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绅权(精)》由费孝通、吴晗所著，旨在分析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与阶层权力运作，“目的偏重在提出问题，不在获得结论”。“皇权”本身是为中国人所熟悉者，而近乎习焉不察的“绅权”，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中特殊的权力形态，正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官僚政治结构中，与“皇权”互为表里，才使得千百年来政权模式与乡村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是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保障，不容忽视。本节高度提炼出“皇权”、“绅权”两种权力形态，围绕它们展开论述，分析二者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性质与演变。可以说，这批社会历史学家们将中国古代史纳入到了社会学的视野中进行观察，既使得对古代历史的解读颇见方法论上的新意，也让“学术舶来”的社会学研究与中国历史实际充分结合。可以说，这一迷人题目所具备的丰富文化感，起到了沟通学术界与大众知识界的效果。

《皇权与绅权(精)》由费孝通、吴晗、袁方、全慰天、胡庆钧和史靖（王康）六位作者写成，《皇权与绅权(精)》旨在分析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与阶层权力运作，“目的偏重在提出问题，不在获得结论”。本书高度提炼出“皇权”、“绅权”两种权力形态，围绕它们展开论述，分析二者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性质与演变。

论绅士

论“知识阶级”

论师儒

论皇权

论绅权

再论绅权

论士大夫

论天高皇帝远

皇权下的商贾

论王权与兵

论“家天下”

论绅权

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

从保长到乡约

绅权的本质

绅权的继替

后记

绅士是封建解体、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确立之后，中国传统社会中所特具的一种人物。它的发生有着它的社会背景，从这背景中我们了解它的特性。

帝王本无种

这种我们所谓绅士的人物也常被称作士大夫。因之，它也常被认作和封建时代的大夫和士一类的人物，其实士大夫和大夫士却有很重要的区别。

在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士是统治阶级的一层，虽则在统治阶级中说是很低的一层，但是究竟还是统治者，是握有政权的。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的手上。这是个一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各层有各层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夫和士也是握有政权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是政权不再像金字塔一般的从上逐渐一层层地分下来，而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占者，“朕即国家”。他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佣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是官僚和贵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

封建解体之后，政治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帝王本无种。”封建的政权是依血统来分配和传袭的。不生在贵族的庶人，轮不到这些“宝座”，看不到这些“神器”。没有人能在出生之前挑选他的血统，也没有人在出生之后能改变他的血统，所以不在其位的，也不会去觊觎此位。正如生而为女的不会想变为男的一般。可是封建解体之后，人人得而为皇帝了，换一句话说，政权成了个可以夺取的对象了。在秦末的时候，封建初废，“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是既新鲜而又生动，所以太史公在《史记》里借了项羽之口，还要写下这一笔有声有色的口号。这口号是划时代的。从项羽这样一说，争夺政权的事也就没有停止过。政权在一般人眼中似乎成了一个宝贝，做大买卖的就干这个。

可是不幸的，封建里解放出来的政权，固然不再专属一姓，万世一系了，但是中国却到现在还没有找出一个夺争政权的和平方式。我们一说起夺取政权，也就忘不了“揭竿而起”的武力手段。武力争夺的方式下，政权成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夺宝。夺来夺去，以暴易暴，总是极少数人统治着其他的人民，专制的皇权并没有在政权的转移中发生任何性质上的改变。我们不像英国，杀一个皇帝，皇权减少了一些，民权抬了一些头；赶走一个皇帝，皇权又减少了一些，民权也又抬了一些头；最后竟变了个挂名皇帝，取消了皇权。在传统中国只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宝座的却是少数幸运的流氓，像刘邦、朱元璋一派人物。在御定的国史上，固然似乎真有着一脉相承的正统；事实上，恐怕大小规模的内战是经常的现象，史不绝书的。

天下之大不韪

以武力争夺政权是危事。成固然可以称王，败则只有一死，非但一死，而且可以灭族。在争夺的时候是“寇”是“匪”，被剿被戡，面对着武力的威胁，这是必然的，用武力得来的天下，怎肯随意拱手让人？许由、务光也不是既得政权之后而逃走的，尧舜的谦让和我们熟知的辞职也许差不多；无论如何，这些本是无可考证的传说，从有记录的历史看，马上得的天下也必须在马上失之。

宝座的代价是命拼来的，当然要世世代代尽力保持着。别的罪都可以因皇恩浩荡而赦免，唯有“篡逆”却在一切可赦者之外。所以这是“天下之大不韪”。念过明太祖对付这些敢于侵犯政权者的酷刑记载，无异是“地狱历程”，我们在城隍庙里所见的十八层地狱的形象，据说是写实的，是明史标本。希特勒比了明太祖还是小巫见大巫。

