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袭祖志 达儒明医
关幼波祖上第七代为清康熙廉吏施仕伦(号称施公)的贴身护卫关太，人称大刀关太。后累官至京城九门提督。康熙赏地几处，清河为其中一处。关太之后，代代习武。关幼波祖父关茂，不仅刀法精湛，熟悉各路刀棍拳脚，而且酷爱兵书，更喜爱医书。众所周知，习武者往往与中医药结下不解之缘，不仅要会治刀伤、棍伤，还要懂脏腑经络，会治内伤。由此，关茂习武之余，不时翻翻医书。关幼波之父关万恒自幼聪敏，除继承父亲刀棍拳脚功夫外，尤喜经书、医书。关茂去世后，家道中落，关万恒年近30岁时，只身流荡京城。一日，在前门一家书店喜见《本草纲目》，爱不释手，但囊空如洗，连喝豆汁的三枚铜钱都付不起，哪能有钱买书？失望而归。后结交大将军福贝子之后人卡拉瑾多罗贝勒和御医之子宇文化生，于是，关万恒进入宫内，一边教卡拉武功，一边跟宇文之父在宫内做御医。
光绪丙午年(1906年)，宇文化生之父涉嫌珍妃案，被罢黜回乡，宇文化生被通缉。关万恒也被迫出宫，落脚玄帝庙，除每日教书外，刻苦钻研中医药书籍。恰巧他的一个学生患肝腹水，关万恒为其调治，一个多月后，学生病愈，左邻右舍求医者越来越多，于是正式挂牌，并起医号“月波”。不久，关月波的名字逐渐响彻京城。关月波对肝病研究日益加深。治肝病出神入化，主要理论在于“善于明辨”。经其治愈的山东道台送匾，辞日：“儒乃达儒，医是明医。”倒念为：“医明是医，儒达乃儒。”横念为：“儒医乃是，达明儒医。”此匾颇耐人寻味，也道出了关月波行医的最高境界——明医。明，通达晓畅之意。一个医生不光要有名声，更要有真实本领，必须真正通晓医理。
“善于明辨”在于治病求本，以扶正为主，叫做见水不治水，见血不治血，健脾益气以扶正，气旺中州运，无形胜有形，即以无形之气，胜有形之血水。这种理论由关月波首先提出，并运用在医疗实践中。治病求本，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思想对于后来关幼波形成自己独特治肝的气血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治肝治瘀的十纲辨证说即是秉承其父的医学理论而不断完善、逐渐形成的。
1912年清宣统皇帝退位，民国成立，关月波的医馆仍诊务繁忙。第二年，1913年4月初，清明节前两天，关月波夫人临产，一个婴儿伴着润泽万物的细雨降生，他就是当代“治肝圣手”关幼波。关月波给孩子起名为“霦”。霜者，玉光色也。他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为社会书写出灿烂的中医华章。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看出关家望子成龙的心情：在关霜周岁时御医之后宇文化生前来祝贺，试探关霜的将来去向，命人拿来书本、钱币、毛笔、脂粉，任其抓取。不料小关霦一把抓住一支毛笔，看见父亲关月波手中的药方，又一手径直抓过来，拿着笔在上面画来画去。宇文化生惊异地点点头：“此子将来定是杏林名医啊！”关幼波后来果然继承父业，一生杏林耕耘，为我国中医药发展，尤其是肝病防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继承的基础上创建了新的医学理论。
1919年，关月波迁到距玄帝庙不远的芦草园胡同。生活安定以后，关月波立即安排几个孩子读书。小儿子关霜伶俐可爱，性情温和，很有些才气。关月波自感今后自己的中医事业后继有人了，不由踌躇满志，展纸提笔，大书三个字：乐道堂。意谓乐于医道也。后又请人镌刻成匾，挂在堂屋，自励自乐。这道匾就成为后来关幼波继承父志的座右铭。
关霜所习课业以启蒙《三字经》为主，继之以“四书五经”、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这为他一生行医、治病救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一次，父亲让关霦二哥抄方。二哥漫不经心，把“橘红”抄成了“菊红”。父亲勃然大怒，把方子往桌子上一拍，给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把二哥打到了张北，从此不敢回家。站在旁边的关幼波吓得毕恭毕敬地听父亲教诲：“我们行医的，最忌的就是马马虎虎，一味药开不对，就会给病人添病，甚至丧命。记住，病人的命运就掌握在大夫手里，失职就等于害人。今后你替你哥抄方，不能有半点差错！”这一幕，关幼波时时牢记，经常反省。他一生严肃、严谨的行医之风范，就是从父亲那里直接继承并发扬的。
1940年，父亲关月波病危，临终之前，抱病抽查了关幼波的三个脉案，见儿子为病人所开药方，甚合己意，便用微弱的声音说：“你饿不死了！”父亲病故后，关幼波获得中医师合格证书，又在以汪逢春会长为首举办的中医师学会讲习所学习一年，考试合格。而立之年的关霜正式挂牌行医，改医号关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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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世界医学宝库中的夺目瑰宝。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它仍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民族体魄康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医药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科技文明的结晶，是勤劳聪慧的中华儿女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医学科学奇迹。它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严谨的哲学内涵。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医药人、一辈又一辈名医大家的实践探索、薪火传承一总结完善、创新发展，逐步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诊疗方法、丰富的医学内容、实用的制药技术。