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是第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亚当·斯密主张自由竞争，抨击重商主义，这对英国经济政策曾起过重大作用。其个人在经济学界中拥有崇高的地位，直至今日，他的思想仍是所有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参考和借鉴的基础。

本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主要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包括重农主义在内的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进行系统地分析和描述，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该书也因此成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国富论》是一部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划时代伟大著作；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影响人类文化的一百本图书”。

《国富论》作为18世纪“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其不仅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做了系统的理论描述，被誉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引言和全书设计 1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及劳动产品在不同社会阶级间分配的自然秩序

 第一章 论劳动分工7

 第二章 论分工的起因14

 第三章 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18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和使用22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28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43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50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59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79

 第十章 论地租 89

第一节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91

第二节论有时能、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105

第三节论总能提供地租的产品和有时能、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产品之间相对价值的变 化117

本章小结 118

第二篇 论储备的性质、积累和使用

 引言 125

 第一章 论储备的划分 127

 第二章 论作为社会总储备的特殊部分或维持国家资本支出的货 币134

 第三章 论资本的积累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173

 第四章 论资本的不同用途 190

第三篇 论财富在不同国家中的不同发展第一章论达致富裕的自然进 程207

 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古代欧洲的农业抑制212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的兴起与发展223

 第四章 城市商业发展对农业改良的贡献233

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引言247

 第一章 论重商主义的基本原理248

 第二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268

 第三章 论重农主义或将土地产品看作国家收入或财富唯一重要来源的政治经济学285

第五篇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309

第一节 只属于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源泉309

第二节 第二节论赋税316

第二章 论分工的起因

本章导读：互通有无的交换倾向，是人类进行劳动分工的起因，而分工一旦实现，又锻炼了人们不同的才干。因此，人们表现出来的才能差异，与其说是天赋的差异，不如说是交换倾向实现了劳动分工的结果。

益处良多的分工，原本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的智慧确实预见到并期待着，分工能为人类带来普遍的富裕。它一定是人类本性中某一不易发觉的倾向缓慢而渐进达致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倾向于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贸易。

这种倾向是不是人类基本本性中无法进一步考察的一个，或者更有可能，这种倾向是否是人类理性思考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些问题不属于当前研究的课题。这种人类所共有的且为人类所特有的行为倾向，在其他物种中找不到，其他动物不懂得分工合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契约。两条猎犬在追逐同一只野兔时，有时也会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协同行动。每一条猎犬都会将野兔赶向它的同伴，或者在同伴将野兔赶到自己身边时尽力截住它。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契约行为，它仅仅是在那个特定时刻二者的目标偶然一致而已。没有人见过狗与狗之间会公平谨慎地相互交换肉骨头；没有人见过一个动物用它的肢体语言或声音向另一个动物示意：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我的和你的交换。当一个动物想要得到人类或另一个动物的东西时，它除了讨好物品的所有者之外，并不会利用其他任何劝说商讨的方式。小狗讨好母狗；家犬则在主人进餐的时候，千方百计地献媚，以吸引主人的注意而得到食物。人类有时也会对同胞采取同样的手段。当他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引导他人依愿行事时，就会使尽浑身解数讨好他人，以获取他人的善意；但是，他却没有时间在所有场合都这样做。在文明社会，每个人时时刻刻都需要多人的合作和帮助，但终其一生也无法交上许多好朋友；而其他动物，个体成年后就完全独立了，正常情况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协助也能生存。人类常常需要同胞的帮助，但无法完全依赖他人的善行。当他能够激发他人的利己心来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并且告诉他人按他的要求行事对其自己也是有利时，他更容易成功获得帮助。任何一个人想要和他人做任何一种买卖，必须先这样做。给我我想要的，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这是每一个要约的本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得所需帮助的极大部分。我们得到的食物，并非来源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动机。我们致力于唤起他们的自利心而非仁慈；我们从来不告诉他们我们的需要，而告诉他们可能得到的好处。只有乞丐才情愿依靠他人的施舍过活，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完全依赖他人的施舍，尽管事实是善人的施舍为他提供了生活资料的全部来源。虽然这种道义最终为他提供了终身需要的各种必需品，但是，施舍没有、也不可能在他发生需要的时候随时随地供给他所需要的物品。乞丐的即时需要大部分还是以常用的方式获得的，例如契约、以物易物、花钱购买。他用一个人施舍的钱购买食物；用另一个人给他的旧衣物去换更合身的衣服、住所、食物或钞票，用这些钱，他可以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满足衣、食、住的需要。

