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由陈歆耕著：一场瘟疫已传染了人类最特殊的天赋——对文字的使用。这是一场祸害语言的瘟疫，它体现于丧失认知能力和直接性；变成某种自动性，往往把一切表达都简化为最通用、划一和抽象的陈套，把意义稀释，把表达力的棱角抹去，把文字与新环境碰撞所引发的火花熄掉。文学，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创造抗体，去抑制这场语言瘟疫。

《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是作者陈歆耕继《快语集》后的第二本文学、文化批评随笔集。这些文字近期曾刊发于《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羊城晚报》“人文周刊”等报刊。其文风格仍然延续了《快语集》的特色，“快人快语，痛快淋漓”。《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文字精短，直陈时弊，敏锐鲜活，幽默诙谐，为不可多见的文坛诤言。

代自序 有真意 去粉饰 勿卖弄

被誉为公众“良心”的桑塔格

《金陵十三钗》：“铩羽”之后应反思……

出名未必要趁早

当某人被指控“抄袭”……

宋以朗先生的“地震”预报

网络图书“窃贼”谁来抓？

我看《唐山大地震》

“红杏”能否“出墙”?

“从天而降”的散文大奖

“苍蝇”与“臭鸡蛋”

“渭南书案”的“导火索”

乱弹“文学奖”

“海派清口”的文学元素

报告文学“香火”难续？

并非偶然的巧合

“愚蠢问题”的“愚蠢回答”

让人民“娱乐”不容易

救救“母语教育”

文学巨匠的“人生败笔”

文学批评家“集体失语”？

批评家，你为何不“骂人”？

也有人乐意“被侵略”

从副区长的“情妇门”说起

“李可乐”的“胳膊”

“文学与性”断想

小说、催眠药及其他

看点、卖点、“败点”

《新批评》欢迎“向我开炮”

葛浩文为何笑而不答？

“要是鲁迅还活着……”

传统文学期刊需要“鲶鱼”

面对批评的气度与风度

雪漠的“乌托邦”幻想

寻找批评家的身影

闲话文学奖

被“误读”的鲁迅

什么是“伟大的中国小说”

金莲，你好！

鲁迅的“批评家”身份

“非虚构”不是一帖药

冷眼看《乔布斯传记》扎堆

谁敢跟乔布斯“耍大牌”?

哈金的态度

巴金如何“主旋律”?

有些“咖啡”不能喝

哪类作家心理最脆弱？

千万稿酬“吓”坏了谁？

新新版“红楼”，君想看否？

“免费午餐”的恶果

时无“大儒”，使竖子成名

报告文学作家的“梦魇”

“苍蝇”与“老虎”

“政治要为文学服务”

老鼠怀了大象的孩子

鲁迅不应成为语文课改的焦点

需要培养的“上帝”

别了，“鲁郭茅”

警惕“雅骗”

普京先生的“生日贺礼”

改革主导文学“生产”的机制

所谓“红色经典”

“水”与“酒”

韩寒与“八卦”时代

保持对“官员文学”的警醒

谁是小说的“掘墓人”？

“声援”不是澄清“抄袭”事实的理性方式

离枪口最近的作家

文学图书的“性幻想”

做“大款的妈”

可怕的“政治联想”

一盘可反复咀嚼的“川味豆”

郭敬明想获“茅奖”了

小说可以虚构吗？

“续貂”也非易事

“双重悲剧”

“今天天气，哈哈哈”

“梨花”与“桃花”

文坛“整体平庸、个体优秀”？

“文化印章”

“汉奸”如何成为“英雄”？

酒井法子的“作秀”

崔永元的“虚假信息”

现代人的鼻子

耸人听闻的“小说死亡论”

学者与媒体：“结婚”还是“离婚”？

郭敬明那张脸有什么好看的？

“鸡”同“鸭”讲

胡须男与“美女博客”

葛浩文有多少“无效劳动”?

由赵本山“被传记”想到的……

富人的“闹剧”

周立波与张生的“骂战”

“倪萍事件”与《世界名人大全》

批评家坐不住了

微博上的宋丹丹“骂夫”

爱查辞典的顾彬先生

《盗墓笔记》与“茅奖”

“质疑”的时代

我们都有“病”

“x二代”的膨胀型人格

作家与知识分子

文学评论的“扯蛋”

“茅奖”作品的“寂寞”

“诺奖”诗人与“诗意”生活

婚恋“拆迁”公司

“温柔”的上海批评家

“谁”比“谁”更愚蠢？

陈冲先生的“毒眼”

“百孔千疮”的清朝天空

《新批评》的纪律

在麻将声中读书

“疯狂推荐”难“疯狂”

语文教育的“局限”

《猫鼠博弈》的背后……

没有“风景”的小说

“营销失误”与“精神高度”

对“盘点”的“盘点”

这个“圈”与那个“圈”

装“神”弄鬼

书评家的笔与老百姓的嘴

“啊派诗人”的遗传基因

浩然的“文革情结”

李佩甫的“瓶颈”

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

无法复制的“精神地标”

红豆树下的忧思

新媒体语境下报告文学的危机与生机

消逝的风景

拒绝遗忘

对话：文艺评奖怎么才能不“变味”?

