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修订版）（精）》编著者杨奎松。

解密解析1936－1949国共两党谈谈打打的内幕，日本侵华，是不是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机会？国共和战，是民族大义，还是党派利益？

收编与改编，合并与跨党，新四军问题交涉，蒋毛会面之流变，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

十三年间十次谈判，新观念，新资料，全新解密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成果。

《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修订版）（精）》编著者杨奎松。

《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修订版）（精）》内容提要：本书是作者在国共关系研究上的成果之一。作者历经数年，搜集整理了两党在抗战前后十多年间谈判的草案、提案和谈话录，以及在各时段开具的条件；直接或间接引证了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等材料；解密解析了“‘收编’与‘改编’”“‘合并’与‘跨党’”“新四军问题交涉”“蒋毛会面之流变”“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打亦谈来谈亦打”“南京代表团的困境”等一系列谈判的核心问题；真实再现了在云谲波诡形势下，国共两党谈判的曲折过程和历史真相。

修订版前言

初版前言

第一章 国共内战化解的经过

 1．蒋介石的主动与初衷

 2．莫斯科的初步接触

 3．低层次接触的开端

 4．国民党条件的提出

 5．高层接洽的开始

 6．出人意料的成功

第二章 “收编”与“改编”之争

 1．为西北善后而交涉

 2．最初的妥协与协议

 3．周恩来的杭州之行

 4．从西安到庐山

 5．两党谅解的达成

第三章 “合并”与“跨党”之争

 1．分歧与合作俱来

 2．不约而同的提议

 3．“大党”问题的谈判

第四章 走人绝境的两党军事谈判

 1．军事摩擦的加剧

 2．制止摩擦的尝试

 3．军事谈判的展开

 4．新四军问题的交涉

 5．划界谈判及其失败

 6．在对抗中求缓和

 7．无法善后的“善后”

第五章 蒋、毛会面之流变

 1．关系缓和的初步迹象

 2．蒋介石约见毛泽东

 3．林彪代毛重庆行

 4．一次失去的机会

第六章 解决问题，还是政治角力

 1．再度谈判之起因

 2．西安初步协议

 3．重庆谈判之激荡

 4．宣传战的演进与中止

第七章 要联合政府还是要解放委员会

 1．美国人的介入

 2．一相情愿的延安协定

 3．赫尔利功败垂成

 4．毫无希望的再谈判

第八章 在重庆和谈的背后

 1．“内战的方向确定了”

 2．“和平”突然降临？

 3．艰难的讨价还价

 4．山重水复仍无路

 5．打亦谈来谈亦打

第九章 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

 1．和平机运的再现

 2．前所未有的成功

 3．失误不可挽回

 4．美国调处名存实亡

 5．走向全面战争

第十章 北平和谈：不可能的尝试

 1．反蒋和共的密谋

 2．李宗仁的和平运动

 3．南京代表团的困境

 4．不投降，就灭亡

主要参考文献

自从1927年国共两党开始了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之后，战争就成为两党胜负生死的关键。经过持续多年的内战，中共一度在农村创立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和大片的根据地，并且曾经力图根本取代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但是，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奉行的是一种纯粹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它几乎排斥了社会上一切富裕的阶层，并且不惜以那些介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势力为敌。结果，得到了“中央政权”的国民党人高举统一国家和复兴民族的旗帜，渐渐赢得了国内多数民众的拥护，不仅日益稳固了自己的统治，而且形成了强大的军事优势。共产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极端政策，和国民党在统一国家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最终导致了中共和红军的惨重失败。然而，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一旦重新认识到前此的策略失误，转而开始逐渐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之后，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就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来了。中共有声有色的统一战线运动，甚至也多少改变了他们在军事上极端劣势的局面。正是因为红军还具有不可小视的战斗力，再加上日本人的加紧入侵，最终导致蒋介石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了对残存的红军力量实行剿抚并用、恩威并施的解决手法。蒋显然没有料到，中共及其武装，同地方军阀势力有着本质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之日，竞成了国共关系，乃至于整个中国现代政治史开始发生重大转折之时了。

1934—1935年，可以说是蒋介石踌躇满志的年代。自从1927年南京中央政府建立以来，它的“中央”两个字始终有名无实。为了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蒋介石七八年来穷兵黩武、金钱赎买，无所不用其极。即使1931年日本人制造了“九一八”事件，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蒋介石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方针，坚持必须先安内统一，再攘外御侮。

对蒋介石来说，统一中国的障碍首先来自那些表面上归顺了国民党的各个地方实力派。这些地方实力派不仅割据一方，而且对南京政府及蒋介石阳奉阴违，甚至经常伺机结合成军事集团，向南京及蒋介石发难。

其次，蒋介石必须要对付的就是共产党。严格地说，共产党开始几年对蒋介石统治的威胁不是很大，因此他最初不过是把那些在偏僻山区活动的红军当成土匪来看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活动在南方几省交界处的红军渐渐发展到数万人，他们的根据地甚至开始接近了某些富庶地区和交通要道。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才发现，共产党也许比那些墙头草似的地方军阀更难应付。

