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壶(精)》是徐风继紫砂系列作品《尧臣壶传》《花非花》《一壶乾坤》《读壶记》之后推出的首部紫砂题材长篇小说，全书28万字，以近百年的跨度、相隔40余年的两场中日战争为背景，描绘了两代紫砂艺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和家国情怀。讴歌了草根艺人在民族危难之时所展现的崇高气节和精神风范。作品从独特的文化视角和民间立场出发，揭示了中日两国矛盾的深层原因，并由一把紫砂壶引申出华夏文明的巨大力量，展示了一种中国情调、中国气魄和中国生活方式。全篇既有惊心动魄的宏大叙事、波谲云诡的故事情节，也有对江南古镇秀美山水的细微描摹，对异域他乡风土民俗的生动写意，更有对紫砂这一神秘的传统工艺“天人合一”高境的深入诠释。

《国壶(精)》编著的徐风。

老壶王东瀛传艺，只可叹一衣带水冤家宿命，情海苍茫而初衷未改；新壶王身世韬晦，尤可道偷艺救主而支撑危局，砥柱中流。战争残酷，壶命崖悬；更彰显生灵宝贵，情爱永贞。窑场上技艺秘笈，作坊间闻鸡起舞，生死间义贯金石，皆可装入一把壶中细细道来。

《国壶(精)》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揭示了紫砂文化独步千年的恒久魅力，指出紫砂之根在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阐释了“器”与“道”的关系。作者打开了紫砂文学的特有语境，对于壶之道、壶之魂的见解独到精准，发人深省，这也为以传统民间工艺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经验，拓展了思路。《国壶》风格厚重清峻、文字细腻传神，意境优美，气势恢弘，堪称地域文化小说的一部力作。

第一章

秋月。一个温煦而暖融的清晨。紫砂壶手袁朴生终于从躺了一个多月的病榻上站了起来，这天的阳光真好，伸手一攥，金亮亮的，仿佛有稻穗的香气。在湿润的江南，秋天总是阴雨绵绵，这样爽朗的天气，极为难得。给他治病的古子樱郎中高兴极了，他特意给袁朴生带来一罐自己配煮的六君子汤，要他分三次服用，自己则用一把朱泥仿鼓壶，泡了一开阳羡红茶，说要好好庆贺一番。

袁朴生得的是伤寒症。本地人俗称“湿瘟”病。从这一年的早春开始，一种恐怖的瘟疫的幽灵，在江南乡村徘徊、蔓延。毙命者何止成千上万。古蜀街的紫砂窑场上，几乎每天都有暴死的壶手或窑工，被草席包裹着，抬到野外的坟地去深埋土葬。袁朴生年轻，体格健壮。开始他总是抢着去抬那些死去的工友的尸体。有一天他从埋葬工友的野外坟地回来，突然头昏脑涨、上吐下泻，人就软绵绵地倒下了。古蜀街上只有一家世济药房，店主虞世济郎中，四代家传，在古蜀街一带颇有口碑。但虞郎中即便日夜不眠连轴转，也无法应付每天在蔓延的疫情。这时候便有一个名叫古子樱的外乡人出现了。此人面白无须，说话细声慢气，操一口拗口的南腔北调，起先人们只知道他是个牙医，小门小户的，就在镇子北街葛家窑的边上。他给人拔牙、镶牙，成天笑呵呵，医道也还不错，尤其是收费很低，比起世济药房来，那真是便宜得紧。若是给做紫砂壶的壶手看病，大凡他看中的，分文不取，给把壶就行。久而久之，有些壶手上这里来看牙病，手里总是提着一篮子壶，让古先生挑。平时他背着个药箱，在龙窑附近转悠，看到壶艺精到的壶手，就会停下来与其攀谈。有时还拿出个本子记些什么。在窑场的壶手中，他最看重的人，就是袁朴生。

