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编著的这本《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是以“口述史”的形式回顾了法国50年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演变历程，是阿隆的自画像，也是法国同代知识分子的群体画像。由于对话者分属1933年代和1968年5月运动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经历、阅历和政治倾向不同，又都能言善辩，读起来更加生动、惟妙惟肖，或许更能反映其人其事的真实面貌。与《阿隆回忆录》形式各异，互为补充，相映成趣。这两本以不同形式发表的阿隆回忆录在法国和外国均一版再版，读者兴趣经久不衰。

雷蒙·阿隆是难以归类的。作为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他逆左派知识界主导思想的潮流而动。他很早就认识到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五十年代，他勇敢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完成一项毋庸置疑的符合科学规律的事业。

雷蒙·阿隆身兼记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与让-路易·米西卡和多米尼克·沃尔顿的对话中，他回顾了自己在政治和精神上的心路历程，在这些充满激情且令人兴奋的对话中，他分析了半个世纪以来他所亲历的重大事件：希特勒上台、人民阵线、慕尼黑会议、大崩溃、维希政权和抵抗运动、种族灭绝、冷战，等等，以及与萨特和梅洛-庞蒂的论战、欧洲建设、核战略、阿尔及利亚和非殖民地化、戴高乐主义及68年5月风暴，左派联盟……

从这本再版的《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中，我们可以窥见一种不否定人类自由作用的历史观，一份为西方民主的辩护词，同时也洞察到一种复杂、清醒且充满激情的个性。

《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由雷蒙·阿隆编著。

译者前言

引言

第一部　动荡中的法兰西

第一章　30年代的一个知识青年

 一、从1928年的乌尔姆街到1933年的柏林

 二、人民阵线：左派喜欢拿自己的失败庆功

 三、法国的衰落

第二章　黑暗的年代：1940-1945年

 一、动身去伦敦

 二、戴高乐与贝当

 三、大屠杀

第三章　解放时期的失望

 一、重建法国

 二、政治病毒

 三、雅尔塔，瓜分世界的传说

第二部　民主制与极权主义

第一章　大分裂：1947-1956年

 一、谁打赢了冷战？

 二、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中

 三、知识分子的鸦片

第二章　非殖民地化

 一、阿尔及利亚悲剧

 二、戴高乐与非殖民地化

 三、知识分子与反对殖民主义

第三章　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

 一、关于核战争的思考

 二、经济增长与意识形态对立

 三、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

第三部　自由与理性

第一章　永恒的和变化中的左派

 一、1968年5月运动

 二、水中捞月

第二章　帝国的冲击

 一、缓和的幻想

 二、美利坚帝国的衰落

 三、中国与第三世界

 四、人权不能成为一种政策

 五、衰落的欧洲

第三章　介入的旁观者

 一、著作的同一性

 二、新闻评论家与大学教授

 三、政治选择

 四、价值观

结语

附录　雷蒙·阿隆著作目录

多米尼克·沃尔顿（以下简称：沃）：1924年至1928年，您在高等师范学校。您的朋友是让-保罗·萨特和保罗·尼赞（PaulNizan）。你们在学校接受的是什么教育？

雷蒙·阿隆（以下简称：阿）：双重的。首先是受到同学和优秀知识圈子的教育，我认为，这种教育是出类拔萃的。接着，我学哲学，至少像大家讲的，学“有关哲学的”的东西。当时，两位教授对我有一定影响。一位是阿兰（Alain），他不是高师的教授，而是亨利第四中学的一位名士派教授。我不时到亨利第四中学找他，陪伴他走路回家，他家住雷恩街。另一位是布伦施维希克（Brunschvicg）。他们两位年龄差不多，互相也相当尊敬。阿兰对“索邦一伙”和哲学教授有点恼火，这些人在战争时期曾经主张，为了胜利，血战到底。阿兰参加打仗，同时又反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你们提到的萨特和尼赞，确实大名鼎鼎。但我在师范学校还有其他许多同学,如拉加什（Lagache）、康居朗（Canguilhem）、马胡（Marrou）！这个圈子太优秀了，我后来经历过的其他任何圈子都比不上，可以说，我对高师有点恋恋不舍。我始终认为，这里的男青年比20至25岁年龄段的其他男青年更聪明、更开放。萨特，20岁，对“重要人物”就反感。但他，也许还有我，我们都在人生旅途的半途中变成了重要人物！