由于我们是通过契约、物物交换和买卖行为获得所需的大部分帮助，因此这种交换倾向引发了最初的分工。例如，在一个狩猎或游牧部落里，一个人比其他人更擅长于制造弓箭。他经常用弓箭和族人交换家畜或野味，最终他发现，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食物，比他自己亲自捕猎到的还要多。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他开始把制造弓箭作为主业，从而成为一名军械师。另一个人则因擅长建造小草房或可移动的房屋而被邻居邀请帮忙造屋，同样用家畜和野味作为报酬，最后他也发现以此为业对自己更为有利，从而成为了一个房屋建筑师。依此类推，第三个人成为铁匠或铜匠，第四个人成为硝皮者或制革者，皮革是原始社会主要的服装原材料。由此，可以用自己的剩余劳动产品交换他人的剩余劳动产品的可能性，激励了每一个人专事于一种劳作，并且激发了他们有助于其事业发展的天赋才能。

实际上，人们的天赋差异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那些看似引起成年人职业差别的才能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在完全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工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是来源于天性，不如说是来源于后天的习惯、风俗和教育。在他们六岁或八岁之前，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父母和小伙伴恐怕也无法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差异。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会从事完全不同的职业。于是，他们的才能差异日渐显现，日益加深，最终哲学家的虚荣心不容他承认二者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人类如果没有交换的意愿，每一个人就必须生产一生所需的所有必需品和便利品。如果所有人承担的任务和工作毫无区别，也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因职业差别而导致的巨大才能差异。

交换倾向不仅在不同职业间造成了巨大的才能差异，而且使得这些才能差异物尽其用。许多同类但不同种的动物从天性而来的天赋差别，竟比人类没受习俗和教育影响之前的差别要明显得多。哲学家和街头搬运工之间的天资差异，还不到猛犬与猎狗、猎狗与长耳狗，或长耳狗与牧羊犬之间差异的一半。然而，这些同类不同种的动物却很少能对彼此有用。猛犬的力量根本无法得到猎狗的敏捷、长耳狗的机智或牧羊犬的温顺的辅助。由于缺乏交换的意向和力量，这些不同天赋的效应无法整合为共同的资源，对增进种群的生存状态和便利没带来一点益处。每一个动物依然独自为生，自己保护自己，无法从自然赋予它们的不同天赋里获得任何益处。与之不同，人类之间极其不同的天赋被相互利用，基于普遍的买卖、交换需求，利用他们各自的才能生产各种商品，并被运送到共同的市场上，在那里，每一个人都从才能相异的人那里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

P14-17

《国富论》导读

晏智杰

一年多前，在商定出版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精粹版时，我曾、答应写一篇导读。现在，章莉女士的新译作即将问世，这篇导读也该交卷了。但真要动起笔来，心中又不免有几分忐忑，主要是因为《国富论》这本书非同寻常，其内涵博大精深，虽经多年研读有所领会，也不敢说做到了完全和准确地把握。但答应的事情不能不做，于是只好放胆执笔“导读”了。我想的是，同读者一起研读，相互切磋，不当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指正。

亚当·斯密（1723—1790）是十八世纪中期英国最负盛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他一生研究的学问涉及天文学、纯文学、修辞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但在生命即将终结之时，这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和先进思想家，本着他始终坚持的严谨求实、认真负责的精神，坚持要友人将其所有尚未完成和出版的文稿统统付之一炬，以至于后人所能看到的他的专著只有两本：一本是1759年问世的《道德情操论》，另一本便是1776年初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斯密在这两本书上花费了毕生的精力，而在《道德情操论》上下的功夫似乎更大，先后修订了六版，《国富论》则修订了五版。

