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官僚主义者的诞生
我需要很快地转换自己的角色。我的新工作是报告传递和人员管理，不再是思考、书写或解释什么了。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显然不如打电话告诉别人如何执行重要，并且也来得快些。我是国务卿班子的办公室的主任，国务院的行话，秘书处的职员叫“电话线”，这是因为每个秘书办公室门外有接线电话。我们的任务，简单点说就是为国务卿服务。我们要为他开会准备简短的文件和谈话的材料，为行政部门写材料规定时限和标准，跟踪有无什么决定。每根电话线严密管控职责范围内的机构，执行规定，强调效率，避免工作拖拉，并且保证所有相关方面都清楚发出去的文件。秘书处游走于国务院、白宫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职责重要，令人尊敬，但偶尔也会担心，有时在官僚机制下，难免会懒散。
年轻的工作人员充满朝气，但还需要有人指引。我就是马戏团的马夫，毫无安全感地站在马群前头，在原地用脚趾和指尖指挥着这群人。如果国务卿需要的报告没有准时送到他手中，或者拖延一会，我就是那个首先冲上前去解围的人。执行秘书西奥多·埃利奥特（Theodore Eliot）直接对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负责，他是一个聪明而富有幽默感的人，但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开玩笑。
华盛顿秘书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抱怨无孔不入，负责国务卿行动的工作人员和助理国务卿都抱怨秘书处的要求太多。我们的工作包括了与国务院相关的各种事务，从厄瓜多尔的渔业权之争、进口波兰高尔夫球车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等。我曾经从事过有关中国的工作，现在我只需要一点点关于中国的知识，来判断决策者是否容易理解报告的主题。
安排国务卿的旅行是秘书处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国务卿在旅行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立刻复制出一个临时办公室，完成所有在白宫办公室的工作，确保在每一站开会的材料都准备妥当，接收发自世界各地的电报，并与华盛顿保持联系。一旦飞机在目的地降落，我的工作就是立刻建立临时办公室并开始运转，地点通常是国务卿随行人员下榻的酒店。一般我们会先派工作人员去准备，等我们到的时候一切已经就绪。我们必须了解临时办公室的工作办法，完全没有休息时间。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才能钻进酒店房间，套上睡衣，睡一两个小时，起来，洗澡，刷牙，再去迎接新的一天。
这些工作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但我喜欢做行政工作，并且也擅长做这些事情。我的顶头上司詹姆斯·卡森（James Carson）是个乐于奉献且经验丰富的教父级人物，他告诉我，轻微的冒犯和恶作剧，实际上有助于改进工作效能，把事情做得更漂亮。他还教我们，就算被问及一些回答不了的问题，秘书处官员也要抬头挺胸、落落大方，而不能畏缩不前。
卡森还反复灌输一个重要的经验，任何人要想对决策者施加影响，必须要知道，无论其建议看起来多么合理、多么漂亮，如果不能及时送到决策者手中，并且表达不够言简意赅，这些建议将是毫无价值的。了解决策者的工作节奏和他们复杂的个人生活，是影响决策者的关键因素。理解决策机制和了解动议本身一样重要，同时，开动运转机制的人如果不能直接掌握动议，机制也无法发挥作用。
我在秘书处发展并使用了一套完全不同的组织体系。作为一名分析人员，我知道我的主业是什么，我应该报告些什么，但我不知道读者是谁，怎么做才能一语中的。现在我理解了国务院的运行机制，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早期的工作也非常重要，它关系到国务卿如何处理其他事情。
我知道，最有效的工作人员不仅包括外交官，还有行政人员。外交官外派期间，学习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外交官需要把这些文化差异转译给政府，再把自己的东西传送出去。我们就像润滑油一样，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铺平道路，为总统、主席、总理、国王各色人等化解歧意。作为华盛顿官僚机构的人员，我们背负的任务就是要加入各种乏味的外交人士圈子，参加无休止的会议，以便与国务院、五角大楼、财政部、商务部和情报部门的代表直接接触。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大使要做的事情。
P77-79
这本书以详实的、宝贵的亲历说明了40多年来，中美两国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的相互补充是推动两国关系前进的最重要的力量。时代需要更多的像卜励德大使这样全身心地贡献于两国友好的人士。
——赵启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外事委员会前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卜励德大使通过生动的叙事、敏锐的洞察和戏谑的智慧，引领读者穿越美中关系40年的友谊、冲突和挫折，为今天美中关系的各种争论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观点和背景材料。
——麦健陆（James McGregor） （美国财经作家 华尔街日报前驻中国首席记者）
西方应当如何应对已经崛起的中国？在你做出判断前，请先看看卜励德引人入胜的回忆录。