呼唤“短兵相接”的文艺批评

代后记 喜鹊、乌鸦和树

被誉为公众“良心"的桑塔格

阅读桑塔格的文集和她的传记是一次令人感到无比快慰的精神之旅。她让我们再次意识到身为作家使命的神圣性以及重拾作家理应拥有的声誉的信心。

18世纪，一位叫约翰逊的博士在一本《词典》的序言中写道：“每个民族的主要光荣都来自其作家。”这样的论断是不是早就发霉了？如今谁会这么说？曾经被赋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自己的“灵魂”在何处还有待寻找。常常听到作家说，“我就一码字的”。其实，做一个合格的优秀的“码字匠”并不容易。承载一个民族文化的文字，不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码”起来的吗？“码字匠”无疑也有高下之分，有的人“码”出来的字堆在一起，味同嚼蜡，思想贫乏，还不如直接去读《字典》痛快。

在苏珊·桑塔格的头顶上有许多炫目的光环：“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在诸多领域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文坛非正式女盟主”、曼哈顿的女预言家……在她的传记封面上写着“风华绝代的知识偶像”。笔者认为，在对她的所有赞誉中，最有分量也最值得作为一个作家骄傲的是——“美国公众的良心”！

印度特里莎嬷嬷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说：“我们是世界虔诚的良心！”“虔诚的良心”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已成濒危物种……

一位作家、一位知识分子，被誉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公众的“良心”，这可不是轻易能够获得的“光环”。因为，这一“光环”，不是靠几个评委投票，或某篇文章“高度评价”就能获取的，而是要公众来“授予”的。它是靠公众的“口碑”树立起来的丰碑。桑塔格是靠什么将自己铸造成公众“良心”的？作为一个作家，她靠作品、靠声音、更靠行动。首先，她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学创造的尊严，她认为其“尊严”表现为“每一部有意义的文学作品，配得上文学这个名字的作品，都体现一种独一无二的理想，要有独一无二的声音。”“它体现一种多元性、多样性、混杂性的理想。”她引用一位黑人诗人的话说：“作家不是投币式自动唱机。”她强调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叙事“伦理”境界，极为推崇纳丁·戈迪默在南非争取正义与平等的数十年革命性斗争中的出色表现，批评“当今的第一流的作家，极少能够像纳丁·戈迪默那样，如此全心全意、如此经历充沛、如此勇敢无畏地完成一位有良知和具备非凡才智的作家可以承担的伦理任务。”

表现为“良知”的言论和行动，有时在桑塔格身上很难截然分开。有时，她的声音就表现为一种行动。翻开她的文集《同时》卷第133页，是一篇演讲，题为《关于对他人的酷刑》。这篇演讲是针对美军士兵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里对伊拉克囚犯施加酷刑的照片被泄露而作的。她说：“我们的军队曾宣称要‘震慑’伊拉克人。令人震慑的是这些照片向世界宣布美国人送来什么：一套公然藐视国际人道公约的犯罪行为模式。”“这些照片与其说是揭示对不道歉的暴行的毫无保留的欣赏，不如说是揭示一种无耻文化。”限于篇幅，我无法过多具体引用其文字，好在读者不难从桑塔格文集(中文版)中找到。读这篇演讲时，我们就可以理解什么叫“思想”？什么叫“良知”？阅读时，我们可以感受到每一个字都是射向邪恶的子弹，浸透思想和良知的文字具有怎样的穿透力……

有“良心”的文字才可能获得永恒的魅力，有“良心”的文学永远也不可能被公众“边缘化”……也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民族主要光荣的一部分。

作家的才智有高下，但做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却是人人都可努力的。

2012.4  《金陵十三钗》：“铩羽"之后应反思……

奥斯卡奖已经颁过了，再拿电影《金陵十三钗》来说事，是不是不够厚道？人家兴致勃勃地申报了所有奖项，结果却连边儿(入围)也没沾上，心里正失落、难受着呢，你再提这事儿，岂不是往“伤口”上撒盐？

