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人，晚年隐居于形状如顽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船山先生。

孙钦香编写的《王夫之》以简明、通俗的笔调，较为全面地叙写了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生平事迹和他富有特色的哲学思想和他对后世中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王夫之》为“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之一，作者孙钦香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以简明、通俗的笔调，较为全面地叙写了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生平事迹和他富有特色的哲学思想和他对后世中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一、出身诗礼世家，亲受父兄教诲

二、外出游学交友，救父首罹苦难

三、故国沦陷亲人丧亡，救亡图存奔走抗争

四、历经颠沛中年返乡，隐遁穷山著书授徒

五、六经责我开生面，训诂考据兼义理

六、依横渠之正学，批陆王之邪说

七、倾注毕生心血，暮年成就史论

八、诗歌文论伴终生，老庄相宗填新解

九、再次奔走为故国，晚景凄凉比顽石

十、生前逝后寂无名，晚清发扬成显学

婚后不久，王夫之即北上长沙，到岳麓书院求学问道。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杭主教岳麓书院时期，朱熹远道而来与张拭讲学，一时大批学子前来听讲，成为理学界美谈，书院达致鼎盛。明朝正德二年(1507)心学家王阳明曾来岳麓书院讲学。可以说，岳麓书院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开讲地和宣扬地。在明末崇祯时期，岳麓书院也是声名远播，一批志向高远和学养深厚的学子来此访师问道。

王夫之在岳麓书院求学期间，师从吴道行问学。吴道行，字见可，号嵝山，湖北善化(今湖南望城)人，晚年成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以朱熹张械为综”，治学严谨，与高士泰为至交。在校期间，吴道行以经世致用之学教导船山，奠定了王夫之后来注重研读经史、地理、典章制度的为学倾向。

王夫之四子王敌在其《太行夫君行述》中记述：“亡考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疏，于书志年表，考驳异同，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阅之，而更以闻见证之。”大意是说，王夫之自少年时期就开始关心经世之学，不仅考察山川地理，而且关心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流变和得失。

明末经世致用之学起源于崇祯年间，在阳明后学空谈玄远的时代风气中，几社、复社中一批有志学者开始关注“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等具体实际政治、经济政策制度的搜集和分辨，并陆续编撰了一部五百零四卷的《皇明经世文编》。这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的经世致用之书。

明清易代，天崩地解，对当时学者的思想产生极大冲击，经世致用之学更是蔚为大观。如与王夫之同称为“清初三大儒，，的顾炎武编撰《日知录》，对官、兵、农、刑、律等有细致详尽的研究和考察。即便在学问宗旨上恪守阳明心学的黄宗羲也批评阳明后学空谈误国，撰写《明夷待访录》探讨治乱之由，并用毕生精力写作《明儒学案》，开清代浙东史学之先声。可见，青少年时期的王夫之养成为学经世之志，是与清明之际的经世思潮相呼应的。

在岳麓书院求学期间，王夫之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子，受当时文人学士结社风气的影响，参加了旷鹏升(字南乡)等组织的“行社”。

文士结社在明朝末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士大夫阶层活跃的运动是结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结社。明嘉靖以后，大江南北及山西、陕西个别地区经济极为繁荣，水陆交通也极为便利，因此，文人的社集到了明末最为繁盛。在这样的时代风气影响下，张溥等江南士子们创立了“兴复古学、明学致用”的复社。与王夫之同时代的黄宗羲参加过南京的复社大会，并与复社创始人张溥成为至交；顾炎武青少年时代也参加过苏州虎丘的复社大会。青少年时代的王夫之也不免受此士风习气影响，喜交友结社，举行文酒之会。

后来旷鹏升死，王夫之为之写《南乡公墓志铭》说：“夫之等肄业岳麓，与公订‘行社’，聚首论文，相得甚欢”，大意是说，当时在岳麓书院学习问道时，与旷公组织“行社”，以文会友，相交甚好。“行社”虽是王夫之与友人文酒之会，然所谓的“行”仍表明注重行动、实践的意思。

