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学者曾经在一次饭局上对我们这些20世纪70年代生人同情地慨叹：“你们这些没有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人，大学是白读了。”这句话也许有点偏激，却也从一个细微的层面揭示了“80年代”一人(所谓“他们”)与我们的“代沟”。《八十年代访谈录》是一个“精神的标尺”，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区划了一条难以逾越的沟壑，这种代际沟壑隐喻了两个时代深刻的“断裂”。
精神的死亡：作为一种仪式的集体追悼
2006年6月26日下午2时到5时，在上海某高校的一座理科大楼的会议室，一场“八十年代”座谈会静悄悄地在进行。上海知名作家、评论家如陈村、吴亮、蔡翔、小宝、陆灏都列席了会议，学院派知识分子许纪霖、刘擎、罗岗、毛尖、雷启立，以及艺术家陈丹青、林旭东，还有远道而来的查建英、吴彬，还有一千媒介从业人员和些许学生，构成了会议的主体。
如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所显示的那样，回忆应该是一种私人性的事情，是对消失或隐匿在时间长河中的个人历史的一种补白。回忆是对遗忘的反抗，也是对充斥着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思维的反抗。而当回忆成了一种集体性的盛大仪式的时候，回忆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在“他者”目光注视下的“表演”。如何从这种表演中拯救真诚性的元素是保证回忆质量的第一前提。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回忆中，20世纪80年代的过来人主要从三个向度展开了回忆的线条。在这样一种场合中，“抽象的抒情”往往容易导致他人生理上的抵触与恶心，因此对细节的追忆成为最受欢迎的表达形式。吴亮提出了自己在互联网上以“80年代”为主题的写作是一种“碎片式记忆”，是“史外史拾遗”，也就是将在正史的历史叙述中消退的“野史”从个人的记忆中挖掘出来。例如他说到1989年秋天在钱谷融家与王安忆等人打麻将的历史情景。林旭东则细致地描述了当时旷课看电影的故事，并且记述了在20世纪80年代师生之间毫无芥蒂的交谊。这种私人性质的回忆，可能是最珍贵的。当然，在一种公共空间里面对诸多同道中人，回忆的主体很可能为了不涉及一些具体的人事而有意遮蔽或夸饰，从而导致细节在回忆者的视野中发生变形；而试图满足别人的猎奇心理而任意地修改记忆，更可能导致“隐私”成为一种“记忆的商品”。
另一种回忆的反思则是缅怀性的、追悼式的。例如很多在座学者(如许纪霖等)无限感伤地追忆20世纪80年代公共生活的繁荣，公共文化与公共讨论是那个时代最富特色的品质。为了一些纯粹文化、思想或社会的问题，知识分子或学生可以彻夜地对话与辩论。他们认为那是一个真正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时代；反抗、激情与精神性是“80年代”的关键词。吴彬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过去历史中漫长的压抑，知识分子终于获得了言说的权利，结果沉溺在表达的亢奋情绪之中，这是极度贫乏后的兴奋感的释放。
最后一种是反思性的回忆。陈村认为，不能在怀旧的时候为了“自我抚摸”的需要而把过去理想化、神化。“80年代”的种种问题，从今天来看与当时政治并无直接关系，反而是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自身缺乏一个反思的向度而导致。小宝则说到当时上海文化人的“80年代”并没有自主性，而是依附于北京的文化人，以一种“外省人”的心态仰望着北京的变化，只不过是布置的“作业”完成得比较好一点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所折射的并非文化的多元化，而是文化的“同质性”，仍旧是“革命与爱情”混合的文化模式。刘擎以一个诗人与学者特有的敏锐指出：“80年代”充斥的其实是一种悲情主义叙事，在一个反抗文革、展望未来的历史脉络里自然地把自我神圣化了，从而获得了一种悲剧性的诗意的个体体验与集体情感。“80年代”延续的仍旧是他们所批判的“斗争意识形态”，仍然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模式，与民粹政治的人民叙事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后市场的兴起才真正摧毁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硬壳。
