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嘘嘘！有人来了！——嗳，讨厌！你——文静一点不好么？”
和这说话声音同时，东边窗的白绸窗幔上两个人头影子也就分开。
高跟皮鞋阁阁地响了几下。影子中间的一个——像一个鸟窠的，移到那白绸窗幔的左边去了，晃了几晃，终于留半个在幔边上，却换成侧影：朝天鼻子底下张开着两片薄嘴唇。随后是吃吃的一串笑音。
白绸窗幔的正中有一个寿桃式的影子，一只黑手移到那“寿桃”上，搔了两搔。
然后“寿桃”影子像一个足球似的，也滚到窗幔的左边去。一团黑影的跳动。末了，窗幔上一片白。
西边的窗没有拉上绸幔。斜射的太阳光发狠地晒着。好太阳！这半西式的小书房里全是一片金黄色。头发像一个鸟窠的女子现在是背向着窗，站的姿势像一个大写的s字母；她伸出了右手的食指，指着前面说：
“不要！——嗳，不能在这里；人家走进走出的过路。——你给我乖乖地坐在那边罢，不要只管想——动手动脚。”
“哈哈！依你依你。其实要什么紧！”
寿桃头的男子说是这么说，却依然朝那s形的身段走上了一步。
“啐！屁话！你们那吊眼皮的陈妈，还有癞痢小王，都是贼眉贼眼的，一股贼腔，——嗯，你这地方真不好。”
“那么，就照刚才说的，到上海去玩一天；马上就去！四点廿七分快车，还来得及。”
“啊哟！少见你这样性急的！”女的看手表，“三点廿分了，我还得回家去收拾收拾，——妈面前也总得撒个谎。哦，不行，我一件皮大衣叫裁缝去修改，还没改好。来不及！——今天总是来不及的！明天，后天。一…又要过年了，爽性过了年再说罢。”
“你总是推三捱四，——皮大衣么，哦，我看见大街上一家铺子里有一件，狸猫皮的，我和你马上去买！还有一个钟头呢，怎么来不及！”
男的说着，便又走上半步，用一个很熟练的姿势伸出右臂去挽住了S形的中段，同时把他那寿桃头靠到蓬蓬松松的“鸟窠”旁边。这回，女的却不担心被人看见，斜过眼波去朝男的脸上一溜，嘴里自言自语地说：
“哦，那一件狸猫皮的么？——样子不好。”
太阳光忽然淡了一点。窗外的树叶子瑟瑟地作响。
男的上身一扭，将一条左臂也围到了女的腰问；两张脸正对了，男的脸只管逼过去，一面说：
“你穿上就好看！你是什么都好看！”
“喔唷唷！不要灌米汤了——”
女的脸上像红了一下，眼光避开，脸一偏，男子的嘴唇啄了一个空，同时女的用一只手托住了男的下巴，歪着头，格格地笑起来。
“好人！月娥！好——”男的低声叫着。但是女的一挣身就滑出了男子的拥抱，飞快地跑到门边，一手拉着门上的锁柄，回头朝男子笑着说：
“再会，唐——再会，过几天我来拜年。”
这时男的也抢步上来，嘴里哀求似的叫着“月——月。”女的似乎怕被他捉住，便一跳跳在一张大沙发的背后，上身靠在那沙发的背脊上，一对乌溜溜的眼睛望着那男子，噘起了人工的红嘴唇，摆出一脸的娇嗔来：
“对你说，文静点，文静点——你就坐在这里，我们规规矩矩说话。”P3-5
这本书的第一个单行本，印于一九四五年；那时我写过一篇“后记”，略述此书写作的经过。现在又来写新版的后记，不免将十多年前那篇“后记”抄在下面：
这一本小书写于六七年前。
在怎样的情形之下写成了这本小书呢，也颇有几句话可以说一说。八十多天的上海战争结束以后，我带着一颗沉重的心，由上海转香港到了长沙，然后又到武汉。那时的出版家想办文艺刊物，和我商量；又因武汉方面排印不便，打算把这刊物放在广州编辑印刷。我那时是到处便为家，随便去哪里都可以，于是我就到了广州了。这一刊物便是后来的《文艺阵地》。
那时候，萨空了兄正在香港筹备《立报》复刊，邀我去编副刊《言林》，并劝我住在香港。我如果担任编《言林》，那自然非得住在香港不可，而《文艺阵地》是半月刊，香港和广州的交通又比今天的重庆市内交通似乎还方便些，一个月去广州两次，住这么三四天旅馆，发稿看大样，换一换空气，拜访拜访朋友，也许对于我的胃病还有好处。这是从自己这方面的打算。另一方面，对于上海时代的《立报》，我素有好感，在上海时，我也是《立报》的读者。那时空了兄为《立报》在香港复刊整天忙得透不过气来，我看了也着实受了感动。虽然自知编辑日报副刊并无经验，而况《言林》这副刊在谢六逸兄培植之下，玲珑，多样，轻松，而又精悍，是有它的独特的风格的，我这“续貂”的工作，自然更觉不易做好，然而，我还是答应了下来。二月下旬，在广州逗留约一周以后，我就到香港了。
那时候，香港各报的副刊自有它们那一套“传统的作风”。说是有点近于“五四”以前上海各报“屁股”的味儿罢，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这么比方的；然而“南国”的和殖民地文化的特性，使得我们这些初到的外江佬总感到点儿——借用徐志摩的一句话：“浓得化不开”。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但如果说，那时香港各报副刊视为足资号召的东西主要是武侠，神怪，色情，大概也不算过分罢？但是《立报》和《言林》都是不能不保持它们的旧风格的。当时我们也曾考虑到：如何使《言林》既不至于脱离现实，亦不脱离群众。换言之，不做读者群众的尾巴，但亦力戒太主观。由于抱了这样的方针，空了兄便鼓动我试写一个“通俗形式”的长篇。经过短促时间的构思，我便每天写一些，以应《言林》逐日的需要。这样一面写一面就发表，在我还是初次，总弄不惯，天天像有心事未了，又像负了债，不能如那些惯家们似的行所无事，但也居然支持了八个月之久。这结果便是这本小书。在《言林》按日发表时，题名是作《你往哪里跑》的。