在长沙学习了一段时间后，1639年，王夫之二十一岁，回到衡阳，与郭风躇、管嗣裘、文之勇等几位朋友组织“匡社”，王夫之有《匡社初集》诗一首。所谓的“匡”就是匡扶社稷，匡扶天下之意。

郭风躇，字季林，湖南衡阳人，与王夫之、管嗣裘同是崇祯壬午举人。王夫之在《家世节录》中记载此友曾经问学于自己的父亲武夷公先生。《南窗漫记》提及此友诗体当属竞陵体，并记载船山接受永历朝行人司行人一职时，此友曾经劝船山不要应职。王夫之在其《五十自定稿》中存有《再哭季林兼悼小勇匡社旧游》诗一首。P16-19

古代中国不仅是人类的文明摇篮之一，也是人类的精神摇篮之一。

按照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观点，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文明出现之后，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世界上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文明，可以称之为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些文明中出现了一些大思想家，对人类和世界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提出了思考，提出了解脱或超越的目标与途径。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思想家，印度的《奥义书》和释迦牟尼佛，希腊的诗人荷马、悲剧家修昔底德、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巴勒斯坦的先知等等，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出现。他们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为精神基础的思想范式或世界宗教，他们仍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以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为坐标，再用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来衡量，那么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间的孔子恰恰是中国文明进入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处在中间点和转折点上：中国文明出现到孔子，我们现今的时代，前后备2500年左右。孔子以前，中国有思想但没有思想家；孔子以后，中国古代思想家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孔子开创的“温故知新”、“信而好古”的思想原则，影响了中国的阐释传统，即尊重古人的思想遗产，不断地理解、发展古人的思想，从中获得思考和应对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资源，这也是我们今天为读者奉献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的缘由。

纵观悠久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家们贡献出的成果具有极高的造诣与价值，在世界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很多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而言，可谓历久弥新，极具生命力。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博大宏深的汉唐经学、简易幽远的魏晋玄学、尽心知性的宋明理学是思想学术的奇葩；佛教的色空禅悦、道教的神仙修养是宗教信仰的沃土；其他如经世济民的政治、经济理想，巧夺天工的科技、工艺之道，风雅传神、丹青不老的文学艺术……都蕴蓄着丰富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一方面激烈辩论，水火不容，一方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一方面开宗立派，门户林立，一方面互相启发，入室操戈。儒、释、道三教可以论衡而融合，九流十家可以并行而不悖。总之，中国的思想成就丰富多彩，贯穿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刚健中和等精神传统，在继承、阐释中变化演进，一代有一代之胜，表现出综合创新的特色。

不过，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并没有思想家、思想者、哲学家之类的称呼和概念，只有圣人、贤人、哲人、智者、诸子、大师等等。这些词汇恰恰概括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特征：他们的社会身份往往是教师或学者，他们的思想往往追求道德与智慧。当然，从更广泛的范围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工艺、科技、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文明领域内皆有贡献巨大、自成一家或集大成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言论、著作或被后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以“三不朽”作为追求超越的途径，即“立功”、“立德”、“立言”，也就是说，为人类社会立下的大功、个人道德修养的成就和思想、智慧、学说等都是不朽的历史遗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思想家的内涵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现代人习惯认为的职业思想家、哲学家或宗教先知，我们在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时，也本着这样的标准选择传主。

众所周知，由南京大学已故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中国20世纪以来最为宏大的中国思想家研究工程。在这套简明读本系列编撰和出版之际，首先要对这200部《评传丛书》工作表达深深的敬意。站在这位巨人的肩上，简明读本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而且一定会呈现出新的风貌。这种新的风貌就是深入浅出和引人入胜：精炼的选择，简明的评述，生动的故事与智慧……在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本读本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向每一位愿意了解中国思想的读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我们和古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引导大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展开心灵的对话。

编委会

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