最好像阿Q那样骂两句：“奶奶的，那不就是美国少数中老年男人玩的小圈子游戏吗？拿不拿那个小金人又怎么的？有时间还不如找‘吴妈’调情呢！”然后将这失落感抛到爪哇国去……

尴尬、失落的可能还不仅仅是制片人和导演，还有曾为之不吝赞美之词的中国影评人和一些媒体。有人称这是张艺谋出道以来的“巅峰之作”，有了这部里程碑式的影片，张导之前拍过或以后再拍出什么“烂片”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不知这是抬高张导，还是贬抑张导？这岂不是为了把《金》片捧上去，不惜用“水落石出”的方式，把张导过去的艺术成就也否了？偏偏奥斯卡评委根本无视中国某些影评人的“高度评价”，而将《金》片归入无聊的“肥皂剧”之列。

其实，只要看过该片上映不久即给予严厉批评的老作家陈冲的长文《三十万亡灵魂归何处？》和学者肖鹰写的《“金陵十三钗”难圆“冲奥”梦》，就该明白《金》片无缘奥斯卡本就在意料之中，并无悬念可言。

当然，拿不拿小金人，并非是评价一部电影的唯一尺度。如果《金》片是一部优秀影片，获奖只是“锦上添花”的事，不获奖也难掩其优秀的品质。但《金》片本身恰恰是一部失误多多的影片，对此陈冲、肖鹰文有精到的评述，无需笔者再赘言。我想说的是，中国影人应该以此片为例，深度思考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艺术观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就如中国作家获不获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反思我们的创作理念和追求存在什么问题？要知道麻雀永远也飞不到天鹅的高度。

中国影人的思维方式存在什么问题呢？听听号称“好莱坞编剧教父”的罗伯特·麦基到中国来讲学是如何说的，“你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不要模仿好莱坞！”“世界观众希望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要是一味模仿好莱坞，观众会看不到诚意，中国电影将是陈词滥调，会走不出去！”任何艺术的精髓都在于创新，就在于拿出你的独门功夫。可以借鉴，但理当力戒模仿。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永远不会有大出息。笔者看过多部获奥斯卡奖的影片，所谓好莱坞的固定“元素”并不存在。以为将某几个“元素”精心组合起来，就像汽车装配那样，就能成就一部优秀电影，那是违反创作的基本规律的。奥斯卡奖常常让人“意想不到”，就在于它崇尚一种创新思维。这次把大奖颁给了一部名为《艺术家》的黑白默片，就再一次出人意料。这部影片画面全为黑白，除了背景音乐和少量字幕，就没有任何声音。作品表现的是无声黑白电影向有声电影转型期间，一位著名默片演员内心的痛苦挣扎。恰当的表现手段服务于恰当的表现内容，即使黑白、无声，也牢牢地把观众铆在座位上不肯离开。

可是我们的大导演张艺谋先生，自从向商业大片转型以来，就不断透支着他拍《红高梁》、《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秋菊打官司》等优秀影片所获得的美誉度。李安一部《卧虎藏龙》获奖，他就来一部《英雄》；斯皮尔伯格拍一部二战题材的《辛德勒的名单》，他也来一部《金陵十三钗》，那你张艺谋还是张艺谋吗？靠这样的东西去“冲奥”岂不是痴人说梦？不仅如此，痴迷于“视觉效果”的张导，还得反思：“视觉”如果没有深厚的人文内涵支撑，那不就跟缺少涵养的“花瓶”美女一样吗？养眼倒是挺养眼，但一看那目光，空洞得跟一张白纸似的。

这回是一部黑白默片获奖，张导不会也来玩一回“默片”之类吧？

2012.3  P5-8

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

——文风漫议

文风往往能透视世道人心，文风也往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气。

在中国，很多作家是不好意思出全集的，即使出也是经过筛选的有意“疏漏”的不完全“全集”。不信，请把自己30年前的作品翻检出来重读一下，看看当时的语言、文风如何？文学的质地是否纯粹？是否经得起用现在的眼光重读？这番感慨就来自于我本人。前些日子整理旧书，无意中翻出若干年前“文艺青年”时期发表文章的剪贴簿，仔细一读，脸红羞惭得简直无地自容。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是刊登在某省报的评《水浒传》的杂文，那观点显然是从当时最流行的一本时政类杂志《学习与批判》中“借鉴”过来的；在一篇短篇小说中，人物说着这样的话：“加紧锻炼，要把林彪、‘四人帮’丢了的时间夺回来……”生活中的人物会这样说话吗？明显是生编硬造出来的。但用这样的语言写作且能刊发，显然跟当时整个报刊的文风有关。

