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升编著的《清代文字狱解密》是一本介绍清代文字狱的专著。为使更多人了解请代文字狱的来龙去脉，《清代文字狱解密》一书在搜集占有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力求以简约的笔法，通俗的语言，为清代的文字狱作一全景勾勒，从而对文字狱的罪行有一更为清晰深切的体悟。

这是孔令升编著的《清代文字狱解密》。《清代文字狱解密》是一本介绍清代文字狱的专著。

“文字狱”的称谓首见于龚自珍的《咏史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有清一代文字狱范围之广，涉案人员之多，杀戮之残忍，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清初顺治年间，满族入主中原，引起了汉族人的强烈反抗，用武力镇压各地的反清斗争是当时封建政权的首务，以文字罪人，尚无暇顾及。到了康熙年间，战事初平，为了加强对汉族文人的思想控制，始兴文字狱。《明史》案、《南山集》案，为其代表。但总的来说，此期文字狱属于初设阶段，文禁尚属宽舒。

雍正朝，文祸渐多，可查者近二十起。此期屡兴文字狱的原因有二，一则以朋党的罪名，铲除异己势力；二则镇压汉人的民族意识。

乾隆朝文字狱初缓后峻。起初乾隆对文人的控制尚属宽容，到孙嘉淦奏稿后文字狱开始酷烈，甚至最终达到了血雨腥风的程度。迨及乾隆晚年文网渐疏。

乾隆之后的文字狱寥若星辰，这主要是清政府的统治已是内忧外患叠加，强权统治已趋衰落，无暇以文罪人。随着清廷的覆灭，文字狱始告消歇。

前言

函可《变纪》案

庄廷□《明史》案

沈天甫、姜元衡逆书案

朱方旦刻书案

陈鹏年逆诗案

戴名世《南山集》案

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案

名教罪人钱名世

查嗣庭乡试案

谢济世诽谤“程朱”案

陆生楠论史案

曾静吕留良案

范世杰呈词案

孙嘉淦呈稿案

两起疯人呈词案

刘震宇献策案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如出一辙的两则疯人案

赵永德诬陷案

杨淮震《霹雳神策》案

朱思藻《吊时》案

彭家屏私藏野史案

沈大章私刻逆书案

鲍体权邪贴案

林志功捏造碑文案

阎大镛《俣俣集》案

余豹明诗词诬陷案

李雍和呈词案

王寂元投词案

蔡显《闲渔闲闲录》案

齐周华献书案

徐鼎《平缅表》案

李浩图文案

王道定妖言不及众案

李超海《武生立品集》案

安能敬诗文案

戎英献书案

王殉呈仙书案

严□投书案

王锡侯《字贯》案

刘翱呈书案

黎大本《资孝集》案

徐述夔《一柱楼》诗案

刘峨《圣讳实录》案

李□《虬峰集》案

陈希圣诬告禁书案

冯王孙《五经简咏》案

智天豹《本朝万年书》案

沈大绶《硕果录》《介寿辞》案

王大蕃奏疏案

石卓槐《芥圃诗钞》案

祝庭诤《三字经》案

魏塾妄评《徙戎论》案

戴移孝违书案

艾家鉴科场条陈案

吴英策书案

梁三川《奇冤录》案

黄检私刻朱批谕旨案

王仲儒《西斋集》案

焦禄谤帖案

周铿声诬告案

程明湮代做寿文案

卓汝谐诬告《忆鸣诗集》案

高治清《沧浪乡志》案

方国泰私匿《涛浣亭诗集》案

海富润回教经书案

乔廷英与李—互诘案

楼德运案

冯起炎注解《易经》案

尹嘉铨为父请谥案

吴文世的《云氏草》案

刘遇奇《慎余堂集》案

贺世盛《笃国策》案

嘉庆朝庆皇孙案

朱方旦刻书案

康熙年间在湖广一带，活跃着一位神医，传其能以气功治病，具有神效，他叫朱方旦，湖北汉阳人，自号二眉道人。对于他的行医神效，两则记载可见一斑。其一，京官史子珍的妻子患病卧床三年，多方求医，治无效果，遂求访朱方旦。朱满口答应予以医治，但不见动身，史不解，朱乃宽慰史子珍说，我治病用神不用身，我晚上发功给她治疗，明天你妻子的病就会好的。史将信将疑，回到家中，令他觉得反常的是，晚上妻子异乎寻常地酣然人眠，翌日，竟下床行走如初，沉疴果然痊愈。其二，裕亲王福全的夫人难产，求助于时寓京城的朱方旦。二人来到一个静室，朱闭目而坐，福全则心神不安，几次欲离席外出张望，均被朱制止。未几，朱起身向福全道喜，话音未落，家人来报，夫人顺利生下一女婴。此被认作是朱助产的结果，于是朱方旦的声名益震。

朱方旦的医术被越传越神，信徒日增。这便引起了时任湖广巡抚董国兴的关注，董认为朱方旦是在行妖术惑众，并将朱方旦押解至京师问罪。说来也巧，朱被押解至北京，正赶上康熙祖母，太皇太后六十寿辰大庆，康熙大赦天下，朱自然在开释之列，非但如此，闻于朱方旦的医道神明，康熙还特意召见了朱方旦，待为上宾。朱在返回湖广时，御赐金银以及京城诊病所得，已是盆满钵满。此次北京之行，朱可谓是因祸得福。

