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月耀东方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和印度曾有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白马东渡，佛经东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中国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并浸润着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影响着中印两国的文化。
遗憾的是，因各种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原因，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进人近代以来，两国人民的交往主要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在文化方面则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期间也有印度文学作品被零星翻译、介绍到中国，但两国之间并无正常的文化交流，更谈不上成功或大规模的文化交流。
1924年，泰戈尔抱着沟通两国文化的目的，受邀访问中国，并因此形成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高潮，也使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重新焕发了活力。当时的中国，时事纷乱，思想矛盾层叠交杂，社会和文化环境让人迷茫，甚至可以说使人绝望。在这样的复杂情势下，泰戈尔带来的印度声音，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种文化特质与中华文化具有可比性、可互为参照的东方文化，这对急于寻求中国文化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启迪和建设意义，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也正由于当时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泰戈尔对这种特殊环境的复杂性一无所知，最终使这次千载难逢的中印文化交流浯动出现了让人遗憾的不和谐音。既被鲜花的芬芳环绕，也被尖利的荆棘刺得遍体鳞伤的印度诗哲直到黯然离开中国都不明白，自己怀抱着一番善良的诚意而来，却为何得罪了历来好客的中国。但诗人对自己梦中天朝的深情厚谊，却始终未因这次交流的不愉快而有丝毫改变。
泰戈尔访华这一正常的中印文化交流活动在当时及之后的中、印两国引发了各种论争，其中蕴涵的种种文化矛盾、思想人格、社会关系，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至今仍促使着人们去寻求答案。
欧美“泰戈尔热”
1912年，对泰戈尔和世界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注定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一个新起点。印度的泰戈尔，从此成为世界的泰戈尔。 1912初，泰戈尔本计划访欧，但因身体原因，不得不推迟行期，安心休养。在这期间，他把自己用孟加拉语写的诗集《吉檀迦利》翻译成了英文。同年5月，泰戈尔携儿子、儿媳到达伦敦。他首先去拜访了时任伦敦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的威廉·罗森斯坦，并把英文的《吉檀迦利》交给了他。后者读后深感震动，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诗作。他将诗转给其他的英国作家和评论家读，大家都有同感。罗森斯坦于是给领导西方文坛的著名诗人叶芝写信，叶芝读后欣喜若狂，认为泰戈尔的诗表达了对永恒真理的神秘追求和莫名的情绪，而且形式清新，仿佛破土而出的灯心草一样透着生命的气息和优美的东方文化氛围，这是西方文学一直在追求却一直求之不得的诗。读过泰戈尔这些诗的英国作家和评论家，不知不觉都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罗森斯坦深受鼓舞。7月30日晚，罗森斯坦在自己家里举办了一次泰戈尔诗歌雅集，请叶芝和几位著名诗人朗诵泰戈尔的诗，大获成功。
罗森斯坦相信自己发现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不仅属于英属印度，而且属于全世界的诗人。他兴冲冲地找到英国的印度学会，建议该学会出版泰戈尔的这本诗集，而叶芝则同意为之作序。
10月，泰戈尔前往美国，在哈佛大学演讲，批评西方的科学文明使人失去了生命的真意，推崇印度强调个人与世界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命哲学。
1912年11月，英文版《吉檀迦利》问世，首印750册。不久，伦敦的乔治·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了普及本。几乎英国所有的报纸都众口一辞，对之褒赏有加。泰戈尔迅即成为西方的热点人物。