但是，多年诉诸武力的结果，到了1934年秋天，无论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还是来自共产党方面的，任何对南京中央政府的直接威胁，都几乎不存在了。甚至，由于红军主力被迫放弃了他们在中国南方的主要根据地，转移到偏远的西南地区，国民党中央军跟进追击，南京的统治也乘机扩展到了原先始终管辖不到的这些重要区域。因此，到1935年秋天前后，蒋介石肯定非常欣慰，因为他统一中国内陆的目标，眼看就接近于实现了。想不到的是，日本人却步步进逼，在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及热河之后，这时又把目标转向了华北五省，在天津地区制造出一系列摩擦，必欲把华北傀儡化不可。这种情况自然要迫使蒋介石把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攘外御侮的问题了。

如何才能消除来自日本的威胁呢？根本的办法就是争取外国的援助与干涉。在这方面，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一直在设法引进欧美势力牵制日本，结果只是更加惹恼日本人，却帮不了自己多少忙。因为英、法、美等国丝毫也不想为了中国与日本起冲突。在所有的大国里面，唯一有可能与日本起冲突的，只有比邻的苏联。因为俄国人不仅因1904年旅顺战败与日本结怨甚深，而且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也直接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蒋介石二十年代与苏联人打过多年交道。那个时候国民党一盘散沙，完全不成气候，由于孙中山实行了联俄政策，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结果不仅得以创建自己的军队，而且一个北伐战争就推翻了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如今蒋介石当然希望能够再度借助于苏联之力。只是，国民党当年与共产党闹翻，也就与一向支持中共的苏联翻了脸。其后双方虽于1932年设法恢复了外交关系，但蒋介石因惧于苏联暗助中共，仍不敢过多地接近苏联。但随着红军已被赶到边远的穷乡僻壤、中共不复威胁南京国民党的统治之后，蒋介石相信这样的机会又来了。

1934年夏天，当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已经接近成功之际，蒋介石即开始小心翼翼地投石问路了。他这时特别选派了主张联俄的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以他的私人名义，假前往欧洲之机，路经莫斯科，试探着了解苏联方面在与南京政府合作抗日问题上的可能性。根据蒋廷黻的报告，莫斯科方面明显地对此有所兴趣。P1－3

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机会，它可以使这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双方，在一种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合作的局面呢？毫无疑问，不论过去的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也不论今天的人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理解过去的历史，这样的机会确实存在过。有谁能够否认，自有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时止，在这二十八年的时间里，这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国共两党，相互战争的时间丝毫不比他们“和平共处”的时间长。

当然，过去的和今天的政治家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这种“和平共处”始终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之所以选择“和平”而不是选择战争，这毕竟是一种妥协，并且是相互间的而绝不是单方面的妥协。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疑：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是否还会有共产党的存在？但是，人们为什么不从另外的角度想一想：为什么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就在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如果张学良不是了解到蒋介石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的情况，如果他不是相信共产党有蒋介石也无法战胜的力量，他是否会与共产党结盟，是否会冒险发动西安事变？进而言之，西安事变结束之后，如果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蒋何以要留这无穷的隐患，并与之和平谈判？如果共产党数万兵力无足轻重，蒋又何以在谈判条件上一让再让，最终不得不同意共产党人保有事实上独立的军权与政权？试比较一下1949年的国共谈判，蒋尚有半壁江山和数百万军队，只因共产党人不想与之妥协，结果竞想要保有部分的政权和军权而不可得。事实昭然，妥协总是双方面的，而双方面的妥协不论形式如何又何尝不是一种“合作”？

在1937年到194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恐怕再没有什么字眼儿比“国共合作”这个字眼儿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了。它里面既有友爱，也有仇恨；既有团结，也有对立；它既象征着平等，也象征着不平等；它既意味着和平．也意味着战争。但是，不论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仇恨、对立、不平等甚至战争，他们却始终在努力维持着他们之间的统一战线。从1936年国共两党谈判政治解决两党关系开始，到1946年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为止，他们之间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十一年之久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谈判。这些谈判的内容固然每每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固然比比皆是，但是他们之所以谈判，目的自然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为了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与合作。

然而，截然不同的观念形态，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和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使得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而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最终导致国共两党总是难以找到共同的妥协基础与谅解方式。当然，机会总是有的，但毕竟只是机会而已。无论是1937、1938、1942、1944年，还是1945和1946年，我们事实上都能够发现这样的机会。但是，机会总是有条件的。它们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客观环境、力量对比和一方甚或双方的妥协意愿所使然。也正因为如此，机会总是不能保持永远。任何一种环境的改变，力量对比的变化，乃至谈判条件的调整，都有可能使本来存在过的机会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注意一下1942年和1944’年上半年的两党谈判情况，就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也恰恰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似乎有必要注意到两党关系的极端复杂性。

可以肯定，在国共关系史当中，两党谈判的历史是最能够集中反映双方关系的这种复杂性了。在1936—1946年问，国共两党之间的几乎所有重大矛盾与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斥诸于谈判并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国共两党自身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针和目的，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谈判条件的考虑和变换中表现出来。甚至，如果我们把国共双方的历史性较量概括为“斗智斗勇”的话，那么，谈判本身实际上也是双方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一种手段。有人说，谈判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如果我们只是就其复杂并极具技巧性的这一特点而言的话，我们的确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一种“斗争艺术”。在抗日战争前后，国共双方实际上也正是把谈判当成是一种斗争的重要手段的，它甚至远比那些真刀真枪的摩擦和冲突更加具有威胁性，更加惊心动魄。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努力研究并说明在国共关系史中最复杂也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两党谈判的情况。

杨奎松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