——杰罗姆·柯恩（Jerome A. Cohen）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著名中国研究专家 纽约大学美国亚洲法学院院长）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翻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创造了历史，改变了冷战时期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力量对比，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此为发端，中美两国的关系渐渐地从政治上的对立到合作，进一步转化成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相互依赖。基辛格博士早在1975年就预言了这一趋势：“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旧的国际格局正在崩溃，昔日的标语不再具有启示意义，过去的解决办法也不再奏效。在经济、传播和人类共有的期望等层面，世界早已变得相互依赖了。”
在尼克松访华这一重大事件背后，有很多默默奉献、从事具体事务工作（Nuts and Bolts）的幕后英雄，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然而正是这些幕后英雄，不仅使中美关系的破冰成为现实，也在此后的岁月中为加深两国间的相互依赖付出了关键性的努力。本书作者卜励德大使，就是这样一位值得称道的英雄。
本书英文版原名《中国男孩，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开启与发展——卜励德回忆录》，讲述了卜励德这位美国外交官、中国通的成长经历，披露了中美关系发展中不为人知的点点滴滴。作者虽不是事件的决策者，但的确是历史的亲历者和推动者；虽然没有站在舞台的中心，却能提供近距离观察的独特视角。
卜励德大使是美国的资深外交官，有34年职业外交生涯，曾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工作，并先后担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72年作者跟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由于作者通晓中文、熟悉中国事务，被尼克松总统亲切地称为“中国男孩”，而这也正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英文版《回忆录》面世后不久，卜励德大使即签名并亲手将新书赠予了译者本人。2012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40周年之际，作者将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等事宜一应全权委托给本人，并专门来信介绍此书。
卜励德大使几十年来数十次访问中国，每年都来上海，特别喜欢住在锦江饭店，那是《上海公报》的诞生地。他还应邀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名誉研究员，多次举办中美关系的讲座。
本人与卜励德大使是20多年的忘年交，本人向他学到了很多国际关系知识和外交实践经验。在中美1972年历史性外交活动的现场，两人虽然当时互不相识，一个是美国的青年外交官、一个是中国的小男孩，但均有共同的深刻记忆，都在不同的层次上参与了这一重大事件。
本人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中美关系的教科书，对于中美关系研究者很有意义，对于年轻人构建面向未来的历史观更有意义。本书中文版的面世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中美关系发展历程，有助于让中美友好世代相传。于是计划请多位年轻人来参与翻译，翻译的过程便成了一项既大胆又极具意义的尝试。本书的译者绝大多数都是“80后”的一代，也有更年少的“90后”和稍年长的“70后”，他们对于中美两国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不会有什么记忆，但却对中美关系感兴趣。他们生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有很好的机遇接触西方语言和西方文化，他们当中将不乏新一代的美国通。中美两国前辈对于发展两国关系的坚韧毅力和果敢决断，年轻的一代应当好好学习。卜励德大使对于教育身体力行，他长期担任亚洲协会的会长和名誉会长，亚洲协会的宗旨就是教育美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互相了解和理解。卜励德大使非常赞同这样的尝试。
本书的出版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感谢本书的每一位译者。第1、2、8、9、10、11、13、16、17、24、25章由樊慧慧翻译，前言及第18、19、20章由黄河翻译，第4章由程孝通翻译，第5、6章由李丽翻译，第3章由樊慧慧、袁瑞茜翻译，第7章由李丽、樊慧慧翻译，第12章由郭莎翻译，第14、15章由张薇翻译，第21章由黄河、樊慧慧翻译，第22、23章由樊慧慧及张森翻译，第26、27章由黄河及钟玮翻译。
感谢本书的译校者，他们为本书翻译的精准和语言的流畅，投入了大量精力。樊慧慧译校了全书，张蓓参加了前言、第1至20章的校对，金彩红参加了第21至23章的校对，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
郭欢瑜、李葛、李力非、葛起翔、顾玮、钟玮、王圣佳参加了部分章节的初译、初校、注释等工作。樊慧慧、张森制作了人名对照表。
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舒光浩先生、关沪民先生及审读室张利雄先生的专业和敬业，确保了本书按时付梓。
感谢苏颂兴教授通读了最初的译稿并提出了修改建议。
