的领域中的使用。又一个10年之后，已经有超过25000篇文章引用了MI，有200个关于MI的随机临床试验出现。这些研究提供了关于MI过程和结果、改变的心理语言学和从业者如何学习MI等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新知识。通过本书，作者William R.Mille和Stephen Rollnick希望让MI可指定、可学习、可观察和有用。

动机式访谈(MI)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83年。而《动机式访谈法--帮助人们改变》的第一版出版于1991年，当时主要集中在成瘾方面。第二版出版于2002年，讲述了MI在更广泛的领域中的使用。又一个10年之后，已经有超过25000篇文章引用了MI，有200个关于MI的随机临床试验出现。这些研究提供了关于MI过程和结果、改变的心理语言学和从业者如何学习MI等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新知识。这些发展催生了现在的第三版，它提供了至今关于MI的最完整的阐释。这个版本中有㈨％以上的内容是新的。书中描述了MI所包括的四个过程—导进、聚焦、唤出和计划——并围绕它们进行编写。一些重要的关于MI的基本过程和训练的新知识也被包含进来。书中有一些新的案例、一个MI术语的词汇表和更新了的参考书目列表。关于MI的历史、理论、证据基础和保真度评估的讨论被放在了本书的结尾部分。虽然有了许多变化，但MI的基本精神始终如一地贯穿于这三个版本之间。《动机式访谈法--帮助人们改变》还增加了对至诚为人的强调，作为MI实践中基本人文精神的第四个元素。通过本书，作者William R.Mille和Stephen Rollnick希望让MI可指定、可学习、可观察和有用。

第一部分 何谓动机式访谈法

 第一章 关于改变的对话

 第二章 动机式访谈法的精神

 第三章 动机式访谈法的做法

第二部分 导进过程：关系性基础

 第四章 导进和脱离

 第五章 倾听：了解一个人的困境

 第六章 核心访谈技能：OARS

 第七章 探索价值观和目标

第三部分 聚焦过程：策略趋向

 第八章 为什么要聚焦

 第九章 寻找未来的方向

 第十章 当目标不同的时侯

 第十一章 交换信息

第四部分 唤出过程：准备改变

 第十二章 矛盾心态：改变语句和持续语句

 第十三章 唤出个人内在的动机

 第十四章 回应改变语句

 第十五章 回应持续语句和不和谐

 第十六章 唤出希望和信心

 第十七章 带有中立性的咨询

 第十八章 建立差距

第五部分 计划过程：链接改变的桥梁

 第十九章 从唤出到计划

 第二十章 发展改变计划

 第二十一章 增强承诺

 第二十二章 支持改变

第六部分 动机式访谈法的日常实践

 第二十三章 体验动机式访谈法

 第二十四章 学习动机式访谈法

 第二十五章 运用动机式访谈法

 第二十六章 整合动机式访谈法

第七部分 评估动机式访谈法

 第二十七章 动机式访谈法的证据研究和演变

 第二十八章 评估动机式对话

术语词汇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内容提要

当你觉察到一个人所声称的目标或价值跟他或她的行为之间存在差距的时候，最好的回应方式是什么呢？翻正反射(就像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会是把它指出来，也许甚至以此对质这个人：

“难道你没有看到你正在做的事情在怎样伤害着你的家庭吗？”

“当你表现得这么虚伪的时候，你怎么还可以说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呢？”

“如果你继续保持现在这样，你将会摧毁你的健康的。”

然而，这样的一种直接挑战很可能会激起自我防卫意识而不是改变。我们的经验是，当人们被邀请在一个安全和非评判的氛围中去反思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时，他们通常对这些差距心知肚明。当然，这种对差距的自我对质可能会让人感觉不舒服，而咨询师的任务是帮助这个人继续关注和反思它们，避免防卫心理再次出现。在前面的章节中描述过的OARS工具对于解决此种问题来说是很好的工具。

自我对质的潜在影响在一项由Rokeach(1973)主持的经典系列研究中被论证过，这项研究是在美国民权运动的高峰时期针对三所不同大学的新生进行的。那些参与了一项关于一种教育性的“积极参与的方法”的研究的学生，被要求从一份有18个选项的清单中辨认他们的价值观并对其进行排序。这个研究以分组方式完成，每个人私下都有机会完成他或她自己的答卷。