上海“八十年代”座谈会是《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一个空间投射，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地图上，上海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空间。与上海座谈会不一样的是：《八十年代访谈录》是“单挑”式的回忆录，是查建英与访谈对象一对一的“过招”，因此显得更为随意与自然，也更能把一些隐秘的历史从集体性的氛围中拉扯出来，也有利于在对话中展示被访者的性情。查建英在该书前言中说：“这本书中的大多数谈话者都没有简单地将中国的‘80年代’浪漫化。尽管他们那时年轻气盛、出道成名，尽管与今天这个极为现实和复杂的时代相比，那个‘前消费时代’(阿城语)的总体气氛的确颇为浪漫并且相对简单，这些回忆者的态度却不是一味怀旧或颂扬，相反，他们对于‘80年代’抱着难得的坦率、客观，甚至苛刻的审视态度，对自我和时代的局限、对不少当年轰动一时的现象、事件和人物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做了很多深入的剖析、批评和反省。”但如果仅仅是一种反思和批判，也许并不能像现在这样引起巨大的社会影响。《八十年代访谈录》在“80年代”与“后80年代”两个时代之间设置了一道“精神的鸿沟”，以之为标尺区分了代际隔膜的“知识群体”与“历史记忆”。
P14-17
在这本书里，我们聆听到了一代青年知识人的苦与痛，他们在被权力与金钱所支配的俗世中的义愤、挣扎、迷茫与探索。作者无力改变世界，却无意之中指出了一条人文救赎的淑世之道。
——许纪霖
在过去十年中，唐小兵从一个“外省知识青年”成为一名沪上的大学教师。他对知识人之职责、期望与困顿的思考，带着真切敏感的生命体验，也充满细致的勘察和自觉的批判意识。他的文字是这个时代知识人处境的见证。
——刘擎
如何在一个萎靡的时代保持思想的丰盈与力量、但不投奔各种“思想的秘方偏方”来获得这种丰盈与力量？这是一本解构之书，它拒绝种种权力的神话——哪怕是被传统、底层、民族、怜悯等动人字眼包装过的神话；但它又是一本建构之书，在各种集体性话语的废墟上，它试图澄清，一个人只有通过承担自己的自由才能成为一个人。
——刘瑜
身为知识人，唐小兵有着知识人不常有的憨直与天真，这让他在评述同行时即保持了足够的坦率和直接，又不会落入语词之争和意气之争。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唐小兵还有着足够健全的现实感和敏锐的问题意识，让这本书不只是在省察十字街头的知识人，更是在拷问十字街头的时代与人心。
——周濂
作者扎实的史学训练和深厚的社会关怀，使得这些文章读来言之有据，论述严谨，笔下有情，处处透出作者自我期许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值得推荐。
——周保松
心灵的踪迹
六祖惠能在给弟子解释何为“禅定”时说，“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在如今色相万般的世界，如何保持内心的静定与自由可能是困扰着很多人的一个命题。纷乱、迷离与烦恼等“无用的热情”(萨特语)几乎在日常的每个角落侵蚀着我们原本单薄的心灵世界。而惠能说，烦恼即是菩提，菩提就是自性，自性即为智慧之源，关键在于顿悟还是痴迷。“悟”即佛之知见，“迷”即众生之知见。因此，我们不必通过拒绝这个世界的烦恼来抵达自由，而或许应在对烦恼的感知、体验与彻悟里来感知智性的自由。
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与精神胁迫着每个个体陷溺在“进步”的单向度轨道时，仍旧能有这样一些风尘不起、秋水弥漫的片刻，来安静地阅读、思考与写作，是一件既幸福也奢侈的事情。记得十五年前初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时，就被大成殿的一副对联深深吸引：道若江河，随地可成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这副对联，对于大学时代一度困恼于知识环境之贫瘠的自己，无异是当头棒喝的黄钟大吕之声，其对个人主体性与精神力量的强调，仿若让迷津失渡的自己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召唤，那是文化的声音，也是智慧的启示。从那以后，自己就经常带着一些书本来到这座安静的千年庭院自修，懵懂的心灵，似乎耳濡目染之间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那一份不可阻遏的尊严与力量。四年之后，自己从这座庭院走出，虽然知识结构与文化修养仍显粗陋，可是岳麓书院的那一份宁静、深沉与博大的精神，成为不断漂移的自己依稀而坚定的心灵家园。