先前袁朴生让古子樱镶过一颗牙。他第一次跨进古子樱的诊所，就感到此人古道热肠、见识颇广。说壶论道起来，常常妙语连珠，与他倒是十分契合。其实袁朴生跟世济药房的虞郎中交情也不薄，古蜀街上的人都知道，虞郎中也是个铁杆壶迷，平日与袁朴生多有切磋。但相比之下，古先生更让他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而古子樱待他，则一见如故，仿佛一个失散多年的知己朋友。究其根本，大约也还是壶的缘故。古蜀街紫砂窑场上，壶手成百上千，退而其次者，做粗陶的如缸、瓮、盆、罐、碗、钵之类的工手，则不计其数。一个壶手要在这庞大的群体里脱颖而出，进入收藏级别，殊为不易。太多的艺人其实就是个匠人，大家依葫芦画瓢样，混口饭吃而已。袁朴生年少而不气盛，出手却是不凡。两年前，他的一把莲子牛盖壶，就卖了二两银子，这在紫砂壶界非常轰动。其时普通的壶手，一把壶充其量几十枚铜板而已。那把莲子牛盖壶的买主，乃是隐居于古蜀街的前清进士陶半坡先生。陶先生号称隐园老人，早年官至从六品，中年弃仕归田，朝野皆高看他几分。他性情孤傲而清高；是那种大隐隐于市的半仙之人，据说他字画俱佳而惜墨如金，且偏爱紫砂古壶，常叹今人所制，皆大路行货，不可与古人比肩。在壶手遍地的古蜀街，但凡能让陶先生看中一把壶，那壶手就等于是鲤鱼跳龙门了。有一日陶先生难得地在窑场上走动，恰巧葛家龙窑开窑，陶先生在陶器堆里看了半天，轻叹一口气，转身欲走时，突然眼睛一亮，他在一把莲子牛盖壶跟前站住了。一旁的烧窑师傅武小够看了一眼壶底的印款，赶紧把袁朴生叫来，说壶就是这位年轻人做的。陶先生看了他一眼，笑了一笑，说这壶我买下了。家僮就盘出二两银子，扔在袁朴生脚下。

要说出名，袁朴生从那时起就算出名了。

古子樱告诉袁朴生，几年前他在上海落脚，朋友邀他喝茶，见到一把柱础壶，神气清朗地站在面前，让人宝爱不已。朋友告诉他，壶手名叫袁朴生，此人前途无量。之后许多日子，那把壶老是在眼前晃荡，因了那把壶，他就奔江南古蜀街来了。

袁朴生刚病倒时，亏得虞郎中及时赶到。当即配制桂枝汤与生姜泻心汤，让袁朴生轮番服用，然却见效甚微。眼见得他面如土色、终日昏迷，且高烧不退、呕吐不止。窑场上的人断言，用不了三天，袁朴生就得“翘辫子”（本地土语，断命之意）。之后两日，虞郎中用尽了看家本事，累得筋疲力尽，加上病人又多，慢慢也有了放弃的意思。窑工武小够看在眼里，心有不甘。他平时跟袁朴生交情甚笃，私下里找到古子樱，求他无论如何要把死马当活马医。他知道这个牙医其实还能看别的病。古子樱说，其实他已经知道袁师傅得病了，心里非常着急，碍于医家的行规，他不能跟虞郎中抢病人。武小够拍着胸脯说，你看你的病，有什么事我兜着。武小够是窑场上出了名的酒鬼，人很仗义。他四十出头了还是个光棍，而袁朴生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索性他就把袁朴生驮到了自己的窑头小屋里，让古子樱悄悄地上他家来给袁朴生治病。据后来武小够对窑场上的弟兄们讲，那古子樱起先并没有像虞郎中那样给他猛灌什么汤，而是用一把白色的药丸（后来才知道那是西药），让他连出了几身透汗。给袁朴生看病的时候，古子樱不喜欢旁边有人看着，于是武小够卷起铺盖住到了窑上。后来武小够才知道，古子樱是怕他被传染。到了第五日，袁朴生的眼睛能睁开看东西了。古子樱反而更加紧张起来，他交给武小够二两纹银和一个封好的信袋，要他速去上海胡庆余堂买药。说，袁师傅的性命能否保住，就看能不能取到这种药了。现今得伤寒病的人太多，这种药非常稀缺而金贵。武小够带着一壶酒，乘顺风快船，连夜渡过东太湖，在姑苏城外登岸后，撒开一双烂脚，昼夜不歇赶到上海，他不识字，一路打听到了胡庆余堂，把那信袋原封不动地呈到高高的柜台上，细皮白肉的伙计拆开看了一眼就摇头，说这药早断货了。武小够喷着酒气，跷起一只血肉模糊的烂脚，说，你也不看看老子的脚，就是把箱底掏空，你也不能让老子空手回去！