然后，Rokeach对实验组描述了来自他前一项研究的一个发现：学生们平均来说趋向于把自由排名为最重要(#1)，但是把平等排名为不太重要(#6)，观察认为学生们“大体上对他们自己的自由远比对他们是在为其他人争取自由更感兴趣”(1973，第237页)。他邀请他们私下反思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排序，并跟同一所大学里一般学生的答案比较有何不同。他进一步描述了一个发现，即前面的学生的排序预测了他们自己对公民权的态度：那些促成和参加了民权行动的学生对自由和平等的排序差不多一样，而那些反对民权的学生，相比于对其他人，对他们自己的自由给予了更高的优先级。在进一步的测量之后，他解散了实验组并且说：“我请求你们每一个人去想想你们自己——关于你们珍视的东西。这样做的一个收获，可能是使你对你周围的世界的看法有一个改变。但是那要取决于你……没有老师可以告诉你该怎么想或者该相信什么。”(1973，第239页)那些被随机分配到控制组的学生也做了同样的价值观排序，但是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这样的附加信息，没有把任何注意力吸引到可能的价值观差距上。

虽然实验组和控制组在研究开始以前没有显示出态度上的差异，但是后来在好几个测量项上他们的回应相当不一样。当他们重新对这个价值观进行排序时，实验组的参与者在第三周时显著地提高了平等的排名，而且在研究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月和第十五个月时又更高，而控制组的参与者则没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行为上的改变。三到五个月之后，信件被寄到全部的参与者手上，当中没有提及跟这项研究的联系，只是邀请他们加入一个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由这个组织的主席在NAACP的信笺上签名。在三项分开独立的研究中，来自实验组的学生比控制组多两倍，且询问更多的信息并更有可能加入。在一项研究中，学生公告的主修专业是在二十一个月时才确定下来的。实验组的学生(28％)是控制组的参与者的两倍(14％)，更有可能注册主修种族关系专业。在另外一所大学，对于改变了他们的主修专业的学生，如果他们曾经在实验组中(55％)而不是在控制组中(15％)，则更有可能从自然科学改为社会科学或者教育学。

这样的一个小干预，即使在多年以后，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涟漪效应呢？这些人只是被邀请私下去反思他们曾经在一项价值观排序任务中给予的两个条目的相对重要性。任何发生的对质都是自我对质，当中并没有个体的互动。那些学生并没有将他们长期的行为改变关联到或归因于那个新生年所做的研究，而那个实验性干预是对这个组间差异唯一的明显解释。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简短干预取得长期行为改变的事例(Bien、Miller。和Tonigan，1993；Daeppen、Bettholet和Gaume，2010；Erickmn、Gcrstle和Feldstcin，2005；Miller，2000)，但是这是一个反思一个人的价值观的潜在影响的好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治疗的背景中，而参与者也不是在寻求改变。

那么，对质是什么呢？在语源学中，‘对质”的意思就是要面对面。在MI中，对质不是跟其他人，而是跟一个人自己。在一种支持和肯定的背景中，没有威胁或评判，人们被邀请跟他们自己面对面，反思他们自己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他们被邀请去看镜子里的东西并且让他们看到的东西来改变他们。没必要“摆到面前”才能使它发生。实际上，这种策略更有可能适得其反，并激发防卫心理而不是改变(White和Miller，2007)。MI这种方法推崇人们的自主性，信任他们自己固有的智慧和朝积极方向成长的愿望。P114-116

当我在：1983年第一次描述动机式访谈法(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以下均简称MI)这种临床方法的时候，我对它会多么广泛地被采用和／或它会多么迅速地跨越文化障碍并没有什么概念。开始的时候它只是一种帮助酗酒的人决定去改变他们的饮酒情况的方法。不久，它就被用来帮助人们改变使用其他药物的一种方式。直到1989年，当我在澳大利亚遇见Steptlen RoDtick的时候，我才得知MI早已在英国成为成瘾治疗中一种公认的和流行的临床方法。在那个时候，美国本土很少有人对MI感兴趣，虽然它已扎根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澳大利亚与荷兰。