对于所谓“通俗的”，——或换言之，对于如何写一部既能顾及当时香港的读者水准而又能提高读者的作品，我那时是这样主张的：形式上可以尽量从俗，内容上切不能让步。然而，陶醉于武侠神怪色情历有年所的读者，到底给以怎样的内容才能使他们接受呢？这不是简单的问题。香港满街是中国人，然而香港不是中国地；香港的中国人是关心着拥护着祖国的抗战的，然而香港听不到炮声，闻不到火药气。抗战的生活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是生疏的。而我这部小说却不能不写抗战，又不能不是远在上海的战争，我没有把握敢说我这小说的内容能使那时的香港读者感得亲切。至于我的工作是否做好，倒还是次一问题。我得坦白自承：写到一半时，我已经完全明白，我是写失败了。失败在内容，也在形式。内容失败在哪里？在于书中只写了上海战争的若干形形色色，而这些又只是一个个画面似的，而全书则缺乏结构；在于书中虽亦提到过若干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既未深入，又且发展得不够的；最后，在于书中的人物几乎全是“没有下落”的。撇开其他原因不谈，单是这几点，已经足使这一本书不大能为那时的香港读者所接受了。至于形式方面的失败，更为显著，这里也不必多说。
最初构思的时候，原也雄心勃勃，打算在我力所能及的广阔画面上把一些最典型的人物事态组织进去，而且不以上海战争的结束为收场的。原稿开头有一章“楔子”，讲到书中若干人物已在武汉，而“一”以下各章则是回叙；这就是我原定的计划，写上海战争者一半，而写武汉大会战前的武汉者亦将占其一半。但说来惭愧，逐日写一点发表一点的办法我既不惯，而生活经验之不足又使我在写作中途愈来愈怯愈烦恼，写到过半以后，当真有点意兴阑珊。这时候，空了兄已离《立报》，远赴新疆去了，而我自己亦因杜重远先生之邀约，准备离开香港到新疆去教书。一个人工作做得不好，总愿意找点借口以自解嘲，我便在这借口之下草草结束了这本书，带着一份底稿，取道越南到了昆明，又从昆明到兰州，在那里等候交通工具至四十余日之久。所以还带着底稿，无非因为虽然写失败了，但心中不甘就此丢开，而况到底也费过一些心血，总想抽工夫大加删改。谁又知道以后一直就没有这一段时间！
到今天，整整的六年是过去了。六年中的变化真是又多又大又快。这一本小书，已成时过境迁，自家久已撩开。然而又有个书店以出单行本为请。像抚摸旧伤疤似的我将全稿再读一遍，当真是感触万端。六七年的时光真是白白地过去了。在个人这方面，也还不曾写出比这像样些的东西，在国家民族方面呢，这本小书所提到的若干问题至今依然存在未得解决，而且有些是变本加厉，严重到不可终日。尤其是前些日子贵阳吃紧，重庆人心惶惶之际，万里播迁而安居有年的江南人士总不免回忆到上海战争那时“民气”的振奋，有不胜今昔之感。然则这一本写失败了的小书倘再贡献于大后方读者之前，未始没有一点意义罢？姑以此自解嘲云尔。 校勘既毕，往事如潮，纷集眼底；我怀念着至今仍然蛰居上海或活跃于地下工作的朋友，也回忆着昔年同在香港从事文化运动的新知旧交。然而重远先生沉冤未白，竞已谢世，空了兄幸尚健在，但亦咫尺天涯。兴念及此，悲愤交加。我将以此书之出版纪念重远先生并祝空了兄之终于能得自由平安。茅盾记。三十四年一月，卢布林广播，华沙业已解放。
在这里，还想作小小补充。当时写这本小书的时候，原想题名为《何去何从》。因为，一九三七年后，这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不但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这本小书中的人物，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本小书的结尾已经写到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到陕北去。这是象征着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家庭或地主的家庭或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中间的觉悟分子已经认识到唯有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这才中国民族能够解放，而个人也有出路。但是，当时拟好这个颇带点刺激性的题目以后，和《立报》关系很深的一二人就恐怕因此惹起麻烦，说“何必在题目上就摊牌呢？”于是改成了《你往哪里跑》，这当然是外形虽尚近似，但精神已经完全不同了。可是，“既成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为这一点小事闹开，好像也不是“做工作”的“精神”：有人又这样劝我。于是，就用《你往哪里跑》这个题目直到这本小书登刊元毕。