让-路易·米西卡（以下简称：米）：高师有哪些重要的知识分子流派？

阿：有“塔拉派”，意思是“上教堂做弥撒”，即天主教信徒。人数最多的是左派，社会主义者。我嘛，曾经是朦胧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身上最强烈的情绪可能是反战吧，也就是和平主义。我是个激情的和平主义者，用造反的方式反对战争本身，也反对孩提时代目睹的那种战争方式。我9岁的时候，战争爆发，13岁时战争结束。过后，我对自己讲，今后，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容忍这种战争，或者说，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同情民族的苦难。当时我有个感觉，儿童的自私自利是可怕的。我既然是爱国者，我就要竭尽全力反对战争。战争期间，我10岁、11岁，我想当军官，小小的军官！我写了几篇歌颂小军官伟大精神的作文。几年以后，当我开始思考的时候，当我进入哲学班的时候，一下子就乱套了，全都变了。经过3个月的考虑，我决定一辈子搞哲学！怎么说呢？同其他所有课程相比，我被哲学班改变了面目。你问其他课程指的是什么？文学，拉丁语，希腊语，算术或数学！我多少也有点兴趣，但说心里话，我更喜欢的是骑脚踏车和打网球……

沃：您是一个网球高手？

阿：对，但我要强调，如果说我是个好学生，到那时为止，主要是出于自命不凡，我看，是出于一个相当可鄙的动机，想争第一名。但是，上过哲学课，我就不想当第一名了，我想当个哲学家；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高师，当然我继续攻读哲学，但不够努力。接着，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攻读康德，是为了毕业证书。研究了布伦施维希克，他给人指出了伟大哲学的含义，也让你失去深入研究这些哲学的勇气。

沃：您认为，您所接受的教育为您学会认识世界做了准备吗？

阿：为不能认识世界做了准备。在“哲学”的名义下讲授了什么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和其他学术大家。几乎没有讲马克思，除非作为社会学家提到几句。没有人讲后康德学派，或只是点到为止。也没有讲黑格尔。讲了认识论，研讨过数学或物理学，但没有政治哲学课。我在巴黎大学或高师时，从来没听说过托克维尔的名字！

米：马克斯·韦伯呢？

阿：当然没有。马克斯·韦伯是以后的事了，这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教育。我在高师4年当中所受的教育，是把我培养成一个中学哲学老师，仅此而已。1928年，就像大家说的那样，我堂而皇之地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因为我得了第一名。萨特这一年却名落孙山。我立即感到会产生某种内心危机。有几年，我无所事事，白白丢失了宝贵时光。我几乎绝望了。我有点恼火，通过阅读哲学大师的巨著培养学生，并非毫无意义。但我对世界、对社会现实和现代科学知道的确实太少了。学什么？为什么学哲学？什么也不为？或者再做一篇关于康德的论文？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临阵脱逃了。我离开法国，离开了这个圈子，我找到了新天地。

沃：从1970年您在法兰西学院授课的开篇中，我们发现了您谈到受教育的一句话：“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政治实质的被揭示，使我产生了一种对大学教育的逆反心理。”

阿：我觉得，那些先当学生后当老师一辈子待在一所大学里的人身上缺少点什么。大学世界太温和了。大学里不足以让人看到人类生存的丑恶和艰巨。这样说，我并不是要指责别人读康德的书，我本人也硬着头皮读了一年。一位哲学大师的著作很难读下来，因为这几年学习的内容更加丰富了。服完军役，我动身去德国，我的叛逆更广泛了。我反叛此前的战争，反对“庞加莱主义”，反对我认为已经完全失去宽宏大度的法国外交政策。我梦寐以求的是法国与德国和解。

沃：您为什么选择去德国而不是去英国或美国？

阿：有个传统问题。他们要深造，哲学家就去德国。比如，迪尔凯姆（Durkheim）比我早两代，去了德国，并从那里带回一本关于德国社会科学的小册子。我的老板布格勒（Bouglé）是这样做的，我也这样做。我写了一本叫作《当代德国社会学》的小书。萨特也到德国去了，不过偶然机会，比较晚，是我介绍他去的。  米：您对德国的初步印象怎么样？