威胁是皇权自保的手段。我记得幼年时曾经不知怎么在小朋友面前夸口自称起皇帝来，祖母在旁边赶紧很严厉地呵斥：“这是不能说的！”——用现代名词说是Tabu，即是孩子们戏言都不能触犯这个威权。这不是迷信，历史上，至少是传说的历史上，有着屠杀据说命中有作皇帝可能的孩子的说法。

威胁却从来不曾是政权有效的保险，因为“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要是政权可争，皇帝的宝座具有引诱，是一笔大买卖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还是会接踵地相望于道。威胁只吓得住一部分人，不是全体。在予取予夺，想什么有什么的专制皇权下，政权可以用来谋取私人幸福的时候，社会也可以从顺逆的界限上分出不敢冒大不韪的人和敢于冒大不韪的人。“敢不敢”是怎样决定的呢？

在专制政权之下，人民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皇帝的话就是法律。他如果想要大兴土木：修宫殿，营陵墓，造长城，开运河，不管人民愿意不愿意，他就可以用政权来向人民要钱要人；他如果想开边扩地，所谓好大喜功，或是要戡乱平变，所谓安内，不管人民愿意不愿意，他又可以用政权来向人民要钱要人。纳税当兵之成为义务，在专制政体下生活的人是最明白的。这也是孔子所谓“苛政猛如虎”的根据一可见其由来已久。这政治老虎出了栏，就会逼人上梁山了。

P1-5

1948年春，停顿了“一向做的实地研究工作”的费孝通，打算“转变一个研究的方向，费几年读读中国历史”，进而想到了“皇权与绅权”的题目。他遂与吴晗约集同仁，组织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班，同时在学校开设“社会结构”的课程。讨论班持续了半年，每两周“有一位朋友宣读一篇论文”，然后陆续发表。后应储安平之邀，编成、出版这本《皇权与绅权》。

《皇权与绅权》由费孝通、吴晗、袁方、全慰天、胡庆钧和史靖(王康)六位作者写成，旨在分析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与阶层权力运作，“目的偏重在提出问题，不在获得结论”。“皇权”本身是为中国人所熟悉者，而近乎习焉不察的“绅权”，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中特殊的权力形态，正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官僚政治结构中，与“皇权”互为表里，才使得千百年来政权模式与乡村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是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保障，不容忽视。本节高度提炼出“皇权”、“绅权”两种权力形态，围绕它们展开论述，分析二者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性质与演变。可以说，这批社会历史学家们将中国古代史纳入到了社会学的视野中进行观察，既使得对古代历史的解读颇见方法论上的新意，也让“学术舶来”的社会学研究与中国历史实际充分结合。可以说，这一迷人题目所具备的丰富文化感，起到了沟通学术界与大众知识界的效果。

六位作者的论述各有侧重，观点也并不趋同。如费孝通认为皇权是“无为”的，绅权正是对它的约束与缓冲；吴晗则明确认为皇权是片面的治权，其独裁性不容他人染指，对其也就没有约束性，反而士绅才奉“无为”政治为圭臬，进而成为皇权的帮凶。其他四位作者也就一些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阐明对这一“二元权力控制结构”的观点。虽然进行的是学术讨论——甚至论题在当时显得非常新锐，但全书文字的清通流畅出人意料，并且没有太多学术名词在其中“穿靴戴帽”，每篇文章都极具可读性。作者们的姿态无一不是谦和平实，自有其时代的学林气息。《皇权与绅权》的问世，标志着“士绅”作为阶层概念开始被中国本土学者所注意。虽然随着大陆政治环境和学术范式的变化，这一显得非常“现代”的论题并没有继续深入下去(如费孝通就提出“至少可以在传统中国找到四种重要的成分：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这里我们不过讨论到前面两种中的若干方面，整个结构中极小的一部分”。)；但西方汉学界随后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代表人物如萧公权、何炳棣、杜赞奇等，从中可见40年代以费孝通、吴晗为首的中国社会历史学者的实力和影响。

《皇权与绅权》于1948年12月在上海“观察社”初版，收入储安平主持编辑的“观察丛书”。时隔四十年后的1988年，该书在天津人民出版社“重见天日”，人“中国社会史丛书”，但将“与论述‘皇权与绅权’无直接关系的两篇文章”删去。本次三联书店重版该书，恢复《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从保长到乡约》两文，不仅因为它们本属论题范畴，而且也借此恢复其初版面貌。三联书店编辑部