坏的文风特征很容易识别，概而言之，无非“假大空”而已。而一种优良的文风又有什么鲜明特征呢？其实也就是鲁迅当年在《作文秘诀》中说过的，“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而已。

文风问题不是个新鲜的话题，历朝历代几乎都有人谈过，把胡适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翻开重读一遍，几乎就是一篇向陈腐的八股文风开刀的宣言书。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即肇始于文风的变革。毛泽东的那篇《反对党八股》，对文风问题也已有透彻论述。那么，今天我们还来谈文风有其必要吗？一篇毫无新意的谈文风的文章，其本身岂不成了不良文风的笑柄？答案是不良文风问题为害久矣，不良文风在当下仍然为害甚烈，未得到有力有效的匡正。

恶劣文风之所以如过街老鼠，须时时喊而打之，一是因为它如病毒般具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往往能通过变更它的“生成方式和分子结构”，以对抗各种抗生素对它的杀伤。“文革”中“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千报一腔的文风，虽因人们深恶痛绝而早已销声匿迹，但它的实质仍以隐性的方式继续存活着。诸如高层领导一说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则许多官员未见对文化有什么实际建树，却几乎口不离“文化”，什么玩意儿都往“文化”这个筐子里装，尽管很多人未必弄清了“文化”的含义。我们做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什么，有必要将所有的事情都烙上“文化”的印章吗？举办类似龙虾节、螃蟹节、美食节等等，举办就是了，大可不必都要在后面加上“文化”的后缀，“螃蟹”且“文化”，真有点让人琢磨不透该如何“文化”？是该学螃蟹“横行”的霸气，还是该用葱姜醋来消化它鲜美的蛋白质？我们需要的是拿出有创意的解决问题之道，而不是将一种概念当作时尚标签到处贴。但有的官员，不说“文化”就似乎觉得落实领导要求不力，就显得落后、土帽，就好像“没文化”了。这种简单跟风表态式的风气，与当年的“小抄”与“大抄”又有何异？

坏的文风又有如病毒般具有超强的复制能力，它往往会渗透到各个需要文字表达的领域：在新闻报道中，则假新闻不绝，“假”得越来越离谱。缺少可靠信源的传闻，报纸也敢刊登。“疑似”、“可能”、“据传”这类字眼居然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为了吸引眼球，不存在的事件也敢凭空编造；在新闻报道中还有一种“假”不易为人所觉察，那就是随意拔高。一件普通寻常事，在记者笔下被妙笔生花到不寻常的思想高度；在学术研究界，则“抄”风肆虐，不仅“抄”观点，连原文也袭为己有。抄袭者的脸皮越来越厚，抄而不承认，抄而不道歉，一抄而再抄；在文学艺术创造领域，则表现为跟风复制，什么好卖，什么畅销，就“复制”什么。官场小说热销，则一批官场小说纷纷出笼；一部《明朝那些事儿》受追捧，随后一系列《××那些事儿》充斥书店、书摊；在各种新书的研讨会上，空话连篇、胡吹乱捧的阿谀溢美之辞，从与会者口中滔滔而出；在创作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思维方式、语言表达的去个性化。我们在阅读甲作家与乙作家或丙、丁……作家的作品时，发现他们虽然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经历，写出的作品其叙述风格却惊人地相似。曾听到广东女作家张梅说起她参与中英作家联合写作的一次经历：中英两国各有四名作家，同时从北京乘火车去重庆，然后各自写下旅途感受，合成一集交出版社出版。她发现，四位中国作家的构思、叙事角度、文字风格几乎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当一位业余老年人舞蹈团的老人，在电视节目上说出要“通过舞蹈唤醒民众”的豪言壮语时，我发觉一种惯说大话的文风已成为很多人的“集体无意识”。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上世纪80年代，曾尖锐地指出“一场瘟疫已传染了人类最特殊的天赋——对文字的使用。这是一场祸害语言的温疫，它体现于丧失认知能力和直接性；变成某种自动性，往往把一切表达都简化为最通用、划一和抽象的陈套，把意义稀释，把表达力的棱角抹去，把文字与新环境碰撞所引发的火花熄掉”。他批评“人们总是随意、粗率、马虎地使用语言，而这使我痛苦得难以忍受”。他把改变文风的使命交给了文学，“文学，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创造抗体，去抑制这场语言瘟疫”。(参见伊塔洛·卡尔维诺著《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译林出版社2009年3月版)