《道德情操论》使斯密以伦理学家一举成名，而《国富论》则奠定了他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的崇高地位和名望。《国富论》问世当年便出版了德文译本，随后几年出版了丹麦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等各种译本，1789年又首次在美国出版。该书初版发行前并没有得到评论方面的帮助，但半年就卖光了，这比出版商预料的要好得多。斯密的挚友、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说：“真了不起！好极了！亲爱的斯密先生，我对您的著作非常满意。细细读完，我如释重负……现在我只是对一点还感到不安，即这本书需要人们聚精会神地去读才能读进去，而目前很少有人能坐下来专心读书，因而该书最初也许不会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但我相信，该书所包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敏锐的观察，以及大量令人感兴趣的新奇实例，终究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事实证明，休谟所言不虚。

几年之后，在英国国会议员的辩论中该书被公开引用，而在此之前，它已经对英国当时的预算法案和自由贸易法案产生了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威廉·皮特（1759—1806）首相就曾深入研究过斯密的著作，并成了斯密最忠实的信徒。他采纳斯密学说，减轻关税，按照自由贸易原则同法国签订通商条约，还根据《国富论》的精神进行了种种改革。人们认识到，斯密的这本书为自由竞争经济制度和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国富论》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确实构成了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直到1929年至1933年爆发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空前严重的危机宣告了完全自由竞争制度的终结，也宣告了斯密学说的支配地位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干预主义新时代，以及作为其经济学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然而，即使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富论》仍然不失其永恒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人们仍将《国富论》奉为市场经济的经典，认为它所阐述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基本原理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有效，只是不再把它看作适用于任何场合的普遍原理罢了。

事实上，在国外媒体历来举办的各种有关“影响人类进程的若干著作”的调查中，《国富论》总是赫然在列，从未缺位。《国富论》仍然是西方国家广泛流行的经济学经典著作，在民众中拥有极高的普及率。为庆祝《国富论》问世二百周年，英、美等国经济学界在1976年举办了规模宏大的科学研讨会，发表了为数众多的学术论文，其中不乏新的研究成果。亚当·斯密的母校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出版社还集数年之功，倾力推出了六卷本的《亚当·斯密著作通信集》，其中包括：《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哲学论集》、《修辞学和纯文学讲义》、《法学讲义》和《亚当·斯密通信集》，外加一本《亚当·斯密论集》和一本新的《亚当·斯密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学界当年也举办了纪念学术研讨会，学者们提交的论文后来汇集成册出版，题为《亚当·斯密和现代政治经济学》。

《国富论》与中国素有不解之缘。斯密著书立说之时，正值中国清朝乾隆盛世后期，斯密在书中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农耕社会的现实发表过不少评论，反映了这位身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智者，对一个尚处于发达阶段的中华封建帝国的独到之见。然而，历史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差异，致使《国富论》被译介到作者曾关注的中国还要等待百年之久，而成此伟业的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严复，他的《国富论》中译本以《原富》为名于1902年问世。应该说，这是一件大事，但时代条件的限制又注定了它的影响必然十分有限。进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深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时代之需，于是出现了《国富论》的新译本，承担此项历史性重任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研究家王亚南和郭大力。他们的中译本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经过修订重新出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国内读者能够看到的唯一中文全译本，实在功不可没。

《国富论》在中国真正为公众所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是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事。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激发了公众对《国富论》的强烈关注。人们不再满足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源的角度对它加以研究，而是希求从中汲取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思想营养。这种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大大推动了《国富论》的译介工作，涌现了各种形式和篇幅的中译本。章莉女士的这个节选本就是一种新的尝试，从篇幅巨大的原著中，选取足以反映或涵盖其基本框架、基本思路或基本观点的章节，无疑有助于读者在较短时间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该书的基本精神和论点。

……

《国富论》问世至今，已经过去二百多年了，今天当我们阅读《国富论》这部伟大著作时，秉持这种历史的和分析的眼光恐怕是不可或缺的。既充分肯定它是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发展历程中的一座丰碑，又清醒地看到它的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我国三十多年来基于一定程度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世界却刚刚经历了一场比1929年至1933年危机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时候，更应如此。不知这样说是否妥当？

2010年10月20日

于北京海淀百旺家苑寓所

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让我们重读亚当·斯密，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那些政策。

——张维迎

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谢宗林

这本书需要人们聚精会神地去读才能读进去，而目前很少有人能坐下来专心读书，因而本书最初也许不会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

——大卫·休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