武小够离开胡庆余堂的时候，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囊中装着古子樱急等的救命之药。他刚跟伙计拌了两旬嘴，药房老板胡先生从里边出来了。一摇一摆的，手里端着一把包浆铮亮的紫砂石瓢壶。武小够朝壶瞥了一眼，心里暗暗一喜，那石瓢壶远远看去有些眼熟，像是袁朴生所制。没错，是袁朴生的。武小够对袁壶太熟悉了，那种气息、精神，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当他说出袁朴生的名字，事情就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一听是袁师傅得了伤寒，胡先生也着急起来。治伤寒的进口西药，药房里的确缺货不假，最后胡先生是从自己家里拿来了备用的药物。救袁师傅要紧，路上可不能耽误啊。胡先生反复叮咛着。武小够高高兴兴地给胡先生作揖打躬，撒开两条罗圈腿，一瘸一拐地踏上归途。

袁朴生的命终于保下来了。古蜀街上的人说，袁朴生壶做得好，命也大，只怕是他前世修来的造化了。由此，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名叫古子樱的外乡佬。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古某人不但会拔牙，还会治湿瘟病。而虞郎中的金字招牌，无疑在古蜀街上打了折扣。当更多的湿瘟病人像蝗虫一样挤到古子樱门楣低矮的诊所里时，古子樱突然宣布，从此他将金盆洗手，改行拜袁朴生为师，学做紫砂赢了。

P3-7

写在《国壶》边上

这一部小说跟以往不同，它不是从开头写起的。

先是有了一个人，壶王。他叫袁朴生。他壶功了得，折腾多年终于坐上了壶界的头把交椅。但他后来不行了，却不肯放弃那个摇摇欲坠的宝座。看官说，紫砂历史上，何来评选壶王一说？不错，翻遍典籍，确无“壶王”一辞。只能说，小说乃虚构之物。您翻开这部小说的每一页，全是虚构的。但看完小说，您却觉得全是真的了。您还跟其中的一些人交了朋友——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妄想。由虚构获得的真实，永远是小说的生命。怕有人对号入座，这部小说的背景，便放在了晚清和民国，但是，今天的紫砂艺人似乎谁也跟这部小说脱不了干系。因为，当我们仰起一直低垂的头颅，猛然发现，传统文化竟是一棵那么大的参天之树，我们不过是这棵大树的一根细小的枝桠而已。当壶王的故事在虚构的轨道上飞驰起来的时候，它根本顾及不了窗外掠过了哪些景物。

一路写来，偶然从紫砂史料里发现了一个人：金士恒。若是仅仅作为晚清的一个紫砂名手，此人极易被浩瀚的紫砂典籍所遮蔽或忽略，但是，他东渡日本，教授日本人制作茗壶，且保持了中国人的气节与风度，此人的形象便凌然立起而名垂史册。一个草根艺人，信心满满地飘零东瀛，靠什么力量支撑呢？除了一手技艺，应该还有国家的分量、文化的根基以及大汉民族的自尊。