如果说岳麓书院赐给我的是中国传统的庚续不绝的精神力量与道德魅力，那么丽娃河畔的数载求学，所馈赠给我的就是知识的丰润与学术的光芒。记得旅居法国的华东师大出身的诗人宋琳曾经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说，不要迷信在西方的世界有一个幸福的天堂，如果说这个世界真的有所谓天堂的话，那一定是在风姿绰约而灵性十足的丽娃河畔。自2003年到今年刚好十年的华师大的学生生涯和已然开始的教师生活，让我深深地认同了诗人的这个感性的直觉。华师大的学术氛围与知识环境，让我充分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单纯的读书人的幸福与喜悦。我曾经跟导师和一些同道中人开玩笑地说，华东师大丽娃河畔的研究生生活将是我一生最无忧无虑的读书时光，必定在今后的人生不断地被追忆和品味。我几乎是带着一种宿命的幸福感珍惜在丽娃河畔的时光，在这里读书、上课、讨论、听讲座、思考与写作，在这里慢慢地感觉到世界的广阔与人心的浩大，在这里体验到弥足珍贵的师生之情与同门友情。正是从丽娃河上吹来的思想季风，庇护着在人世间颠踬行走的自己，我不再觉得自己形单影只，而仿若正在融人一个更广阔的思想世界与心灵世界。虽然自己的步履尚显飘忽，虽然自己的面容偶露犹疑，虽然自己的心灵痛感单薄，可是毕竟走在一条己所欢喜的道路上。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正因为芦苇质地柔弱，思想才成为人类实现自我救赎和自我超越的方式。
尽管思想的路途跌跌绊绊，可仍旧会给年轻的自己留下一些无法忘怀的光斑与足迹。而收在这本随笔集里的文字，就是对于这些思想的萌动最初的捕捉与记忆。这些年来，自己专业之外的兴趣大致集中在如下几个主题，一个是知识分子研究，这既包括对于当今的知识分子的个案与群体研究，也包括对于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史的挖掘。我希望对现实的解读能够打开通往那些消逝在历史尘埃里的知识分子世界的窄门，而对于历史的回溯又能够帮助自己理解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境遇与选择。另一个主题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生态的反省，试图从精英与大众、革命与启蒙、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等多重充满紧张性的视角，展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的由来与出路。此外一个让我倍感兴奋的主题是对于日常生活里的道德与政治复杂关系的分析。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困扰着我的基本问题是：在威权主义政治的处境下，个人的道德选择与政治实践如何可能？换言之，在面对权力的强大与权利的虚弱时，个人如何拓展其心灵自由与行动自由？与此同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通过历史的追溯、人格的探索和传统的回顾来建构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精神谱系，这在本书最后一辑略有体现。在处理以上四个方面主题的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在叙述与分析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尊敬叙事本身的价值与魅力，作为一个思想爱好者，我欣赏那些对于政治、道德、文化等永恒命题的细致剖析所释放出来的思想力量。我并非一个完美主义者，我深知幽暗既是人性的本质，也是历史的真相，我只是盼望这种平衡的努力能够从历史与现实打捞出一些值得书写的元素，比批评更重要的是理解和践行，比审判更重要的是宽容与自省。尽管如此，在一个急功近利心态与犬儒主义文化四处蔓延的世界，更重要的或许还包括坚持(坚持就是对不守原则的摇摆与投机的反抗)，而这份坚持的清单应该包括自由、尊严与良知等人类不可或缺的心灵养分。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让我思虑这些主题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来自汉娜·阿伦特的基本著述，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心智生命》《人的境况》《论革命》《黑暗时代群像》《共和的危机》《过去与未来之间》《责任与判断》等无一例外，都是激发我的思想灵感和历史意识最重要的导火线，可以说，这本从我旅居上海十年间(2003—2013年)发表的作品中选择出来的文本，如今结集出版也是向这位20世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学者致敬的方式之一，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她所称许的古典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
