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文丛”汇聚了裘山山、赵德发、刘恪、薛舒、易清华、于怀岸、王棵、荆永鸣等30多位全国中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以整体面貌、集团亮相的豪华阵容，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坛的力量。

刘照如所著的《蚂蚁的歌谣》有智慧的故事性，呈现出来的不是阅读的快感，而是解密的诱惑。

《蚂蚁的歌谣》中的小说有着不可忽视的丰富性，它有力量抵御所有对它的限定性解释，而总是朝向另外的可能。文本空间爆发的张力、神奇的故事性、叙述的逻辑力量和结构策略的多重指向，足以让读者沉迷其中，却同时感觉到对自身智力的挑战和提升。有智慧的故事性，呈现出来的不是阅读的快感，而是解密的诱惑。

《蚂蚁的歌谣》由刘照如所著。

竹器

前往砀山

杨梵医生的错误

老荒的爱情

补偿

梦游症患者

蚂蚁的歌谣

我的江湖生涯

脸上的红月亮

王强的叙述

头朝下

小东西

小智庄的八奶奶

这次我演什么角色

竹器

我要说的故事发生在两百多年以前。根据我的家乡山东省定陶县的地方史志资料对一场洪灾的记载，可以推断出故事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清朝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的春天。那一年的春天风大、干旱、漫长，预示着夏天到来的洪水，不过在被后人称为“乾隆盛世”的那几十年里，定陶县境内万福河两岸类似的干燥春天并不罕见，只是那个春天被县志上十几个字记载下来。我要说的故事就发生在万福河的上游一带。在我所阅读到的史志资料中还有着这样的记载，说万福河中上游两岸的长春、柳林、沙土以及黄冈诸镇，盛产美女和竹编工艺品。尤其是上游的长春镇，那儿的女子普遍的身材匀称，面貌干净，有一种北方女子所没有的柔美。甚至有一篇介绍当地民风民俗的材料提到，她们还像众所周知的陕西米脂女子那样，喜欢穿着贴身的红布兜兜，而且把那块红布看得和自己的贞操一样重。《定陶民间文学集成——民间故事卷》中至少有四篇故事讲到了长春女子的美丽和多情，其中有两篇故事还是相当感人的。1996年，我曾根据一篇打动过我的民间故事改写成一篇小说，我的朋友岳虎一再声称，那是我所写过的小说中最为“传统”的一篇。实际上他说得对，我在写那篇小说的时候，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和我的生活很不相称的情感，就是深深地爱上了两百年前我家乡定陶县长春镇的女子。如果我能够生在那个年代的话，相信我会如愿以偿地娶到一个穿贴身红布兜兜的女孩子。当然这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甚至是难以启齿的想法，不好对外瞎说。再说长春镇早已不存在了，那一场洪水之后，长春重新变成了一片洼地。洪水中的幸存者流落到了万福河下游的一些村镇，现在，所谓“长春女子”只是定陶县史志资料中的一个概念。到了1999年夏天，我来叙述本篇故事的时候，万福河两岸那些镇子上的很多女孩子都到济南、天津以及南方的一些城市打工去了，男孩子也都加入了镇上和村里组织的建筑队，跟着包工头跑到城市里盖楼和修桥。这样除了每年的春节前后，那几个镇子上和附近的村子里已经很难看到年轻人的身影了。但是万福河两岸的漫坡上和浅水里，以及离河堤不远的洼地和坑塘，仍然长满了竹子，让人联想到县志中关于此地盛产竹编工艺品的说法是有根据的。现在万福河畔建起了几个竹编工艺厂，一些在传说中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老篾匠的后代支撑着厂子，他们带领残余的劳动力生产的工艺品，经由县外贸公司出口到东南亚几个国家。也有一些老篾匠的后代仍然沿袭着前辈的生活方式，用竹扁担挑着自己编制的竹器，走村串乡或者到镇子上沿街叫卖。我的爷爷现在就在柳林镇干着这样的工作，他也算是当地有名的老篾匠之一。

那时候，我的祖上刘权是长春、柳林一带最出名的篾匠。传说中刘权编制的竹篮子可以放在屋顶上，经过一个夏季的日晒雨淋之后，一点也不会走样。据我爷爷讲，祖上刘权的竹器之所以这么神气，除了他手上的功夫非常了得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泡制大师。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篾匠，刘权在竹篾子的渍制和上油两个环节中有过人之处。当年刘权渍制竹篾子的腌池现在还在，它大约三米宽，五米长，一米半深，池底和四壁用刻有碎方格的青色方砖砌成。这个腌池不漏水，不沤料，我的爷爷至今还用着它。两百多年前，我的祖上刘权常常趴在这个池子的边沿，翻弄着那些被束成细捆的篾子，鉴别它们的成色。已经泡足成色的篾子被挂到屋檐下晾晒起来，晾到八成干的时候，再为每一根篾子仔细地涂上一层桐油。刘权在干这件事的时候，眼睛和指尖都充满了感情，他抚摸着那些……

P1－2

小说的困难

小说写作首先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是反对因袭守旧，第二是抗拒平庸。无论是从文化传统、现实环境还是从个人能力的方面考虑，“反对因袭守旧”做起来都是很困难的。每一个小说家，尤其是那些把创造力视为写作根本的小说家，对此都深有体味。但是抗拒平庸更难。首先我们这些人不是天才，其次是这个时代也并不需要天才。你要写作，却不能把自己放到一个绝对孤立的位置上。所以说拒绝平庸几乎做不到，能做到的仅仅是有一种拒绝平庸的心态，但这种时候你感觉自己很像一个窃取大众财物的小偷，这就是平庸给你的巨大压力。

还有技术性困难。谈到小说的技术性问题，我想到了约翰·巴思那篇著名的论文《枯竭的文学》，巴思感叹小说的样式已经用“疲”了，小说文本的种种可能性已经穷尽。巴思号召小说家从事“实验”和“创新”，并且提到了“反讽”和“博尔赫斯精神”。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大”，是观念上的，在具体的写作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总是要繁琐和个人化得多。起码我自己是这样的，在具体的写作中，我感到自己像是赤脚走路，最硌脚的地方是自身作为一个写作者个性和素质方面的弱点。说得极端一点就是，不论我写什么，我所写的一切都是在写我自己；不论我怎么写，我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写。

记得前不久我和上海小说家张生通电话，电话中谈到小说写作的困难。张生说困难更多地集中在小说家自己身上，而与外界无关或关系不大。张生的意思，小说家真正面对的困难就是和自己的弱点较劲，较劲的过程中常有的心态可能就是虚弱感。每天写作，每天压迫着你的虚弱感就像对面墙上石英钟的秒针一样不断地逼近一个临界点。但最后我们仍然达成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虚弱感不见得是坏事，经常被虚弱感打击着的小说家可能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可能实际上很强大。

对我来说，语言的难题非常突出。我感到语言是一个大磁场，小说家是一些小铁钉，我们在语言的磁场里往往身不由己。每当我打算写作的时候，坐在电脑前，伸出手指，马上就能感觉到指尖一下子触到了语言构成的庞大系统。内心的景象非常丰富，然而语言却只能一步一步地来，它几乎无法完全或者说一下子呈现内心，结果只能是这样：写出来的那一部分只是想写的其中很小一部分，另外的那些却在语言的线性状态中流失了。所以我对自己的每一篇小说都不满意，我觉得在这篇小说中，我想呈现出来而最终流失掉的东西太多了，我把希望寄托给下一篇小说，然而在下一篇小说中同样的难题会重复出现。不知道是谁说过这么一句话，语言击败了每一个小说家。

刘照如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