当下中国文学能够承担起匡正文风的使命吗？形成优良的文风显然需要从方方面面着手，对症下药，拿出根治痼疾的良方来。但无疑，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作为语言的艺术，有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我们有必要把文学领域营造成践行优良文风的“圣地”。如果连这样一块“圣地”也无法抵御恶劣文风的侵蚀、污染，那么我们到何处去寻觅“山清水秀”之地呢？

我知道，鲁迅倡导的“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并不是很容易能做到。尤其是“有真意”这一条，包含着多重含义，我将之理解为：讲真话、道真情、有真见。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些，文章自然就会有血肉、有勃勃生气、乃至有恸人心魄的感染力、有启迪新智的思想冲击力了。在“情”与“文”的关系上，刘勰也早有其精辟的论述：“为情而造文”，才能达到“要约而写真”的境界，反之，必成为“淫丽而烦滥”的花拳绣腿。(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虽然“文如其人”是一句老生常谈了，“文”与“人”也常常无法画等号。但第一等的好文妙文，无不与作者的人格修炼有关。“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叶燮《原诗》外篇)讲真话需要正义感和勇气；道真情需要自然喷发的热血和激情；而真知灼见的进发，则需淡泊明志、戒浮戒躁，潜心钻研，广为吸纳，以养浩然之气，以蓄积思想、知识与智慧的能量。一颗充沛滋润的心灵、一副博大宽阔的襟怀、一双睿智清澈的眼睛，需要从多方面滋养构建。

近读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随笔集中《李尔、托尔斯泰与弄人》一文，心生颇多感慨。托尔斯泰撰文激烈抨击莎士比亚，空享“伟大天才作家的光环”，认为“这一光环迫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去模仿他，迫使读者和观众在他的作品中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优点——从而扭曲了他们的审美和道德理解力——跟所有不真实的东西一样，是一大恶”。其言辞够犀利尖刻的。而奥威尔在文中又对托氏的观点，逐条进行了反批评，不是简单地去维护莎士比亚的“光环”，而是通过深层次思想、心理分析，驳斥托氏提出的各种指控“自相矛盾”，“全是无稽之谈”。(参见乔治·奥威尔著《政治与文学》，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版)我们不必对他们各自观点的正误作任何评说，但我们应倡导这样一种真诚而富有个性的自由表达的精神。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威尔，都是世界文学星空中璀璨的星座，批评和思想交锋并不会使他们因此而星光黯淡。这样二种精神品格，中国当代作家难道不该镜鉴一下？

因此，文风痼疾之难治，不仅仅在于文风自身，还须更多赘言吗？

2011.12

喜鹊、乌鸦和树

陈歆耕

喜鹊和乌鸦都同在一棵树上筑巢。

喜鹊对树说：“你的气色看上去真好，你看你的枝叶越来越茂盛了！你都有什么养生秘诀啊？”

“真的？”树喜形于色，“我也感觉精力很充沛。以前我到10月份叶子就开始泛黄、飘落了，你看今年11月了，我的叶子还很绿……”

乌鸦的嗓子有些沙哑，它朝树的根部扑了扑翅膀，说：“树大爷，你的下部开始长蛀虫了，你要小心，赶紧让农人来喷药啊！”

“你这张乌鸦嘴，别吓唬我好不好！”树“哗啦哗啦”抖动着枝叶，“你看我精神好着呢！”

又一年春天，喜鹊欢快地在树上跳跃，对树说：“我说得没错吧！今年你的花开得比往年更鲜艳了，叶子鲜嫩欲滴，看你这模样，肯定活得比巴金先生年龄还要长！”

树伸伸胳膊蹬蹬腿，“我已到古稀之年了，耳不聋，眼不花，再活个几十年我有信心！”

乌鸦提醒道，“赶紧到医院做做检查呀，我看到你根部快被虫子蛀空了！”

“虫蛀？我怎么没感觉呀？”话是这么说，树确实感到根有些隐隐被啃啮的疼痛。

“要不要我帮你找个医生看看？”乌鸦关切地问。

“管你什么鸟事，你还是管好自己的窝吧！”

又一年冬季的一天，一阵“呼啸”的西北风吹来，根部已被蛀空的大树终于站立不稳，“咯嚓”一声“訇”然倒地。喜鹊和乌鸦的巢也被摔得稀碎。早已做好逃离准备的喜鹊已在不远处的另一棵树上筑了新巢，此时正在温暖的窝里写一首赞美“新东家”的诗，而乌鸦匍匐在倒地的枯树碎巢上“呜呜”地哀鸣，久久不肯离去……

2012.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