正在大英帝国的世界版图内苦苦寻觅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英国皇家文艺协会负责人T．S．摩尔如获至宝，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寄出了公函，推荐泰戈尔代表英国竞逐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
1913年1月，泰戈尔应邀赴美国，先后在芝加哥、罗切斯特、波士顿演讲，出席各种欢迎集会，介绍印度和东方文明，批评西方的物质主义的罪恶。所到之处，他都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
1913年4月，泰戈尔自美国赴伦敦，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9月，他自英国返回印度。 与此同时，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院士们正在竞读《吉檀迦利》，并为其东方色彩和韵律所迷醉。
1913年11月13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投票，13位委员中，有12人将票投给了泰戈尔。瑞典文学院的评语是：“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些诗出之以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①
虽然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也代表了西方对东方的偏见，但毕竟“此为东方人第一次在欧洲得荣誉”②，而且是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亚洲的胜利，是东方的胜利，因此，不仅印度人为此欢呼雀跃，实际上获此消息的亚洲国家也都在为此载歌载舞，与印度比邻而居的中国人自然也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欧洲很快出现了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报纸、杂志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赞美泰戈尔及东方文化。泰戈尔的生平、思想、作品，吸引了越来越多欧洲人的关注。《吉檀迦利》成了欧洲最畅销的书，仅在德国就售出了数百万册。英国女王则适时地授予泰戈尔爵士称号，更是锦上添花。然而泰戈尔本人对这些扑面而来的荣耀并不如西方人那样热心。他清醒地意识到：“那些翻译的书成了我访问西方世界的资本。命运使我逐渐在印度以外的世界获得了地位，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
P3-5
在键盘上故作庄严地敲打这些字时，我忽然意识到，我在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研究方面，竟已纠结了14个年头。当年在图书馆中一次次翻阅泛黄的旧期刊的寂寞日子，似乎又闪现在眼前；寻寻觅觅、历尽艰辛终于摸扒到相关资料的喜悦，此时似又在嘴角泛起。
2001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有关泰戈尔的书，名为《泰戈尔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内容较杂，包括“泰戈尔在华经历”，“泰戈尔在华演讲精选”，“泰戈尔来华争论文选”；2005年，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将其中的“泰戈尔在华经历”单独出版，仍以《泰戈尔与中国》为名。后来，我又陆续整理出版了《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一泰戈尔来华讲演及论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诗人的精神——泰戈尔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我似乎在其中越陷越深，但乐趣也越来越大。在逐步熟悉泰戈尔这个在中国称得上经典的流行作家的过程中，我似乎发现，人们可能比较愿意固守自己对某人或事的固有看法，而不愿意，或想不到换个角度，将熟悉的“陌生化”，就可获得新的认识，获得新的愉悦。泰戈尔的世界是一座巍峨的大山，我们很容易只看到“飞鸟”飞过、“园丁”荷锄、“沉船”消失在地平线……就以为读懂了这座山，而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微多往山上走一步，往山里多挖一铲，就会有意料不到的惊喜等着我们。我想，自己可能会永远读不懂这座山，但我至少能做到每天尽可能多走一小步，多挖一铲。