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印单行本的时候，原想恢复原题，可是，重读全稿之后，却又觉得：这书没有写完，“何去何从”的主题刚刚点出，而书就结束了(如第一版“后记”所述，原来计划中的后半部，没有写)，如果仍用了“何去何从”，就是不照题做文，叫读者莫名其妙，而当时环境又不可能把就中原委，说个明白。于是我索性改题为《第一阶段的故事》，并且把那个“楔子”也删掉了。
另外，初版“后记”中的一句话，“空了兄幸尚健在，但亦咫尺天涯”，也须略加解释。大概是写这“后记”的上年罢，空了在桂林被捕，后来押解到重庆，囚禁在市外的一个集中营，被强迫做苦工，不许亲友探视。“咫尺天涯”即暗指此一情况。
我曾经一再打算写抗日战争的小说，可是每次都是“虎头蛇尾”；人事牵掣，没有足够的时间(这本小书之所以没有写完，一大原因是我应杜重远的邀约，到新疆去，而所以要到新疆去，因为在香港卖文不能维持生活)，是其一因，但尤关重要的，是我的生活经验还不足以写那样大的题目。这种失败的经验，也就是我的写作经验。近来常有青年问我有何经验，我谨在此作答。并且还想敬告年青的朋友们：要问一个工作了多年的作家有何经验，最好的方法不是请他本人回答，而是让他的作品来回答。
这一本小书自从在重庆印了初版，荏苒三年，现在又印第四版了。这三年中，变化是太多且亦太大了，因此，使得这本小书里所写的一些人和事，更加显得不够味，但因那时总的形势要求包容，要求“与人为善”，所以还是那样写完了的。
在这意义上，今天再印此书，似嫌多余。但出版家今天的困难是好书不能出，而不出书又不好；结果，马马虎虎的书也还是要出。这本书便在这样的要求下印了第四版了。文光书店主人希望我写一篇新序，我想想，要说的话原也不少，可惜尚无此自由。只好写了这几句，聊以塞责而已。人民正在写自己的新的一页历史，过去这一段陈迹将来一定也有人来写。这大概不会是太远的事。
茅盾 一九四八年六月九龙寓楼。
钟桂松编著的《茅盾全集(小说四集4)(精)》收入作者茅盾中篇小说《多角关系》、《少年印刷工》，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及有关的作者序跋。
《多角关系》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文学》第六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五月由上海文学出版社印成单行本。一九五八年经作者校订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茅盾文集》第四卷。现据《茅盾文集》本并参照初版本校注后编入本卷。
《少年印刷工》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新少年》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十二期，第二卷第一、六、七、八期。一九八二年四月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初版。现据初版本并参照《新少年》半月刊校注后编入本卷。
《第一阶段的故事》最初连载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香港《立报·言林》。发表时题作《你往哪里跑》，一九四五年四月由重庆亚洲图书社印成单行本时，改题为《第一阶段的故事》。一九五八年经作者校订后收入《茅盾文集》第四卷。
中国现代作家茅盾作品总集。新版《茅盾全集》由茅盾之子韦韬先生授权，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茅盾研究会理事钟桂松主编。新版《茅盾全集》由韦韬先生新增多幅珍贵照片，在原版《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基础上加以充实、补订而成的，目的是使《茅盾全集》更全、更完美。新版全集共41卷，再加一卷附集。1至9卷为小说；10卷为剧本、诗词、童话；11至17卷为散文，其中13卷为“游苏见闻”专集；18至27卷为中国文论；28卷为中外神话研究专集；29至33卷为外国文论；34卷为“古诗文注解”；35至36卷为回忆录；37至39卷为书信；40至41卷为日记；附集卷收有关资料。这是规模最大、收集最全的总集，是研究茅盾著作的十分完备的参考材料。
本书是《茅盾全集(小说四集4)(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