1925年，五四之后、北伐之前的周作人在《语丝》周刊上发表《十字街头的塔》，这段短文谈及知识人与大众、政党、绅士商贾等各色人等的关系：“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未免似乎取巧罢？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头的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智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这也没有什么妨害，还是如水竹村人所说‘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好罢，反正这些闲话都靠不住也不会久的。老实说，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今天的中国知识人再次站在了十字街头，其立场、道德、思想、心灵、知识等面临着急剧的分层和分化，甚至互为交错乃至冲突，其在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心目中的形象也呈现出斑斓而诡异的图景。等我静下心来审定这部思想和历史评论集的时候，才发现其主题都或显或隐地与近90年前的周作人的这篇文字形成了某种历史的甚至思想的呼应，于是便以《十字街头的知识人》命名这部书稿，以隐喻中国知识人的心灵史谱系的延续与掘进。
这些年在专业研究之外的公共写作过程中，在与导师许纪霖先生、学界前辈余英时、杨国强、王奇生、李金铨、孙歌等教授；学友曾锋、左其福、葛四友、郑国庆、崇明、阮清华、李志毓、成庆、王晓渔、宋宏等学界师友的讨论中得到了诸多启迪与教益，在此深致谢忱。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钱永祥先生是两岸三地知识人文化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其著作《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泽被学林至深至远，其公共意识和道德人格更是为我辈所敬重，此次钱先生慨然答应为拙作赐序，我想自然不是因这些习作多有创见，而是因其对大陆年轻学人的勉励与敦促。感谢中国台北《思想》，大陆《南风窗》《随笔》《开放时代》《读书》《看历史》《社会学家茶座》《社会科学论坛》《同舟共进》《文化纵横》《中国改革》《中华读书报》等诸多报刊编辑的厚爱，很多编辑老师与朋友素未谋面，却一直鼓励着我的思考与写作，借此机会，我表示深深的谢意。自然，这部书稿从最初的面貌，五年间辗转数家出版社，到最后的增补和定稿，并能够由“天窗文化”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袂推出，是对我这样一名专业研究之外热爱公共写作的人的极大鼓励，在此亦感谢本书责编张洪雷先生为之付出的努力，他的细致、坚韧与机智让我印象深刻。特别值得一提的，本书完稿后，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孙懿瑁同学细致校对了整部书稿，并提出了极为恰当的修改建议，这让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年代做一名高校教师是何其愉悦的事情。特别应该感谢的是作为同乡前辈的《湘声报》的资深编辑向继东先生，他是出版界和编辑界为人称道的“园丁”，这些年发掘、奖掖和扶持后学不遗余力，对我的成长投注了诸多无法言谢的心血。十年前当我刚开始尝试写作的时候，是《书屋》杂志编辑祁光禄博士第一次刊发我一篇稚嫩的思想随笔《“局外人”抑或“介入者”——小议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并对身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性学院任教的我鼓励有加，这篇因偶然机缘而发表的文章竟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可温柔敦厚的祁先生，却在2007年底那场罕见的雪灾中因车祸英年早逝，多年之后我才闻知噩耗，已然天人两隔，追悔莫及。我希望在天国的他，能够读到我在这十年写下的长长短短的文字，希望他会觉得最初的那个年轻人没有丧失思考的真诚与心智的单纯，这或许能够成为对我充满歉疚的内心的一种抚慰。
最后需要感谢的是父母与妻子，没有他们的宽容、理解与爱，我可能不能如此如我所愿般生活、学习与写作，是他们无言而深情的爱，让我痴傻而任性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虽然偶有负疚，却无太大而不可承受的世俗重负。他们对我要求得太少，而我从他们那获取的总是太多。我希望这本随笔集能带给他们些许的慰藉。儿子唐明峻将满五岁，一想起他童趣十足的面容和动作，以及奇思异想的言语和行为，就觉得需要想象力和童心的写作虽然艰辛却饶有意味。语词是能够穿透时间的隧道连接两代人之间的心灵的，这是大学时代阅读萨特的《词语一童年自传》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我希望他长大成人后会通过这本薄薄的册子感受到他父亲青年时代的心灵轨迹。