实际上，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很多前辈已经或正在这座山上孜孜耕耘、播种，而我，目前仍只是在他们深翻过的土壤中刨一点食而已。谭中教授的一次次叮咛和鼓励，魏丽明教授的信任和热情，于我都不啻为鞭策，并使我有了一种归队的感觉。我很享受这种感觉，也倍感压力，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以后再无散兵游勇的自由惬意了。谭中先生慨然为这本小书赐序，我视为是自己被接纳为这个平静、努力的研究队伍一员的标志。
本书是在《泰戈尔与中国》一书基础上，根据最新资料和研究成果全面修改而成，希望不会让感兴趣的读者过于失望。
我与泰戈尔结缘，首先要感谢陈思和老师；1998年的一次河南之行，改变了我这十几年的学术生活；恩师贾植芳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也一直鼓励我沿着这条道路认真走下去。2008年，先生仙逝，我至今仍时时怀念在他身旁放肆无忌的时光，这本小书，也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使我的泰戈尔之旅得以延续。
我的研究生陆文媛帮我整理了1949年以后国内有关泰戈尔研究的部分论文和著作目录，在此致谢。
感谢我的家人，容忍我一次次许诺之后仍只能以清苦为伴。没有她们的支持，我可能早就半途而废了。
感谢所有因泰戈尔结缘的学者、朋友。
感谢泰戈尔！
孙宜学
2012年6月25日
沪上“一步斋”
读了孙宜学教授的《泰戈尔：中国之旅》一书使我非常激动。泰戈尔是我父亲谭云山一生中最关键的友人兼导师。谭云山和泰戈尔成为增进中印友谊与了解的紧密同志与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中印学会”与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我不但在襁褓（刚生下两个月）时期获得泰翁给与的印度名字“Asoka”，而且是在泰戈尔灵感照耀下追随父亲的学术事业，毕生奉献给“中印学”与“中印大同”（Chindia），“春蚕到死丝方尽”。我经常想：没有泰戈尔就不会有谭云山，就不会有谭中，自己这一生的事业是泰翁给我印度名字时就注定了的，我别无选择，也义无他顾。
我想本书读者应该知道泰戈尔的出身背景与文化特征。泰戈尔的母亲莎拉褡（Sharada）是印度孟加拉富裕家庭童婚、多产、长寿妇女的典型，泰戈尔是他父母亲13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泰戈尔从小和父母亲、7个哥哥、5个姐姐，外加嫂嫂、姐夫、侄子、侄女、外侄、外侄女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亲切、热闹、富有人情味的大院之中。在他幼年时代很少见到喜欢出外云游的父亲，他的母亲经管庞大的家务，也很少对他管教，他是和与他年龄差不多的姐姐、童婚嫂嫂、侄子、侄女、外侄、外侄女玩乐成长起来的，尽情享受天真、仁爱、和睦、关怀（包括纯洁、高尚的异性交往）。这种环境使他后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理论：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是童年，人们一到成人阶段就丧失思想自由与高尚情操而变得世俗化、庸俗化、是非纠葛、利益矛盾。也是他小时候成长的那种环境使他的文学作品总是想和儿童对话，总是想美化儿童的天真无邪，尽量远离成年社会的“假恶丑”现象。
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熟悉的印度“诗圣”。著名的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圣雄甘地称他为“Gurudeva”。这个名字的“guru”是老师的意思，“deva”是神的意思——“Gurudeva”是尊泰戈尔为“神圣的老师”，和中国把孔夫子称为“至圣先师”相似。孔夫子是逝世一千多年后才被尊为“至圣先师”的，泰戈尔却是在世的时候受到甘地、尼赫鲁等社会领袖这样的尊称。所有和泰戈尔住在“和平乡”（Santiniketan）国际大学校园的男女老幼都这样称呼他。1941年泰戈尔逝世，整个校园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弟弟谭立那时刚7岁，他用孟加拉文写了一首诗说：“Gurudeva是我母亲！”这是发自肺腑之言。我们可以想象泰戈尔是怎样的印度“诗圣”。
泰戈尔既是大文豪（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又是圣人、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还是画家、歌唱家。泰戈尔以诗出名，但也写了许多好的小说与戏剧，它们又被拍成孟加拉语、印地语及其他印度语言的电影。泰戈尔的戏剧都是歌剧，经常上演。在印度的文化活动中，泰戈尔的歌也是娱乐的组成部分。这一切都有益于增进印度的精神文明，对印地语及其他印度地方语言的电影起着健康的保护作用，帮助印度大众文娱活动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色情、暴力文娱产品的腐蚀。泰戈尔写的诗，譬如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是用简练、活泼、明瞭、动人的话语把印度文明的传统精髓提炼出来，雅俗共赏。其中最杰出的是“Mind Without Fear”（心无恐惧）那组诗，正像中国《义勇军进行曲》一样，也不知唤醒了多少爱国印度青年视死如归地参加了抗英独立运动。早在1915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它的发起人之一及首任书记陈独秀就把这首诗翻译成中文，而且译得有感情（不是机械地从字面翻译）：