猛然觉得，此人应该便是壶王的前世之魂。一次机会，终于让我悄然来到100多年前金士恒东渡课徒之地——日本常滑，一个僻静的海边陶瓷小镇。正是四月，在几乎被盛开的樱花所湮没的民俗资料馆的深处一角，我终于见到了一双手，金士恒的正在做壶的手。100多年前照相术已经传入日本，吝啬的日本人在给金士恒拍照的时候，却只拍了他作壶的手而不是他的脸容。虽然有一张照片是金士恒做壶的侧影，但日本人强调的还是他的手，当时金士恒正半弯着腰在干活，拍摄者只能采用竖拍的角度，这样我们终于勉强可以看到他低着头，半侧着身体的面容了。黧黑，瘦削，一顶绒线帽盘住了他的辫子，一缕长长的花白的头发荡在他苍老的脸上。

也许，日本人感兴趣的，只是金士恒的一双手。那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骨节颀长，魔幻般灵巧；充满了创造的期待。

在常滑民俗资料馆，我通过翻译孙峰先生，与该馆的一位资深馆员中野久晴先生进行了这样一段对话：

问：您还能提供更多的有关金士恒的资料吗？

答：抱歉。因为金士恒在常滑只待了半年多，所以有关他的资料很少。

问：在日本，有专门研究金士恒的入吗？

答：好像没有。金士恒是战前来日本的，那时我们日本人把中国看得很强大、也很神秘。战争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中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强大和神秘。从此日本再也不怕中国了，从那以后，日本人把目光转向了西方，不再向中国学习了。所以也不可能出现专门研究金士恒的人了。

中野先生说的那场战争，显然是指中日甲午海战。在那场屈辱的战争中，中国的北洋舰队以全军覆没的结果宣告失败。从此中日关系揭开了恩怨深重的篇章。

于是，壶王袁朴生便有了前传《东洋记》，那是一个年轻壶王最为光彩夺目的年华。它和后来发生的故事《壶道》、《壶殇》，皆是一脉相承的。这次短暂的日本之行促使我徜徉于那些久已封存的史料，去探寻中日两国文化上的历史渊源。日本对中国恭谨地执弟子之礼，是在自己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朝前期，时为中国的唐朝，上至典章制度，下到习俗风气，日本无不受大唐文化影响。其饮茶之风首先从寺院高级僧侣和平安贵族间开始流传。专用茶器皆从中国带回，数量毕竟有限，本土进行茶器的生产就势在必行。到了奈良时代后期，大唐文化潮涌而至，贵族们追慕唐风，陶瓷即是大宗输入日本的器物之一。但中国人一直不知道这个谦恭的小徒弟心胸和胃口有多大。直到南宋之后，蒙古人的入侵，一刀切断了中日之间延续了千年之久的文化脐带，昔日的师生观由此变得岌岌可危。“脱亚入欧”虽然是后来的事，但日本人私下里将中国蔑称为“支那”，却是很早很早。崇敬而阿谀的目光何以慢慢变得贪婪而凶狠？或许这应该在各自的国情与根脉里寻找答案。浓缩在一部小说里，我想表达的只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从一把壶上所照见的多种关系。人性与兽行，崇高与渺小，坦荡与狭隘，忠诚与阴险，弘道与叛逆，操守与放纵。我们终于知道，在一把紫砂壶面前，那个根基浅薄的急吼吼的狭小民族。是如何处心积虑地谋取他们所得不到的东西，而最终又是如何耐不住地拔出他们磨了很久的屠刀。可惜，他们并不懂得一把紫砂壶所承载的魂魄所在，不可能理解“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高境。他们并不知道，那不仅是紫砂的高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境。器以载道，道由器传。即便血流成河，由器变道的一把壶里，依然包容着中国人的智慧、气节、情感、审美、乐趣，甚至生活方式、心气表情。这样的一种国粹，是任何一个外来民族都夺不走的。

正如本书结尾里，年迈的阿多大师绝不愿意面见那个当年在窑场上欠下血债的日本人一样，国仇家恨，决非历史暗角里长满铜锈的青苔。尤其今天，当我们的某些同胞还沉湎于“大唐帝国”的皇土情结的时候，万万不要忘记那个东瀛一隅的岛国，正在觊觎着一个伟岸民族的背影。

2013年2月10日大年初一爆竹声中，知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