阿：第一个直觉不如说是一种印象，一种感觉，我只能用汤因比 的一句话来表达：“History is again on themove”，意思是说，历史又重新启动了。1930年春天，我一到德国，让我感到吃惊、感到刺目、感到震撼的是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暴力。而3个月以后，国家社会党人就取得了首次胜利，107名纳粹党议员当选。从这个时候开始，1930—1933年，我生活在与高师时期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中。问题已经不是前几次战争如何猖狂，日思夜想的是如何避免新的战争。

与德国一接触，我就有个感觉，这个民族不甘心忍受昔日失败的命运，那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叛逆精神，经济危机又使之强化。突然，我在过去信奉的和平主义与面临的政治抉择之间犹豫不决了：应该干点什么呢？我在德国时写的所有文章都是等而下之的。说等而下之，因为首先我还不懂得怎样观察政治现实，其次我也不懂得从根本上区分愿望与可能。我没有能力不动声色或不带情感地分析形势，而我的情感一部分来自我受到的教育—我把它叫作“学院派理想主义”，另一部分来自对政治残酷性的认识。然而，面对希特勒，我的老师，阿兰或布伦施维希克，他们在干什么，我都不敢讲出来，但他们无足轻重。或至少，当我在观察世界，当我在公共游行中听到希特勒讲演时，他们待在与我不同的世界里。

米：但是，您对纳粹现象的觉悟，并未阻止您继续攻读德国哲学呀？

阿：哦，不是这样！你们知道，我们，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反对和蔑视因1914—1918年抗德战争而谴责德国文化的那些知识分子。我们对部分上一代人最不满的是他们谎话连篇。按照这种谎言，大家就不能再聆听瓦格纳的音乐了，因为他是德国人，或者，我们今天可以说因为他曾经排斥犹太人。一边是德国文化，另一边是德国政治，在我看来，界限泾渭分明。尽管发生了1939—1945年的战争，尽管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我永远不会因为政治冲突而任意谴责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

米：但，毕竟您身边的德国知识分子曾经被国家社会主义所吸引呀？

阿：不，并非如此。我遇到的教授中，很少。大学生中，确实如此，但也要实话实说：我在科隆大学当助手时，我与许多大学生有联系，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从来没有流露出任何反犹太主义，对我也好，对我经常去做客的莱奥·施皮策（LeoSpitzer）教授也好，他也是犹太人。不要以为1931年的德国大学都被国家社会主义绝对控制了。有些大学，肯定被控制了。不应用后来的情况过分扭曲当时的德国。1931年我亲历的德国不是1942年或1943年的德国！

沃：您如何目睹了纳粹主义在1931年的德国崛起，关于政治或更多地关于哲学，您同学生谈了些什么？

阿：两件事：头一件，这几次选举，我同你们讲过了；第二件，罕见的民族主义情绪控制了与我打交道的这些聪明而友善的青年人。我们来自法国，来自多少属于左派的圈子，民族主义在那里似乎已经不时髦了。突然，我们碰到了一些教授、大学生和其他人，德国的权益要求对他们来说是生命攸关的。这些权益要求既是民族的，也是个人的。那么，我在科隆大学当教师或助教时看到了什么呢？有些小伙子，有些姑娘，当然很爱我，我向他们解释莫里亚克（Mauriac）、克洛岱尔（Claudel），是的，我终于成功地与他们交流了我对莫里亚克的某部小说（如《爱的荒漠》），或克洛岱尔的某个剧本（如《给圣母马利亚报信》）的看法。我们相聚时，用法语交谈，生活在这个既是他们的也是我的文化圈里，把政治丢到脑后。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有思考政治、阅读报刊或观察事态的癖好，我还是觉察到1930年、1931年以来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不久，大家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P3-9

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

雷蒙·阿隆作为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引起中国学界和读者的瞩目有些年了。阿隆著作的中译本也陆续出了一些。《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中译本2006年再版受到不少读者的关注和欢迎。热心中法文化交流的胥弋先生读后专门来访，又大力推荐这本《介入的旁观者》。其实，这本访谈录先于回忆录出版，当时即有法国友人推荐。我又找出赠书查了一下，确实认真看过，并且做了笔记和评注。可能由于当时自己对这位著名右派知识分子的一己之见，对肇始于法国史学界、滥觞于新媒体的“口述史”形式也尚未认同，特别是书中涉及阿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等一些根本问题的个人见解，估计翻译出来出版也难，只好暂时作罢。