特别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樊慧慧，她通读本书并与本人一起统稿，与作者和出版社编辑多次沟通，为尽可能完整、准确地表达作者的原意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本书翻译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包涵并指正（联系邮箱：uschinaboys@gmail.com），以便再版时改进。
李轶海
2013年5月9日于红廊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此书讲述的是两个紧密交织的故事，一个是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宏大叙事，另一个是我个人职业生涯的点滴记录。美中两国普通民众之间不同寻常的互动构成了这两种叙事的交叉点。在此后的40年中，他们摸索着交往的方式，构筑起21世纪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
作为一名外交官，我目睹了美国的对华开放，接受了中文培训并熟稔研究中国的各种技巧。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已为他们所做的那些伟大决策著书立说，而我将在此书中向人们讲述那些工作层面的专业人员如何将领袖们的宏大愿景转变为现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周恩来总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注意到他为保证尼克松访华成功所付出的卓绝努力：他亲自审批《人民日报》关键版面；在上海非正式会见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以确信美国代表团内部没有因为《上海公报》在文字上的分歧而产生矛盾。周甚至还在北京为尼克松举行的宴会前征求我对祝酒词的意见。他知道我是美国代表团级别最低的官员，仍然向我征求意见，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次年，我陪同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会见周恩来，周甚至还记得我们曾经见过面。
六年以后，美国正谋求对华拓展军事关系。那时我近距离接触了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他正致力于终结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离开美国政府后，我担任了亚洲协会会长，有幸先后受到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习近平和李克强等领导人的接见。
本书的真正英雄，与其说是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倒不如说是美中两国的普通老百姓。正是他们在贸易、投资、科技、教育、体育、传媒以及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实际联系，铸就了美中关系今天这样辉煌的局面。当初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需求促成了尼克松访华。这种战略需求已被人民之间的纽带所替代，并逐渐形成永久性的压舱石，避免了美中关系被历史和政治事件的风暴吹离航道。评论人士常常把目光局限在两国之间的摩擦和竞争，却往往忽视美中两国人民之间这种积极的互动关系。恰恰是这种互动令两国紧密联系、相互依赖，以至于双方根本无法发生冲突和对抗。
我毕生致力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开启和发展，我还将继续这样做。许多重要人士和机构向我提供了帮助，其中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美中两国的一些主要的大学、外交人员、智库、博物馆、交响乐团，以及运动员和商务人士。此书的中文版将献给所有为美中关系添砖加瓦的人。特别感谢亚洲协会的王一迅女士，她是我这些年最亲密的中国同事。
《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男孩：卜励德回忆录》为卜励德大使的个人回忆录，作者从1948年遇到第一个亚洲人说起，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个纽约上东区的年青人成长为一个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以中美建交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一些不为世人所知的、如今已被遗忘或者误解的重要事件的内幕，及一系列中美关系史上重要时刻。《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男孩：卜励德回忆录》中可以窥见中美两国如何一步一步排除障碍，建立联系，并通过各种途径的交流往来，逐步把21世纪最重要的中美两国关系提升到目前的高度。
《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男孩：卜励德回忆录》这本书以详实的、宝贵的亲历说明了40多年来，中美两国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的相互补充是推动两国关系前进的最重要的力量。
卜励德大使通过生动的叙事、敏锐的洞察和戏谑的智慧，引领读者穿越美中关系40年的友谊、冲突和挫折，为今天美中关系的各种争论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观点和背景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