远离恐怖心，矫首出尘表。
慧力无尽藏，体性遍明窈
语发真理源，奋臂赴完好，
清流径寒碛，而不迷中道。
行解趣永旷。心径资灵诏。
挈临自在天。使我长皎皎。
中国过去和现在很多论者都把泰戈尔形容为“宗教诗人”（有人甚至莫名其妙地说他是“多神教徒”或“泛神论者”），这是很大的误解。泰戈尔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印度教改良运动的急先锋，建立起废除偶像崇拜的“梵社”（Brahmo Samaj）。泰戈尔从年轻时开始就帮忙组织并带领侄子、侄女在“梵社”集会上唱歌，因而出名，也是这样自然而然成为诗人与歌曲作家的。他又作词又作曲，一共作了2232首歌，不可谓不多矣！他又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的两个“国歌”（印度的和孟加拉国的）的作者。再有，斯里兰卡国歌的作曲者潵玛拉昆（Ananda Samarakoon）也是泰戈尔的弟子，使得斯里兰卡国歌充满泰戈尔音乐的风味。南亚三个国家的将近14亿人口每天受着泰戈尔音乐的熏陶向新时代高歌迈进，这也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奇闻佳话。
泰戈尔的诗和他的歌在印度受到普遍爱好，印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的男女老少都爱朗诵与歌唱。有个名叫“摩妮”（Muni）的孟加拉语妇女，年轻时在“和平乡”我们家当保姆，后来结婚又变成寡妇（儿子媳妇对她并不孝顺）。1959年我到新德里教书把她带去和我们住在一起帮忙做饭、看家，她沉默寡言，但时常哼什么曲子。后来我和内人仔细倾听，原来她在唱泰戈尔的歌聊以自慰。一个不识字、从中年开始守寡、有过许多不幸经历的印度妇女，竟在泰戈尔诗歌的鼓舞下得到人生的乐趣与安慰，使我们非常感动。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实际体会到泰戈尔诗歌的巨大威力，认识到泰翁的文学作品都是美好感情的表达，都有一种理想、一种真挚、一种仁爱、一种安慰。
泰戈尔在中国说过：“我不可能由于周围的人有某种宗教信仰而随之信教”。那些说泰戈尔是“宗教诗人”、“多神教徒”或“泛神论者”的人是不了解泰戈尔超越了庸俗性“宗教”的崇高思想境界。印度有人评论说，泰戈尔的“神”不在庙中而在心中，他从大自然现象与人们的生活中处处看见“神”，随时与“神”对话。这话有道理。泰戈尔采用“赞歌”形式的诗歌中经常有“他”、“主”、“父”这样的词汇，看起来带点宗教色彩，实际上不是对“神”的赞扬（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偶像崇拜），而是歌颂“真善美”。“真善美”就是他的神，或者说，泰戈尔是个虔诚的“真善美”教徒。
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有过成百的、外来（多半来自印度）的、坚持俭朴生活的、从不想家、四海为家的高僧，1924年4月29日至5月4日，泰戈尔住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中，他忽然对梁启超说，他怎么觉得到了中国就像回家一样，可能他前世就是那些来华高僧之一。泰戈尔的的确确是继承了古人那种把宇宙当做祖国的国际主义者。他在1916年写道：“我们将在人—神大道上漫步，高唱超越人类之歌……我们会把那伟大世界的大道当做自己的国家。”他不但憧憬着超越国界的大道，而且试图在现代狭隘民族主义荆棘丛生的地球上走出这条大道来。他于1920年12月从纽约写信给正在他办学的印度和平乡访问的中国作家许地山说：“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世界。我们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人类。”他又说：“让那幻觉中的地理障碍至少在印度的一块地方消失，让和平乡变成那块地方吧！”（以上的话及本文所有泰翁引语都是谭中本人的翻译，例外的当会注明）泰戈尔把他办的学校取名为“Visva-Bharati”。这个名字是泰戈尔把古印度《吠陀经》（Veda）上一句格言“yatravisvam bhavatiekanidam”（全世界在一个鸟巢中相会）压缩而成，中国通常说的泰戈尔的“国际大学/Visva-Bharati”，真正的意思是“使世界聚会的鸟巢”。