《介入的旁观者》是由法国两位青年学者经过长期的认真准备，与雷蒙·阿隆成功合作的果实。先是作为电视访谈节目在法国电视二台上分3期播出，引起轰动。后在原始电视脚本的基础上（未做任何删节）整理成书，并由阿隆本人拟写了一节对话作为《结语》，于1981年出版问世。《介入的旁观者》是用“口述史”的形式回顾了法国50年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演变历程，是阿隆的自画像，也是法国同代知识分子的群体画像。由于对话者分属20世纪30年代和1968年5月运动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经历、阅历和政治倾向不同，又都能言善辩，读起来更加生动、惟妙惟肖，或许更能反映其人其事的真实面貌。与1983年出版的《雷蒙·阿隆回忆录》形式各异，互为补充，相映成趣。这两本以不同形式发表的阿隆回忆录在法国和外国均一版再版，读者兴趣经久不衰。

向中国读者译介阿隆及法国一代知识分子，从个人来讲，就算画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掩卷遐思，总觉得还缺点什么，欲罢不能。时隔25年再次阅读和翻译过程中，书中提到的人和事以及种种论争，像过电影一样不时在脑海中闪过，产生了不少联想和新的认识。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多次学术访问和交流中，我有幸与书中提到的几位院士、学者接触（其中包括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有的还成了从相识到相知的老朋友。在交流中不仅增长了学识，而且看到了法国或西方学者做学问、做人的方式和社会文化环境，更不由得联想到半个世纪以来我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几位贵人—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知识型老领导）。他们学识高深，身体力行，“润物细无声”，道德文章，感人至深。可惜他们生前没有赶上更为公正和宽松的生存条件，他们的才能和精神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扬光大。个中原因，可能包括社会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如何给自己定位的问题。

一

首先，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人算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正面地讲，我们一般把知识分子看作“有知识的人”，《现代汉语词典》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术界、思想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也在不断探讨和深化，最近有人提出，知识分子是“精神产品的制造者”或“知识分子是知识的载体”。这些都有一定道理。然而，现代知识分子概念（intelligentsia）的初始含义来自西方，在古拉丁语（intellectualis）中是指“智能”、“理解”和广义的“知识”，19世纪以后通行于世，用于称呼那些“把一生献给精神活动的人”。与中国古代的“士”或传统的“文人”、“书生”含义不尽相同。欧洲启蒙运动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实践推动了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演变。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或政治事件的影响，知识分子时而成为褒义（如“智者”）、时而成为贬义（如“脱离实际”，“不懂装懂”等）的形容词，但用于贬义的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了。最后，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分类的一个群体。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展，中外对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相互接近或达成某种共识。在法国等发达国家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但又不断流动的社会群体依然存在，但由于三大差别日益缩小，特别是农民人数已经很少并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已经没有人根据劳动方式和文化水平给知识分子定位。知识分子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更没有人为知识分子群体或个体寻找阶级属性。只有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结构和科层体制时把一部分终生从政和从事经营管理而变成政府高官、企业高管等列为“技术官僚”或“社会精英”。

目前，知识分子的定义和标准，更多是从他们的公民意识、专业水准和职业道德来确认。去年，法国《新观察家》周刊曾就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问题搞过一次民意调查，多数被调查者把“立场独立”作为知识分子的首要标准，其次才是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等。公共知识分子则指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和一定权威，依靠他们的智力介入公共领域，分析各种问题并发表自己的观点，维护正义和捍卫某种价值观的人。

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也曾为自己定位。雷蒙·阿隆认为，人类要继续生存只能靠理性与科学，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理念的创造者”。他强调，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是该始终不渝地坚持“真理与自由“。他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中指出，纯粹的旁观者和行动者都有局限性，知识分子只能成为“介入的旁观者”。让-保罗·萨特则强调，知识分子对任何关乎人类的事情都不能袖手旁观，要为正义事业而“介入”各种实际斗争。理性思索和批判精神都是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品质。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定位有不同理解，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

阿隆的学生和助手、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阿隆研究中心主任马南（Pierre Manent） 最近在一次同中国记者对话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身份首先是公民，是拥有更多时间和能力来了解“公民技能”的人。而“公民技能”不仅是指掌握知识，更是指在公共生活中善于辨别方向和规范行为的美德。随着国民教育的发展和知识传播技术的现代化，脑力劳动和知识水平已不再是社会阶层分类的标准，知识分子也已不再是独立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说已经平民化的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美德”的公民也许更符合现实状况并得到更多人认同。