具有疗效确切、用药安全、应诊灵活、普适简廉和预防保健作用显著的巨大优势，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与医疗保健事业，已经并正在作出积极的贡献。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彰显中医药学家的丰功伟绩，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办公室、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精诚合作，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关怀和指导下，为中华近现代百年来贡献卓著、深受敬仰的150位中医药学家，编撰出版了这部大型传记丛书《中华中医昆仑》。丛书以传主姓名为卷名，生年为卷次，每卷3万字，10卷为1集，共15集；采用评传体裁，记载他们的生平事迹、医术专长、学术思想、传承教育、医风医德、养生之道和突出贡献，使这些宝贵的医学成就和精神财富发扬光大，千古流芳。
丛书取名《中华中医昆仑》。昆仑山，被尊为“万山之祖”，柱西北而瞰东南，立中国而凭世界，凌驾乾坤、巍然屹立。以其高峻豪迈、绵延起伏的磅礴气势，寓意中华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和永不衰竭；以其挺拔雄伟、高耸入云的恢弘气魄，彪炳一代中医药学家的丰功伟绩、杰出贡献和不朽勋业。
丛书入选传主，从全国范围推荐遴选，遍及中医药界各个领域。有临床家、理论家、药学家、教育家、医史文献学家；有名师亲授、世医家教、学派传人、院校毕业和自学成才者；有师徒并驾、父子齐名和伉俪联袂者。他们学术造诣深厚、诊疗技术精湛、临床经验丰富、学科地位崇高、科研成果丰硕、医风医德高尚、国内外影响较大，从医学理论到临床实践，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是近现代百年来中华中医药界的杰出代表。
丛书的出版，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振兴中医药事业，造就中医药人才，普及中医药知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填补了我国为著名中医药学家大规模撰写传记的空白；也是一项抢救性工作，因入选传主已仙逝过半，许多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日见散逸，将之收集整理、编撰成书，功垂后世、利国利民；更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工作，总结传主经验，传承中医药伟业，继往开来，光耀世界医学之林。这部医文结合，富蕴历史性、学术性、文学性和实用性的鸿篇巨制，对医疗、卫生、科研、教育及全球关注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各界人士，都有重要的参考和阅读价值。
丛书的编撰出版，是一项巨大的中医药文化建设工程，在策划、撰写、编辑、出版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和支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并组织专家对全书进行终审；数百名专家、学者亲，临指导，参与规划；有关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中医局(处)给予大力帮助；传主及其亲属、弟子热情支持、密切配合；撰稿人深情满怀、辛勤笔耕；编审专家尽心竭力、精工细琢；关爱中医药事业的企业家热心公益、慷慨资助；全体工作人员不辞辛劳、无私奉献，这一切使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由于时间紧迫和资料搜集困难，加之水平有限，难免有疏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华中医药学，历史悠久，浩浩汤汤，发端于远古，奔向于未来。百年对于历史，不过是短暂的瞬间；百人对于万众，不过是沧海一粟。然本丛书所记载的百年百人，则无疑是波澜壮阔的中医药发展史上辉煌的篇章和光芒闪烁的璀璨星辰。
张镜源
2011年6月
《中华中医昆仑》是一套具有历史、学术、文化、实用、典藏价值的传世著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对于青年一代中医师坚定中医信念，培养医风医德，提高中医技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中华中医昆仑》为我国近百年来150位著名的中医药学家的传记丛书。
《中华中医昆仑(第7集)》记载了关幼波、王为兰、任应秋、罗元恺、祝谌予、杨医亚、郭士魁、何时希、耿鉴庭、俞慎初等10人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医术专长、医风医德、养生之道和突出贡献。
《中华中医昆仑(第7集)》由张镜源主编。
张镜源主编的《中华中医昆仑》采用评传体裁，记载了150位中医药学家的生平事迹、医术专长、学术思想、传承教育、医风医德、养生之道和突出贡献。这些传主，从全国范围推荐遴选，遍及中医药界各个领域。有临床家、理论家、药学家、教育家、医史文献学家；有名师亲授、世医家教、学派传人、院校毕业和自学成才者；有师徒并驾、父子齐名和伉俪联袂者。他们学术造诣深厚、诊疗技术精湛、临床经验丰富、学科地位崇高、科研成果丰硕、医风医德高尚、国内外影响较大，从医学理论到临床实践，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是近现代百年来中华中医药界的杰出代表。本书是《中华中医昆仑(第7集)》，传主有关幼波、王为兰、任应秋、罗元恺、祝谌予、杨医亚、郭士魁、何时希、耿鉴庭、俞慎初等1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