泰戈尔对中国的深厚感情是在他1924年访华之前就奠定了的。一方面因为他是国际主义者，另一方面，他的家庭背景就是对中国向往的。他的祖父德瓦侃纳特·泰戈尔（Dwarkanath Tagore）和中国有生意来往，他父亲迪本德拉纳特·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曾于1877—1878年唯一的一次出国远行就是到中国访问。父亲迪本德拉纳特从中国回家以后又是写文章，又是和亲朋好友谈论中国。印度民间有闲谈的嗜好，孟加拉人更是滔滔不绝。我们可以想象泰戈尔的父亲从中国回去后在大家庭几十人的集体中掀起的谈论中国的热烈，对当时还不到20岁的泰戈尔来说一定是影响很大的。3年以后（1881年），20岁的泰戈尔就用孟加拉文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在中国的谋财害命贸易”（ChineMaraner Byabsa/Death Traffic inChina）。文章谴责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他在1921年先用孟加拉文、然后翻译成英文发表的《文化的团结》（SiksharMilan/Union ofCultures）的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佛陀感觉到人类是伟大团结的合成，他的启示传到中国变成不朽泉源中发出的力量。可是，现代要建立帝国的商人为了贪娈，背弃了这一团结的真理，竟无耻地把致命的鸦片毒物送到中国，不，是用炮口硬塞进中国的喉咙。”
泰戈尔1923年接到中国邀请信后非常激动。那时中国兵荒马乱，中国到处都是土匪的信息在全球风传，泰戈尔颇有所闻。但他那人类“性善”的信念以及盼望观光中国的饥渴使他产生一种想要在中国被土匪绑架的新奇念头。1923年11月他病好了以后写信给一位比他年轻得多的女友人，其中这样写道（原文由友人邬玛·达斯古普多UmaDasGupta教授译成英文，我再译成中文）：“如果那儿（中国）的土匪把我绑架，我就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但不知道他们会要求多少赎金——我想大概不超过二三十万。不过要看我的同胞能不能凑齐这笔钱。如果凑不齐的话，那我就得留起辫子，讨个中国老婆，在中国快快乐乐过日子了。”这是印度好友邬玛·达斯古普多教授供给的、尚未发表的信息。许多年后，泰戈尔在波斯访问时谈到他在中国想被土匪抓去的念头，他的波斯主人对他说，中国土匪尊敬长老，不会抓你这种模样的人。如此看来，泰戈尔这想让中国土匪绑架的奇想还不是昙花一现的念头，我们从这一点上也看出他是对中国感情特别丰富的慈祥老人。
泰戈尔1924年访华时已经超越花甲“耳顺”之年。他在北京美好地度过63岁（按中国算法是64岁）寿诞，使得那次生日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他在临终前不久作诗写道：
……
记得我去中国
陌生人在我前额
点了友谊的红色，
称我为亲者。
不知不觉地
陌生感消失。
意料不到的
欢乐情谊显现
一个永恒的人。
我得了中文名，
身穿中式裳。
我心中豁然开朗
友谊来临
使我新生。他赐给我生命之珍。
……
泰戈尔一生不知出外旅行多少次、不知访问过多少国家，也在国外度过生日，却没有作过第二首这样兴奋的外访回忆诗，没有在别的写作中这样生动地回忆自己生日的细节，没有这样用中印友谊“使我新生”、象征着“神”所赐予的“生命之珍”来形容过他在别国享受的国际友谊。这短短的几句话中真不知蕴藏着多少值得大书特书的泰翁与中国的交融与激荡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好好发掘。 泰戈尔高度赞扬中国与中华文明。他在中国讲演时说：“你们（中国）的古老文明使心灵的土壤变得肥沃。它永恒的人道风格使得属于它的所有一切都富有生命力。如果不是显著的人道主义，如果不是它精神生命的丰富，这一文明是不会持续这么久的。”“我曾经对自己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记得曾经对那些毫不尊重你们、到这儿来剥削你们以及对你们文明所作贡献忘恩负义的人表示愤怒。”
泰戈尔在1924年对华讲演时就已提到，但在1937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开幕典礼上完整表达出下面这段赞赏中国文化的颇为新颖的话：“没有任何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明漂亮的精神使得人们爱物质却毫不贪婪，使他们喜爱这世界的事物，给它们披上温柔仁慈的外衣，他们自己没有变成物质主义者。他们本能地掌握了事物旋律的秘密——并不是科学中强力的秘密，而是表现的秘密。这是伟大的本领，因为只有神才能知道这一秘密。我羡慕他们这种本领，希望我们同胞能与他们分享。”
泰戈尔并不反对科学，并不反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他强烈反对的是西方文明那种“物质主义者”的贪婪以及他们肆意践踏东方文明所提倡的人道主义。他说：“对我来说人类是丰富、庞大与多方面的。所以当我发现在西方世界为了物质利益而伤害人的品格、把人贬值为机器的时候，我深为伤感。”
现在中国人们经常讨论在国际场合缺乏“话语权”，印度在这方面却有相对优势。从这一角度来看，泰戈尔在国际场合是最有“话语权”的。其实他也没有去争取过，他从来没听说过“文化是软实力”这样的话。泰戈尔从小是在既西洋化又富有印度、波斯等东方文化传统的家庭社会环境中成长的，对西方文明的了解极为深刻。1913年泰戈尔作为第一位东方人获得被西方（特别是英、美）作家长期垄断的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就意味着西方世界敞开怀抱接受泰戈尔的思想。1915年英王授予他“爵士”荣誉，1919年他抗议英国血腥镇压印度群众运动而宣布舍弃这一荣誉。泰戈尔会用英文与西方社会精英交往，他的文学成就与崇高思想受到西方文化界和学术界敬佩，更可以说，他的思想变成了20世纪西方文明新思潮的一部分。这样他才自然而然享受国际“话语权”。