二

法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不是某个阶级的附属品，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存在不同倾向和派别，尤其是左派与右派的观点泾渭分明，有时争论十分激烈。

众所周知，左派与右派之分起源于法国议会座位的习惯分法。目前，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右派（以及中间派）划分主要用于分析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方面，如左派党或右派党，包括中间派、极左派和极右派政党，等等。传统上把共产党、社会党等称为左派，把戴高乐派和新戴高乐派等称为右派。左派和右派反映不同政党和选民对待一些重大问题的传统看法和立场，不是价值判断，也不是阶级属性划分。在法国近现代史上，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有深刻影响，国家主义（包括国家干预）传统也比较强大；对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批判传统。当然，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也有很大影响，有时在思想界或学术界中占据主导地位。法国知识分子受到不同影响，持有不同立场。

19世纪末围绕“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一次大分裂，出现了以左拉为代表的左派与以莫拉斯为首的传统右派之间的大辩论。此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左右派对立与争论连绵不断，持续至今。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法国、欧洲和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苏联和斯大林主义、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改革、非殖民地化、戴高乐主义、法德和解、大西洋主义、冷战与美苏争霸、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欧洲联合、1968年5月运动、1981年社会党重新执政，等等。这些事件都对法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必须不断思考，做出选择，表明立场。他们围绕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革命与改良、理想与理性、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与自由竞争、公平与效率，以及妇女解放、环境保护、自由堕胎等许多问题进行争论，形成不同派别或流派。除了传统左派和右派以外，还不时出现各种新的思潮和流派，此起彼伏。

法国左右派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互有消长。“二战”以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力量迅速增长，马克思主义一度成为知识教育的中心。以萨特和阿隆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第二次大辩论长达30年。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左派知识分子在社会舆论界和思想界占有优势。但随着苏联古拉格集中营被揭露和1968年5月运动的结束，代表理性与自由的右派知识分子似乎最后占了上风。对于现代法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知识分子中的左右派之分不是区别政治上正确与否的标准，更不能拿来衡量个人的学术水准和人品。一般来讲，法国法学家中保守派居多，经济学家中自由派较多。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左右派学者中都不乏佼佼者。“二战”后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学者有不少属于新派自由派。但目前几乎在各个领域里都有人在孜孜以求地坚持用马克思学说阐释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在法国，不仅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在知识分子中更是派中有派，流派纷呈。例如对欧洲联合等问题，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中都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这类情况经常发生，也是很正常的。尽管争论起来有时用词激烈，也有“用一种善恶二元对立反对另一种二元对立”的绝对方式，但一般都对事不对人。1968年5月运动以后的新生代知识分子对待争论的态度更为宽容、大度、平和。

青年时期的阿隆受的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的传统自由主义教育，也曾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自认为是“朦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攻读哲学时又深受胡塞尔和韦伯的影响。他曾追随戴高乐赴伦敦参加自由法兰西运动。“二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时期，他大力支持大西洋主义，更倾向于德斯坦的自由主义政策。阿隆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形成并坚持自己的观念和独立立场，他在许多问题上与当时社会主流观点或官方主张不同，多次处于少数派或陷于孤立地位。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才华横溢，洞察力强，敢于直言，不怕孤立。回过头来总结，事实证明他确实比别人更早地看清了一些事物的本质，讲出了自己的道理。他在哲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上也做出了独到建树。目前，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主张和理性知识分子立场在法国和西方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有一种印象，以为右派必然都是反对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其实不然。阿隆对马克思的所谓“历史决定论”持有异议，对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实践不满意，但他不是从总体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本人十分敬佩。他明确表示：“我深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念显然起了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理念改造了世界，但这种改造是经由后来产生的列宁主义完成的，卡尔·马克思大概也会拒绝这种改造。”当20世纪80年代西方知识界一股反对马克思分析方法的倾向近乎达到高峰时，阿隆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趣仍不减当年。他在这次访谈中概括说，他的所有著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下对20世纪作的一种反思，是揭示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一种尝试，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国家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争论”。

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也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自己的阐释，阿隆对此不以为然。法国不同派别之间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不同看法和争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并不影响马克思在法国和西方的多次民意调查中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或第三个千年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1989年，邓小平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马克思去世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应该说，法国知识分子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也对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好处。