Rollnick博士的一大贡献就是他的洞察力，看出MI从根本上是关于帮助人们解决有关改变的矛盾心态。他早已把MI应用在常规卫生保健当中，该领域是它迅速成长的下一个领域。慢性疾病的进程受病人的生活习惯行为的影响很大。正如在成瘾治疗中，医生知道他们的病人为了变得健康需要做出改变的类型，但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通常不会很有用。人类在做出健康的改变时经常会变得矛盾。我在这方面有过亲身经历，当我在印岁刚刚被诊断为患糖尿病的时候。突然问，对我来说，在我的饮食和运动方面做出显著的改变、监测我的血糖水平以及按时服药变得很重要。我的医生和一位糖尿病教育者要我马上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相当大的改变。我对自己熟悉的生活常规感到很舒服，然而，基于对这个诊断本身的震惊，所有这些改变似乎都令人崩溃。同样，对我的病人来说，当酒精已经变成他们日常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时，让他们停止喝酒会有多么令人崩溃。

然后，M1开始在惩教系统中被采用。再一次，那些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心地善良的专业工作者知道他们希望看到的改变是什么，而犯罪者通常是不愿意做出那些改变的。当有一些力量想试图使他们改变，推着他们去这么做，而不管他们是否情愿的时候，这种抵触情绪会变得非常强烈。

但事实是，这是一种几乎在每一个助人专业中都非常常见的动力。我们知道(或者至少认为我们知道)人们必须做什么以便拥有更加健康和快乐的生活。我们身边的“助人者”想要修正他们，说服他们，以便让他们知道改变行为是多么地重要。我们甚至愿意告诉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的劝告似乎总是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效果。

这就是在帮助人们改变时和在MI中的核心难题。如果人们真的是矛盾的——如果他们在自己身上同时具备了立志改变和反对改变的动机——那么我们不需要去挖掘某些新的、他们缺乏的东西。相反，我们的任务是唤醒他们自己那些关于改变的论据和想法——那些早已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动机。那些动机——他们自己的——很可能远比我们要试图给予的任何东西都更有说服力。

如果我们去做我们身边人的“助人者”所想要做的事情——遵循我们的“翻正反射”——那么我们就会为改变提出论据。我们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应该改变和他们应该改变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我曾经在全球各地教授过MI，而在每一种我所拜访过的文化里，对于这样的劝告的正常反应始终是一样的。自然的反应就是说出矛盾心态的另一面，即提出反对改变的一些论据。

MI可以帮助人们说服自己进入改变中。它并非只是一种“逆向心理学”的把戏。它是一种深入参与的、好奇的、至诚为人的与人共处的方式，这种方式会把人们内在最好的东西带出来。

MI不必花费很长的时间。那些忙碌的专业工作者有时候会担忧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实践中使用MI。如果有任何证据的话，研究结果已经显示了MI可以快速发挥作用。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时间，而所需要的东西是当事人行为的改变，那么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会比MI更好。时间压力会使我们设想我们“只需要去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但是经验(以及研究)显示那样做实际上很少会促使改变。

MI继续在寻找新的应用领域，部分原因是关于改变的矛盾心态是如此普遍的一种人类困境。目前有一些关于MI在教育、社会工作、牙科、心理卫生、物理治疗和康复等方面的探索。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人们对于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做出改变感到矛盾，那么MI就可能会有所帮助。

对于MI能够如此良好和容易地跨越文化障碍，我也感到印象深刻。我觉得这里有部分原因是关于改变的对话和矛盾发生在每一种文化当中。我还没有找到一种文化，其中的人们是享受被告知要去做出改变的。人们似乎反而喜欢被倾听并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MI如今已通过至少47种不同的语言来传播，且通过更多种的语言被实践。它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实践行业或者领域，或者也不需要一个高等的学位来做好它。我不是在一种有异于我自己的文化中运用MI的专家，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对于那些在一种民族或者文化规范之内的人来说，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而如果你给来自和你不一样背景的人做咨询，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比耐心地倾听和把人们看作是他们自身的专家，能够更好地跨越文化差异的。

因此，我很高兴。MI正被翻译成新的语言，包括中文。我感谢那些翻译者，因为要使MI能够在中文里被理解和被使用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选择如何去表达那些在英语里有意义，但是并不直接等同于中文的文字和文化的成语、词句和例子时，他们毫无疑问遇到了很多的挑战。翻译像MI这样一种复杂的方法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而且它需要一个人对MI实践所带有的心态和精神有所了解。当你确定运用MI对你和那些你所服务的人发挥作用的时候，我祝你在工作中获得成功和快乐。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