我愿意将这个稚嫩而青涩的第一本随笔集，献给我心中永恒的圣殿岳麓书院，书院楹联里的警句“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如精神的暗火，一直激励着我将自己放置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时代思潮里，来不断地反省与决断个人的处境与出处。
唐小兵
2013年春作者谨识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闽行校区樱桃河畔
知识分子的道德难题
唐小兵先生出身湖南衡阳的农村，先在湖南大学读本科，后远赴上海，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先生门下，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该校历史系任教。在此略述作者的简历，是因为小兵兄从内地农村青年到如今上海学院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有助于说明这本文集为什么如此关注知识分子面对底层人民时的多样反应。
在本书的《后记》中，小兵兄列举了他所关切的三个议题：知识分子研究、20世纪中国的文化生态以及日常生活中道德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关于知识分子研究，小兵兄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已经正式出版，探讨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与《申报》的“自由谈”，分析围绕着这两个舆论阵地的知识分子组合。但是在他面对现实的思考与写作中，这三个议题相互牵扯，彼此互为表里，并不是分隔独立的。其实，本书的多篇文章尚有一个母题贯穿其间，对小兵具有存在性的急迫感，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在道德上的茫然：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已经不具有现成的道德正当性，因此其社会功能显得暖昧模糊，从而知识分子本身的伦理也就找不到清晰的界定；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该如何诚实地生存？
这个情况有其外缘的原因。就学者这个身份而言，学术的专业化、体制化将知识分子推进了学院的窄门，但是学院体制本身的混浊与行政化，让多数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无法借着献身学术获得自尊与社会的肯定。小兵兄身在体制内工作，对于这方面的困扰有着切身感受。不过，这并不是他主要的思考焦点。
小兵兄真正关注的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与“民众一底层的关系。“民众一底层”是我凑合使用的一个浮泛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轮廓边界。但是正如作者所言，在近代中国并没有一个面貌不变的“大众”，“民众一底层”同样没有固定的所指。毕竟，“民众一底层”的道德意义远比它的社会学界定义来得更重要，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儒家传统的自我形象之下寻找道德定位时，不能不投射出这样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体作为参考点，甚至于要由这个群体来检验、判断他们的道德质量。小兵兄写作本书的多篇文章，正是由于他是出身民间、有着强烈民间意识的学院知识分子，必须认真地去面对“民众一底层”在概念上的模糊与道德上的暧昧。
从“五四”以来一路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世俗化时代，这个问题的历史相貌复杂多变，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也历经迷惘、冲突与伤痛羞辱，小兵在书里提供了丰富的讨论。我对这一页历史知道得不够，不能置喙。但是在他的历史叙述背后有一个思想纠结，我觉得最有意义，值得在此强调，提醒本书读者注意。
小兵指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民众一底层”既是地位独特的道德资源，也构成了一种道德威胁。知识分子不能不关怀这个被灌注了高度道德权威的群体，可是“关怀”岂不是一种降尊纡贵的姿态，本身适足以屈辱它的对象吗？到了极端情况下，这个群体(被赋予)的道德能量甚至压倒知识分子，关怀就只能倒转为“向人民学习”。读本书各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分析相关的现象，我逐渐领会了“民众—底层”在小兵眼中的复杂性格。