顺便指出，法国左派与右派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和读者群，如《费加罗报》、《快报》周刊、《观点》杂志属于右派和倾向于右派；《世界报》、《新观察家》周刊和《解放报》属于左派和倾向于左派，等等。法国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同观点和争论，都有可以充分表达和发表的园地，也都能够得到部分社会公众的认同。

三

阿隆在对话中多次谈到他与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总统及其他高官的关系。论战对手和社会舆论也十分关注他与当权者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和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是左右派争论的问题之一，也是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阿隆的好友马尔罗追随戴高乐从政，成为文化部长并邀请阿隆任办公厅主任。他的“小同学”萨特从来不愿受体制羁绊，“不接受任何官方荣誉”，甚至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全身心地投入群众运动和政治论争。阿隆则认为，知识分子不能随波逐流，要有独立立场和反潮流精神。他不怕与主流社会舆论唱对台戏，不惜与好友反目为仇；也不愿充当“君主的顾问”，弃官从学，最终遂了乃父的心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当了一个“介入的旁观者”。所谓“介入的旁观者”，就是认同法国现存社会制度，支持多数派政府，但又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对世界大事、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进行理性思考和分析，坚持发出不同声音。这三位好友代表了法国知识分子中不同人生观和不同价值取向。

阿隆对现实政治采取理解、敬畏和不逃避的态度。政治触及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方面，理解政治很难，在政治生活中辨别方向、采取正确行动更难。作为知识分子，他不厌恶政治、不逃避政治；也不随波逐流，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作为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他经常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进行分析，发表评论；作为“介入的旁观者”，他内心充满怀疑、矛盾、内敛。他集“分析者、阐释者和践行者”于一身，又严格地把知识分子的身份同个人的职业行为、政府的政策行为区别开来。例如，他虽然主张政治自由主义，但反对西方国家依照人权原则制定外交政策。密特朗政府时期的另一位同代法国院士、知名右派学者不同意政府的某些对外政策，在国外访问期间也曾表示：“我在国内是反对派，但没有在国外批评本国政府的习惯。”

阿隆对当权者—当选多数派领导人的关系是既认同也公开批评。自称对右派戴高乐、自由派德斯坦和左派密特朗总统一视同仁。知识分子与当权者往往存在互动关系。1981年法国社会党在大选中提出一套改革方案并取得胜利，密特朗当选总统。阿隆在对话中提到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吉耶（Michel Crozier） 针对社会党的改革纲领写了一本专著，书名题为《法令改变不了社会》，从社会学理论上批评密特朗的改革计划。密特朗以总统之尊回应社会学家的评论说：“法令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造社会。”当权者与学者的这种平等争论与互相呼应，在民主社会中是很平常的事。

在法国，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或终生不变的。知识分子与政府高官、企业高管和专业人员互相流动和身份转换时有发生，是一种正常现象和经常现象。法国（和意大利）多届政府总理是从大学法学教授或经济学教授应召而来，当完一届或两届总理再回去教书也司空见惯。阿隆在访谈中提到的鲁夫－阿尔芒委员会的年轻秘书长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 ，从普通公务员到新闻工作者，从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到法兰西学院院士，一生不断转换。据他说，法兰西学院“政治经济学、统计与财政学部”共有6名院士，3名是经济学教授，另3名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经济高官和企业高管。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中，行长任期6年，委员则任期9年。 可见，无论右派政党或左派政党当权，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只要有真才实学，多可以享有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法共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曾长期在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国家行政法院中担任高级顾问和领导人。时下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斯特劳斯·卡恩和世贸组织总干事的帕斯卡尔·拉米当年都是左派青年经济学家。

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是百年来在本国历史发展中形成和确定的，也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特征有密切联系。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情、社情、民情不同，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理念和行为方式有些差异是正常的，在那里看似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里行不通，反之亦然。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个性中有共性。“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语，《谈艺录》），从陈寅恪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到阿隆强调的“真理与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互通共融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知识分子有忧国忧民、“视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过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也有过悲哀和不幸。只要中国有了“培养天才的泥土”（鲁迅语，《未有天才之前》），即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和知识分子的科学定位，杰出人才破土而出也许指日可待。

杨祖功谨识

2010年6月于京城芳草地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