泰戈尔简直变成白种人的棕种代言人。泰戈尔1914年5月1日写给英国诗人穆尔（Thomas Sturge Moore）的信中说：“我认为西方幸运，有机会通过《圣经》的媒介吸取东方的精神。”泰戈尔1919年10月14日写给法国文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信中说：“我看广大亚洲大陆没有哪一个角落真正对欧洲有好感。”泰戈尔1929年7月9日写给自己的英国好友（兼义务秘书）安德鲁斯（C.F.Andrews）的信中说：“我们东方人已经被西方羞辱得太久了。”泰戈尔在《亚洲响应新时代号召》文章中说：“我敢说如果亚洲没有完全觉醒欧洲也得不到解放。”
在他1939年写给印度友人阿密雅·查克拉巴迪（Amya Chakrabarty）的信中，泰戈尔形容圣雄甘地“手握魔棒，把国家（印度）从导致它衰亡的僵死的瘫痪中唤醒，使它对自己的力量感到自信，宣布非暴力为勇者的真实信念。”泰戈尔与甘地虽然各有各的志趣与主张，却是印度反帝独立运动的同志与战友。事实上，列宁也很敬仰泰戈尔，而且认真读了泰戈尔1917年写的《民族主义》。
泰戈尔把自己的生存完全陶冶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他在中国讲演时说：“对我最重要的事是：我从来不对周围的世界的一切事物感到枯燥乏味。对我来说，云儿就是云儿，花儿就是花儿，这就足够了，因为它们直接和我对话，因为我决不能对它们冷淡。”泰戈尔从小体验到大自然与童真的内在关系，他对社会人情把这一关系逐渐切断而发出抗议，因而发展出自己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他有两大生活习惯：早起与敞开窗户。他总是在日出前起床，观察黎明的景象，从中悟出许多重大理论，也极大地丰富了他文学作品中的朝气。和平乡气候炎热，但泰戈尔连正午也把窗户敞开，让阳光照耀到屋子里来。雨季的时候，风雨雷电交加，泰戈尔也把窗户敞开，让风雨雷电和他的身体与思想交流，他的诗中充满了对雷雨的绘描，这也只有像他那样有“天人合一”切身体验的作家才能描写出来。
泰戈尔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大自然的爱好，使他在自己办的新型“国际大学”采用树下上课的规则，有点发扬古代传统的意思，因为印度古代的圣哲都是在森林中修道并传授弟子的。这种学习方式加上校园内载歌载舞的气氛使得下一代身体健康、心境开朗、精神潇洒、志气磅礴、性格和谐。国际大学学生都喜欢唱《我们的和平乡》这首歌，它对培养人的乐观主义很有帮助。我这么说不是凭空想象、不是教条式宣传，而是根据自己(还有我弟妹)的切身体验。泰戈尔的“和平乡”的确能陶冶个性，的确有魅力。郭沫若年轻时在日本很敬仰泰戈尔，也被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和平乡”的魅力所吸引。他在1920年写的《晨安》诗中有：
晨安！Bengal的泰戈尔呀！
晨安！自然学园里的学友们呀！
1921年郭沫若从日本坐船回国，在上海看到祖国的海岸时即兴作了《黄浦江口》，诗中说：
平和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晨安》诗中的“自然学园”当然指的是树下上课的泰戈尔的“和平乡国际大学”，那对他一定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是，1921年中国怎么会是“平和之乡”呢？！很明显，他诗中这“平和之乡”是暗指泰戈尔的“和平乡”，他把“和平乡”说成“我的父母之邦”是表达一种希望中国未来和平的理想信念，也说明当时他对泰戈尔“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憧憬。
泰戈尔坚决主张男女平等。起初他写些文章批评社会风俗习惯，后来他改变方针，用他的社会影响开展社会文娱活动来增加妇女进人上层社会的机会，创造了“Rabindra sangeet／泰戈尔音乐”(包括歌舞)，其中女主角与男主角地位平等。由于“泰戈尔音乐”变成了孟加拉与印度上层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参加到“泰戈尔音乐”活动中的妇女自然而然变成与男性平起平坐的上层社会成员。现在，印度女性、尤其是孟加拉女性中有一种以擅长朗诵、唱歌、舞蹈、演戏为荣的风尚。印度至今年轻人婚姻大事仍然由父母操办(不听父母之命的例子虽然慢慢多起来，但还是少数)，父母总是花大力气百般挑选未来的媳妇或女婿。年轻妇女有“泰戈尔音乐”素养与特长的身价就高。就这样，泰戈尔用文化的手段提高了妇女地位，帮助印度妇女进入社会主流，印度传统男尊女卑的陋习因此减少。这是十分值得中国学习的。
泰戈尔1937年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开幕式上说了许多有关中华文明的具有深刻意义的话。泰戈尔说：
“是合作与爱心、互助互信创造文明的力量和真实优点。新的精神与道德力量应该继续发展，使人类吸收科学的成就，管制他们的武器和机器，不然的话，武器和机器就会统治与奴役人类。我知道，很多人会指出中国和印度的衰弱，受到世界残酷侵略的强国的蹂躏，为了避免毁灭必须强调强力与发展。……我们必须懂得对付强国的傲慢而保卫我们人类，却应该小心别仿效它们，使我们自己也变得残酷，把我们人类值得保卫的价值葬送。”