那么对于“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民众一底层”这个问题，小兵有没有答案呢？读者会注意到，阿伦特关于“同情”与“怜悯”的分析，尤其是这两种情绪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转化，在本书的论述中扮演关键的角色。阿伦特认为，“同情”系针对具体个人的特定苦难而发，因而缺乏政治意义，用今天的字眼来说就是会“去政治化”。但随着阿伦特所谓的“社会问题”(贫困以及生存问题)的意识高涨，“同情”会转变成对一个抽象的穷苦人民大众的“怜悯”，却又导致对现实麻木不仁，对于个人命运的无视，终结于一种“道德暴政”。结果，怜悯引导出了一种无情的社会集体重建工程，同样使得政治的空间消失。小兵从阿伦特的论点中得到的结论是“千万不能轻易地把‘悲悯情怀’延伸到政治领域”；与其以同情心面对“民众一底层”，不如关注如何以制度保护每个人的自由，一如阿伦特所认同的美国革命。
笔者对于阿伦特的论点有相当保留；毕竟，她对于政治的“古典共和”理解过于精英化；同时我们也要记得，美国革命所忽视、无视的另一种“社会问题”(阿伦特本人明指美国革命者无视黑奴问题是一种“蒙骗”，其苦难其实“无处不在”)，不到百年之后竟要靠一场牺牲六十万人生命(当时美国人口的五十分之一)的内战来面对。但是她笔下的革命道德心并非杜撰(即使她的分析架构稍简单)；小兵借用她的问题意识检讨革命中道德热情与暴力倾向之间的某些关联，自有其价值。无论小兵的说法是否完全成立，我确实从他的这套思路中获得了很多启发。
在当前的中国大陆，“民众一底层”的存在与实际的生存处境，无须我隔着海峡来诠释评论。本书中一篇描述春节往返家乡的文章，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就在小兵身边的这个生活世界是多么地艰苦与粗砺。对小兵来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他的故土故人，真实而切肤地存在着，无从躲避也不忍躲避。但是他也警觉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城市知识分子所想象的乡土中国；“人民”虽然向往着好世道与好生活，但在丛林式的竞争、挤压、剥夺与无力感节节进逼之下，却不时爆发出妒恨、残酷与戾气，对象还往往是其他在底层求生的同命人。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赋予庶民的道德光环，小兵没有丝毫信任。他反而期待着政治制度的改善——这个看似抽象的自由主义诉求——能够为民众、为底层提供几分保护、几分力量、几分发言权，甚至培养出“公民知识分子”(这似乎是小兵自撰的字眼)，取代各方仰望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跟小兵并不是师生关系，也没有很多机会以朋友论交。他邀我写这篇序言，我几度踌躇，担心自己并没有资格承担这份严肃的工作。然而，在拜读本书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所探讨的问题具有高度的意义，任何知识分子都有认真响应的知识责任。何况其中的文章有四篇或者五篇当初是在我所主编的《思想》上发表的；昔日他用文章来支持我们所编的刊物，今天我也有义务对他的观点提出认真的回馈。为他人的书作序的意义应该完全在促成讨论。至于拜读了全书内容之后的以上感想，是不是强做解人，是不是扭曲了作者的主旨与意图，必须由小兵兄与读者来判断。无论如何，同为关怀者，共同面对着一个不容眨眼的严峻现实，借着这篇序言与小兵兄的文本进行一些对话，只求有助于厘清问题，至于我是不是逾越了作序者应有的分寸，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钱永祥
2013年7月25日于南港一汐止
《十字街头的知识人》由唐小兵所著，《十字街头的知识人》是一本文学随笔，讲述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生活、思考和经历的书。
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学术和生活的纠结，个人冷静和庸众狂欢对比，每一篇文章都散发着智慧的光辉。
《十字街头的知识人》由唐小兵所著，在这本书里，我们聆听到了一代青年知识人的苦与痛，他们在被权力与金钱所支配的俗世中的义愤、挣扎、迷茫与探索。作者无力改变世界，却无意之中指出了一条人文救赎的淑世之道。作者扎实的史学训练和深厚的社会关怀，使得这些文章读来言之有据，论述严谨，笔下有情，处处透出作者自我期许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值得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