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特聘名誉教授

William R.Miller博士

第一次耳闻“动机式访谈法”(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是在接受美国张道龙医生针对EAP短程咨询的团体督导中。当时对这种从未听说过的咨询方法甚感好奇，曾经试图从网上搜索一些相关的书籍和文献，奈何关于MI的中文资料实在非常少见。后来，在一次心理治疗的工作坊中，与温州的精神专科医生叶敏捷交谈后，才知道该咨询方式在国外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成瘾障碍的心理治疗中，而且实证研究显示了其卓著的效果。由于它属于一种简短的咨询方式，又可以灵活地被整合在其他咨询方法中，所以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带着这样的热情，同时也为了帮助推动叶敏捷医生关于成瘾障碍心理治疗在温州地区的发展，我跟同事王韶字老师商量以后，决定着手翻译本书。

非常幸运的是，我很快便联系到了本书的作者之一，也是MI的创立者Miller教授，并且得知本书的最新一版，也就是第三版刚刚于2012年10月出版。更幸运的是我们还得到了Miller教授的许可来翻译本书。经Miller教授的介绍和推荐，我得以认识了澳大利亚坎贝拉大学的Joel Porter教授和中国香港地区的MI培训师江嘉伟。后来，我们邀请Porter教授到温州主持了一场MI的培训班，而江嘉伟则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

‘世上没有恒常之事，除了改变。”人们不是参与了改变，就是见证了改变，而心理咨询师的工作也如此。修通是一种改变，成长更是一种蜕变。所以，不管是何种治疗流派，当事人的改变都是治疗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那么，什么是促成改变的核心因素呢？无论是临床的实践还是研究，已经证明的一点是，当事人与咨询师之间的咨访关系决定着咨询的成败。可见，咨访关系对促成当事人改变的影响之大。与其说本书是手把手指导咨询师如何助人改变，还不如说它是在告诉咨询师如何去建立助人改变的人际关系。

因此，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其中一个较难翻译的词语就是engage及其变型。从辞典中可查知engage包含了从事、参与、衔接等意思。从心理咨询工作的内涵来理解，engage应指当事人投入晤谈，与咨询师有链接并能积极参与心理咨询的一种状态，而咨询师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并维护这样的状态。由于engaging是MI的第一步，且其本身是个动词，所以从意译的角度选用了‘导进”两字，而engagement则译为“导进关系”或“导进程度”。书中还会有一些类似的例子，比如compassxon没有被译为“同情”或“慈悲”，而是译成了咨询师对待当事人的一种“至诚为人”的态度。在开始对本书进行翻译以前，很幸运地能够认识香港的江嘉伟老师，并且与他共同翻译了MI的术语词汇表，其问唤出了不少创意与热情的火花。虽然只是为数不多的一些术语，但是江嘉伟老师翻查了大量辞典并且还为此参考了包括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翻译，以及征询原作者Miller教授的意见，其对翻译工作的认真与投入让我钦佩万分。

从2013年的4月份拿到《动机式访谈法》的英文版，到同年11月份完成全书翻译并交稿，能够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完成这样大量的翻译工作实属不易。我万分感谢与我一起奋斗的各位翻译老师，他们为此书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除了我负责翻译的第一部分和第七部分外，以下是共同翻译本书的各位同事及其简介。

第二部分——王韶字：杭州若简心理工作室治疗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参加精神分析取向动力性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短程动力性治疗的长期培训，接受自我体验和督导，专注于精神动力取向的长、短程个别治疗和动力性团体的带领。

第三部分——高隽：心理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系讲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专业人员与机构注册系统注册心理师。

第四部分——江嘉伟：中国香港地区执业临床心理学家，现服务于基督教联合医院，为动机式访谈法导师网络(MINT)(http://www.motivationaliIatcrviewillg.org/proffle/patllkorlg)会员，致力于推动动机式访谈法在华文社会的发展。

第五部分——曾银川：应用心理学硕士，大学心理教师，曾参加中德精神分析培训初级组、中美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高级组集训，并参加叙事治疗、短程焦点、家庭治疗、艺术治疗等十余种不同流派的短期技术训练，接待个案1200小时以上，并长期接受自我体验和督导。

第六部分——孙萍：就职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临床主治医师，2003年毕业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心理学系，擅长精神科各类疾病的诊断治疗，并在工作中结合心理治疗的方法更好地为精神障碍患者服务。

由于时间的关系，本译作中尚有不尽完善之处，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多多包涵并不吝指正。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Miller教授对我们翻译团队的信任并特此为本中文版作序。

郭道寰

2013年11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