朱方旦若终生行医，其人生结局必定十分圆满，可惜他却被卷入了政治漩涡，招来了杀身之祸。

说起来，这个朱方旦，非但医术出众，还精通经史，晓儒学，识见广博，故仕宦文人多相交结，富有文名。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在云南起事，康熙唯恐朱方旦这样的人才会被吴三桂网罗，便将朱招致北京，朱由此第二次见到了康熙。朱方旦很能揣度圣意，一再向康熙表忠心，确保自己不会投奔吴三桂，从而取得了康熙的信任，之后不久又回到了家乡。

之后，康熙命顺承郡王勒尔锦带兵征讨吴三桂，到湖广后，勒尔锦不是精心于军政事务，而是经常邀朱方旦至军营，占卜军机。康熙得知此事后大怒，谕旨严斥勒尔锦，警告他不要轻信“狂妄之人（朱方旦）”而贻误战机。这一次，朱方旦在康熙心中投下了阴影。

朱方旦被杀的直接导火索是其著书立说。

朱方旦凭借多年行医的经验写成《中补说》和《中医秘书》。其核心主张是“中道”。他认为，修身的途径在于修脑，人的意念、思维、识见都储存于大脑，需要时，就可随时释放出来。他的中道理论显然和儒家传统的“修心说”背道而驰。此事被充当康熙耳目善于奏密折的翰林院侍读王鸿绪抓了把柄。王上书参劾朱方旦，认为朱犯有三大逆天之罪。其一，“诬罔君上”。按朱方旦的说法，人若存有良心，就都能避凶趋利，无论天子抑或平民皆同此理。王鸿绪认为这是对圣上的大不敬。皇上乃至尊，怎么能和平民百姓为伍？其二，“悖逆圣旨”。朱方旦主张“中道”，即任何信念、理论都发乎头脑，王鸿绪则认为自尧舜以降，大凡圣人，都讲究“修心”。朱方旦显然有悖于圣贤之道。其三，“摇惑民心”。朱方旦凭自身医道及识见广博深得民众追捧，凡到一地其信徒动辄几千相随，当年汉代张角，元代刘福通，无不是凭借惑众手段叛逆，行乱天下，故此朱方旦的行为，应严惩不贷。

王鸿绪的参本应该说都涉及了封建统治的根本性问题，所以权臣对此不敢有异议，康熙则早已对朱方旦心怀芥蒂，王鸿绪的奏本说开了恰有点正中下怀的味道，故此康熙最终定案：对朱方旦严查究拟，即不处死，亦当流徙宁古塔。

圣意一出，湖广巡抚王新命闻风而动，即刻将朱方旦立拘锁带，奏请康熙后，于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将朱方旦就地处斩，其徒顾宏齐、陆光洁等判斩监候。

一个曾被勒尔锦赠以“至人里”、“圣人堂”匾额，被原任湖广巡抚张朝珍赠以“圣教帝师”匾额，曾两度得近龙颜的神医，最终就落得这样一个悲凉的人生结局。

P11－13

文字狱的称谓，始见于龚自珍的《龚定庵全集》中《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最早的文字狱可追溯到鲁襄公时期，据《左传》载，齐国大夫崔杼弑君，太史秉笔实录而被杀，这是最早的因文字获罪的记录。

宋代苏轼的“乌台诗案”，也是以文字罪人的典型案件。明代诗人高启被腰斩金陵雨花台，其尸首断成八截，同样是因为文字惹的祸。

在中国封建历史进程中，文字狱最为苛酷的还应该是清代。

清代文字狱之所以血雨腥风，大大超越前代，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清代国家政权是由满族建立的，这使汉民族的正统感及民族意识遭到了空前重创，于是反清复明言论屡见文人笔端。为了肃清汉民族的反清意识，清政府在武力镇压的同时配以文化围剿，因此文字狱成为巩固其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

纵观清代文字狱，顺治与康熙两朝属于文网初设阶段，尽管其间发生了《明史》案与《南山集》案，但总体来说，文化统治还尚属宽缓。这主要是因为，清政权定鼎乾坤后，各地反清武装还未彻底肃清，其主要精力还是集中于武装镇压，对违碍的文字尚未深究苛责。

雍正统治时期的文字狱渐多，但前期主要还属于为肃清朋党而采取的辅助手段，后期少量文字狱则是为了打击汉民族的反清意识。

文字狱的昌炽则是在乾隆时期。起初乾隆为了向世人展示其仁君一面，还力图校正乃父对文字句意的苛责。不过到了“孙嘉淦奏稿案”发生以后，乾隆开始警觉起来，他似乎觉察到，在其统治的太平盛世掩盖下，还隐藏着一股强劲的反清暗流，于是他调整了文化政策，开始对诗书穷究细研，文字狱大兴，后来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文人动辄得咎，噤若寒蝉，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钻进故纸堆，皓首穷经，以躲避文字狱。

嘉庆以后，文字狱渐去渐远，鲜有发生，这主要是当时清政府已是内忧外患，大厦将倾，统治者已无暇再顾及文字案件。直到清政府被推翻，文字狱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才被彻底铲除。

文字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场劫难。为使更多人了解文字狱的来龙去脉，从而对这一特殊文化现象有更准确的把控与定位，笔者在翻阅《清代文字狱档》的基础上，参阅前人的研究成果赘成此书。由于水平有限，讹误之处，希请方家斧正。

孔令升

2013.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