这段话中说到的“精神与道德力量”必须管制“武器和机器”指的就是精神文明要指导物质文明，就是《周易·系词》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基本精神。泰戈尔一贯认为：中国和印度文明因为具有爱心得以持续几千年，两大文明的影响使得东方传统色彩与和谐气氛浓厚。西方却由于提倡强力而充满冲突、战争、毁灭，西方强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地缘政治范式提倡的“国富民强”的发展道路与地缘文明范式提倡的世界大同道路是分道扬镳的，一条引导人类走向毁灭，另一条把人类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泰戈尔苦口婆心地劝告人们在这两条道路上有所选择。我想在这一点上，泰戈尔在东西方现代思想界是处于超前地位的。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知识界说：
我坚信在东方我们主要的特点不是靠占别人的便宜花太高的代价去赢得成功，而是以“dharma”(道)为理想并求得其实现。让东方的觉醒使我们自觉地发现我们文明的精髓与普世意义吧！让我们把前路的废墟搬掉，使我们的文明解脱那不断产生污秽的停滞不前的枷锁，使它成为沟通人类不同种族的伟大渠道吧！
泰戈尔这段话中的“废墟”与“枷锁”既指东方精神文明传统的缺点，也指西方物质文明的“污秽”，他要以一种革新的精神来重建新时代的“道一器”结合。正当西方文明出现危机(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愚蠢与残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许多西方明智之士都赞同泰戈尔这种观点。可是，刚刚开始觉醒的中国知识界却没有看得这么远、想得这么远。举例来说，与泰戈尔同时的对中西文明都有所了解的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一书中作为导言的“道器篇”中也以《周易·系词》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立论，却认为中华文明“道一器”的发展有很大偏向，落后于西方了。他说：
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徒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
者，器也。
郑观应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的观点属于《周易》“道一器”二元论范畴，和泰戈尔的观点基本没有冲突，但他对“器”的强调是泰戈尔所忽略的。从郑观应上面这段话以及他所有言论、著作、建议来看，表明了中国决定拜侵略者为师，“师夷之长”、以放弃“道”为代价、专攻西方的“器”，以变成西方列强那样的“富强”状况，这是泰戈尔没想到的。
我们细读泰戈尔访华后自编的《泰戈尔在华讲演集》(RabindranathTagore：Talks in China)，那是相当完整地总结了泰戈尔的思想的、可以称之为“中印联合振兴东方文化”的论著，对指导今后中印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以及中国和印度今后文化发展都有积极建设意义。为什么泰戈尔当时在华讲演并没有立竿见影呢？一则他在中国讲演时多半是即兴讲话，二则翻译很难完善，三则《讲演集》是事后整理加工的，因此不能要求中国听众对《讲演集》的内容完全听得明白、了解透彻。我们再看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对他的批评，更不能说是针对了泰戈尔讲演的内容的。现在有人评论说，当时是以泰戈尔在华的讲演及其哲学与文学思想作为焦点而展开了一场“东西文化论战”，其实不太符合当时的情景。我觉得当时引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的真正原因在于陈独秀个人地位与政治处境的转变。
前面我引了陈独秀1915年杰出地翻译泰戈尔《吉檀迦利》的那组“MindWithout Fear”诗可以说是他“心无恐惧”，想利用泰戈尔的文艺威力来唤醒中国人民振兴中华。到了1924年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书记，他对泰戈尔的文艺威力的信念没变，可是他那“心无恐惧”却变成“心存恐惧”，害怕泰戈尔的文艺威力加上对东方文明的宣扬会使得中国年轻人丧失革命的意志，因为中国当时的革命宣传是以推翻中国传统旧礼教为基础的。这一点可谓泰戈尔1921年访华遇到不快的关键原因。事实证明，陈独秀的“恐惧”是莫须有的。
孙教授这本书详细又生动地记述泰翁与中国文化人和文学家的交融与激荡，情节紧凑，读者一翻开就搁置不下，从头到尾不能释手。我对泰翁的研究虽然有半个世纪，也从孙教授这本书中获益匪浅。它将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是毋庸置疑的。泰翁1924年访华在中国造成的“泰戈尔热”在这本书中生动地反映出来，可是在中国、在印度、在国际学术界却还有人形容泰翁是“不受欢迎的客人”(unwelcome guest)。我想现在应该是消除这些误解、重新整理公众认识，恢复历史原状的时候了。