生活·读书·新智 2013年4月

储安平先生在暑假里到北平来，他希望我把在《乡土重建》后记里所预告的“中国社会结构”早一点整理出来，我对这件工作着实踌躇，因为这件工作要做到自己能满意的程度绝不是这几年内可以完成的。

我这一年多来，为了四乡不安靖，一向做的实地研究工作停顿之后，曾想借此转变一个研究的方向，费几年读读中国历史，所以想到这个“雄心太大”的题目。在今年上半年，我曾跟读历史的老朋友商量，跟他们从头学起。为了交换意见的方便，约了辰伯兄一同组织了一个讨论班，聚集了一些对这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切磋。同时还在学校里开了一门“社会结构”的课程，使同学也有机会参加。实际的目的还是在想借朋友们和同学们的督促，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而且希望能和实地研究的材料联串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

这个讨论班继续了有半年，每两星期有一位朋友宣读一篇论文，这些论文也陆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但是这些只是我们初步的尝试。目的偏重在提出问题，不在获得结论。若把这些尝试的结果拿出来，对于行家固然是不够成熟，无其所取；对于初学甚至可以有盲人带瞎子的危险。储先生要我编这本书，真为难了我。

但是，如果读者明白了这集子里所收的文章只是一些年轻朋友相互学习过程中的记录，而且愿意就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自己下手去研究的话，这个记录也有参考的价值。我和辰伯兄讨论是否值得编这集子时，他也认为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很值得继续研究的，虽则他同时也承认有很多理论还没有足够的事实予以支持。本来，科学的发展是需要一些大胆的假设的，这些假设最后可以完全被取消，但是如果这些假设能引起研究者的兴趣，集结许多人的努力，它对于科学的发展也大有帮助。我在这种认识之下，最后答应了储先生把曾在我们讨论班里宣读过的论文编成这一本《皇权和绅权》的讨论集。我希望读者也从这个了解下去接受这本集子。

因为这是讨论集，所以个人不厌求异。很多时候我们有意地采取了相反的立场，使我们的辩论可以更周到。在这集子里，我们还保持着当时各人所发表的意见，有的是补充的，有的是相反的，虽则我知道经过了这半年的讨论，各人的看法多少都有了一些变更。我相信，多一些假设也可以帮忙读者看到一些不同的说法，因而引起他们自己对这问题下手研究的兴趣。

我们的讨论班在事先并没有“讨论大纲”一类的计划。一个人宣读过一篇论文，大家参加了意见之后，常常发生需要深入讨论的新题目，参加的朋友们中对这新题目有兴趣的常常自动地担任了下届宣读论文的责任，有时一个人连接读了几篇，也有时自愿把旧题目再度提出来讨论一次。因之在编这集子时，我并不能根据题目间本身的相关性作次序，也不能用宣读的前后作次序，结果只能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以人作单位，大体上顾到一些内容和宣读的次序以编成此集。

依书名说，应当是论皇权在前，但是因为在这个讨论班组成之初，朋友们要我第一个开口，我提出了绅权的题目；同时我又在别的地方发表了《基层行政的僵化》和《再论双轨政治》等文章，论到绅权和皇权的关系。当时这几篇文章曾引起过各方面的反应，讨论班上的朋友们意见也极为分歧，所以成了我们讨论时的中心兴趣之一。后来好几篇论文多少都针对着我在这几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假设而立论的。因之我想最好还是把这几篇编在前面。至于有关基层行政的论文因为已经收入《乡土重建》一书中，所以不再在这里重复了。

很多朋友重述我的意见时，有时也未免有过分的地方。但是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把对方说得过分一些，辩论时比较容易有声色。因之，我也安于被配作反角的地位，使讨论本身更有兴趣。我觉得我们重要的任务不是在审判皇权和绅权，定它们什么罪名，而是在了解中国传统结构中这两种权力怎样合作和冲突？它们的性质如何？它们的演变如何？对它们多一分了解，我们也就算多做了一步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分析，不是批判。至于有人以为我们在提倡什么，那是更远得不着要点了。

这里不过是一个开端，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很愿意继续对中国社会结构多作讨论。我在《乡土重建》的后记里已经说过，从权力结构上看去，我们至少可以在传统中国找到四种重要的成分，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这里我们不过讨论到前面两种中的若干方面，整个结构中极小的一部分。如果这个既不成熟又不完整的开端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和讨论，则这本集子的出版也可以说是没有白费纸张了。

费孝通

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