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欧美理论界最有名、最受关注和最受争议的左派思想家之一，阿兰·巴迪欧为什么要来谈爱？在《爱的多重奏(精)》中，巴迪欧关注的不是哲学家们对爱情的形而上学式探究，而是我们如何在这个黑暗时代从人身上的正面力量中找到一种美好的寄托。巴迪欧向我们展示：爱情可以怎样被放大到一种政治情境中，成为政治追求的动能？爱，被巴迪欧看作是一种坚持到底的冒险。它能引领我们进入对未来的伟大冒险。

《爱的多重奏(精)》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与《世界报》记者尼古拉·特吕翁以 “爱”为主题的公开谈话录。巴迪欧批判西方流行的“爱”的观念，坚持某种理想主义，而这背后映现的也是他所主张的哲学观与关于更美好的理想社会的设想。

《爱的多重奏(精)》的作者是阿兰·巴迪欧。

爱带给我们行动的勇气(推荐序)

译序

引言

1 备受威胁的爱

2 哲学家与爱情

3 爱的建构

4 爱之真理

5 爱与政治

6 爱与艺术

结论

巴迪欧作品列表

哲学的源头在希腊，但不是那个诗意的希腊，而是作为科学和数学之源头的希腊。正是科学和数学的产生，以及二者的演绎特征，才最终规定了西方哲学的特征和西方思想的特征。因此，柏拉图学园所刻的“不识几何者不得人内”有着深远的意蕴，而数学与哲学之间，亦有着本质的关联。如果说柏拉图代表着古代哲学在演绎科学理想下的第一次起航，那么，随后哲学在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色彩以及基督教哲学的神学呓语之下，越来越迷失方向，直至笛卡尔的出现，哲学才重又回到了其康庄大道。因此，正是笛卡尔以及笛卡尔在数学上的推进，为现代哲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石，笛卡尔之后的哲学，包括唯理论和经验论，康德的批判哲学，都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前行。

巴迪欧的第二类作品，是他的政论时评，其代表作是<境况种种》文集(巳出至第5辑)。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第4辑《萨科齐代表着什么？》，这本书也可能是他的著作中最为畅销的一本。如果说他的理论作品旁征博引，晦涩而严肃，那么他的政论则辛辣而尖刻，针砭时弊，入木三分，读来畅快淋漓，十分痛快。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深入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黑暗和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弊端，从哲学上深入分析其根源；另一方面，则同情第三世界，同情西方社会中的劳动阶级，并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和理念进行辩护。

《萨科齐代表着什么？》这本书，首先分析了萨科齐为什么会当选。因为，他的当选，不只是他个人的当选，同时亦意味着他所代表并为之服务的某种事物的当选。在巴迪欧看来，在2007年选举之际，法国人普遍感受到某种畏惧。首先是对法国将会衰落的畏惧，因此许多法国人为这种衰落寻找原因，而首当其冲、充当替罪羊的，就是穷人、生活在法国的外国人等等。这种情绪，最显著地体现在极右的“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那里。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勒庞成功进入选举第二轮，将左派社会党的候选人雅斯潘排挤出局，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虽然在第二轮选举中，由于左派的社会党号召其支持者在投票时投给希拉克、反对勒庞，从而勒庞最终不敌希拉克√}参败收场，而希拉克则顺利连任。但是，勘庞事件仍然给整个法国社会和欧洲政坛以极大的冲击。因为勒庞是极右的民族主义者，在移民、劳工等问题上大做文章，主张限制移民，退出欧元区等极端措施，而这样一些主张，在法国民众中其实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在巴迪欧看来，萨科齐所代表的，是一种法国的贝当主义。众所周知，贝当在二战期间，充当了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维希政府的头目。巴迪欧所说的贝当主义，其核菇于把人民中的一小部分人，指定为罪恶的源头，从而对他们进行监视、控制、打压、排斥甚至驱逐、杀害。巴迪欧指出，早在贝当之前，贝当主义就已经在法国埋下了种子。在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之际，贝当主义已经初见雏形。表面看来，贝当主义都是出现在混乱的危机之后，由一个棺对强有力的人物，来维持一个反动的政府，纠拯救法国，恢复人民的售脚道德。萨科齐说的，正是希望把法国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挽救法国人民的售心，给法国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他说得漂亮，做得更绝。在行动方面，萨科齐所做的，就是打击弱者、穷人、外国人，从而留给法国人更多的饭碗。

在一次讲话中，萨科齐又提出一个说法，要告别1968。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反抗政府、反抗体制的运动，尤其是巴黎的运动规模浩大；结果直接导致了戴高乐总统的下台。虽然事隔40年，1968在法国仍然是一食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让人们回想起那段激情的岁月。而当年在1968年卷入五月风暴运动中的造反者，今天许多都已经成为法国政治文化经济界的精英人士，例如当年的学生领袖科恩邦迪如今已经成为法国绿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当年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作为一位仍然忠实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巴迪欧当然不能接受萨科齐的说法，因此直接把萨科齐称作“鼠辈”。 鼠辈是只能接受时代、接受命运而没办法建设时代的人。萨科齐把1968年的反叛，视作尼采式的“超善恶”；而在巴迪欧看来，恰恰相反，1968年对善与恶。朋友与敌入，有着清晰的界定。在1968年的造反分子们看来，器，就是那些金融界和政界的寡头；而善，则是工人，革命战士。但萨科齐却无视这一切，将1968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人视作一群无法无天、违法乱纪的暴徒。

巴迪欧深刻地指出，把人民中的一部分区分出来，加以排斥，或者在法国人与非法国人之间划一道界线，这是荒谬而且不人道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尽管许多人在鼓吹全球化，但这种全球化，还仅仅只是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远不是真正的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是人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生存的全球化。而当今的世界，远远不是在走向开放社会。柏林墙倒塌了，更多的隔离墙建起来了，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甚至在意大利曾经有某位市长叫嚣着要在城市中心和郊区之间建一隔离墙，以便将市中心与聚居着移民和贫民的郊区隔离开来。P16-20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 (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肄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障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堡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的词源有“平衡”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合“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20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武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