现代觉醒的过程中，中国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包括错误批判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积累的丰富传统智慧，也包括扬弃“和为贵”、“仁义道德”等优秀传统，现在才发现有补课的必要。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号召用文化引领时代风尚，开发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加强综合国力竞争。中国有位文化专家说：“种种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既要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不可‘尽天理，灭人欲’；也要抑制人的过度膨胀，不可走向另一极端，‘为人欲，灭天理’。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必致人类自我毁灭。”泰戈尔1924年在中国讲演时说：“人类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展现成形，发出胜利的声音，宣布不再驯服于外界躯体庞大野兽的压迫……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一样，正当某种强力聚集在生活安排之外，形成奴役我们内在力量的一种威胁的时候，革命就发生了。”
泰戈尔的话修正了前一种把文化看成既发扬“天理”，又提倡“人欲”的灰色地带的观点，我们贯彻《决议》就应该以“真善美”为标准去区分“文化”与“伪文化”。泰戈尔用诗化了的语言尖锐指出人类生存中“兽性”与“人性”不断冲突而产生人们所乐见、乐行的文化旋律，不断排斥假恶丑的“伪文化”。
泰戈尔所洞察的人类生活现实充满着“道”与“魔”、真理与邪恶的冲突，但前者必胜。这就是印度“降魔”传统的信心。中国有位专家说，文学“被公认为‘人学’，就是因为它所表现的对象和服务的对象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惩恶扬善、创美拒丑、斥假求真，始终是它的内在良知和追求。这样，文学就潜移默化地处在了感染人们道德、情操、品质的先锋位置上”。泰戈尔的作品正是这样的文学。他爱好生活，在体验生活中观察生活，观察人与社会，观察大自然，他不忽视生活的黑暗面，却拒绝当“魔鬼的代言人”。他的观察把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精髓提炼出来。是这种对印度传统文明的提炼使得他的《吉檀迦利》的诗句感动世界，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印度教格言“satyam，shivam，sundaram”被中国译成“真善美”，成为中国理想的意识形态。我想反复强调的是：泰戈尔文学内容是“真善美”的演义，因此精神感染力特别强大。相比之下，中国当今有些年轻作家矢志得奖，在西方时髦的怂恿下写出许多惊悚、盗墓、穿越等自己认为“不俗”的作品，却提炼不出生活中的“真善美”，成不了文学精品。
泰戈尔的作品可谓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却又是杰出得不能再杰出。让我举个例子，下面翻译的是他写的《我的歌》(My Song)：
我的歌，
你会被它的音乐环绕。
孩儿呀！
它向你伸展爱的怀抱。
我的歌，
它会像祝福的吻
亲你的前额。
它会陪伴你，
和你咬耳
当你独处的时刻：
它会保护你，
你在人群中的时刻
就会出类拔萃。
我的歌，
它长着双翅
送你入梦，
你的心灵
会走近陌生之境。
你前路遇到黑暗，
它会在你头上照亮，
像颗忠诚的星。
我的歌，
它就坐在你瞳孔之中
把你的眼光
送进事物的核心。 如果死亡夺走我的声音，
我的歌仍会讲话
在你活着的心中。
这是从原诗的英译再译了一次，可以看出原汁原味的孟加拉诗多么美妙。我们看出，泰戈尔的文学灵感不是挖空心思去追捕的，而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亲切、仁爱、关怀、互信、团结的社会大气层中自由汲取。泰戈尔从来不向西方文学作品猎奇，不去钻那些暴力、淫秽的歪门邪道。他专心致志地从自己与周围的实际生活中发掘团结友爱的事例，使它们成为自己写作中的亮点。他的文艺创作又变成广大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他作品中洋溢的爱心无形地灌输到社会风气与道德之中。和中国相比，印度社会比较和谐，爱心很浓厚，很少发生为了贪图利益而伤天害理的事件，这一切和泰戈尔的贡献都是分不开的，更值得中国学习。
“诗以言志”，一个伟大的诗人首先是具有伟大人格的人。有了伟大的人格才能“心随朗月高，志与秋霜洁”；有了伟大的人格就会有像泰翁那样对人类的丰富感情，就会用活生生(不是说教式)的简练言辞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泰戈尔是伟大的精神文明的产物，泰戈尔的作品又反过来创造了当代印度的文艺复兴，丰富了印度的伟大精神文明。中华文明也是伟大精神文明，将来一定会产生一个或数个泰戈尔那样的文学巨匠的，中国一定会出现文艺复兴的，我们翘首以待。
谭中
201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