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往往能投射出一个时代的文化兴衰，《讲台上的民国》作者刘超即从“讲台”这一视角切入，选取了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叶公超、曾昭抡等24位二十世纪中国教育界中的一流学者作为描写对象，在援引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以温情和敬意讲述这些活跃在讲台上的大师的传奇人生。

《讲台上的民国》是继《上学记》之后，又一部回忆旧日文人的力作。刘超的《讲台上的民国》通过对近三十多位业已逝去的大师之人生素描，讲述了大量文人间不为人熟知的精彩故事，是一部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悲情与无奈的心灵史诗。对于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有着正面意义。

王国维：消逝的小辫子

辜鸿铭：四洋踏遍尔独行

梁启超：从报界骄子、政界赤子到学界巨子

陈寅恪：一生负气成今日，独为神州惜大儒

黄侃：章门“天王”的狂士生活

刘文典：是真名士自风流

邓之诚：旧时燕京“明朝人”

熊十力：从枪杆子到笔杆子

汤用彤：渐行渐远的“菩萨”

张竞生：大起大落的“性”“情”中人

吴宓：藤影荷风听雨声

楼光来：远去的“无字碑”

叶公超：最是文人不自由

夏济安：寒枝拣尽无栖处

曾昭抡：兼资文理此全才

潘光旦：忍将身世寄鸥游

方东美：诗才·哲思·佛缘

向达：敦煌与之同在

邵循正：真正的“读书种子”

邓广铭：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孙楷第：旧时月色忆前尘

沈从文：“乡下人”，从边城走向世界

林庚：燕南深处有布衣

季镇淮：从春城到燕园

前尘·拾年（代跋）

夏济安：寒枝拣尽无栖处

一

抗战异常惨烈地进行着。光华大学校舍被炮火摧毁，全校师生遂毅然迁入租界复课。

课余，英文系常有三个学子在走廊弯角处侃侃而谈，以故被戏称为“三剑客”。这就是日后蜚声中外的张芝联、柳存仁以及夏济安。尤其特别的是夏。此君平顶头，灰布长衫，朴厚踏实。他常讷讷于言，一旦说起英文却极为流畅。这时乃弟夏志清也在上海。二人都死命地用功，没有谈恋爱，也谈不起恋爱——“手边没有零用钱，即使有勇气找对象，也没有钱带她上馆子、看电影，因此索性不存此念，专心读书。”仅有的消遣就是看电影、逛旧书铺。夏济安一九四○年毕业留校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赴昆明西南联大执教。以一般大学的出身竟在首屈一指的学府高就，实在是鱼跃龙门，可喜可贺。但可忧的是，在此他又遭遇了一位美艳的女子。当腿脚不方便的同事卞之琳正为张充和神魂迷离时，这小青年也为情所困，无法自拔。两人惺惺相惜。夏在分析地位高、年龄大再谈恋爱的后果时，以前辈教训警告自己：“这样可使恋爱、地位一起落空，以吴宓便是前车之鉴，最是可怕。”

置身于这“革命的年代”，他很少关注狼烟弥漫的时代风云，亦未关切“天崩地坍”的家国大事，而自顾纠结于自家情事。然而，这段情却让他耗尽神思，黯然神伤。

一九四五年秋，夏济安开始注意到班中的新生李彦。一见倾心，从此日夜痴想。他立即将对方的姓名学号牢记于心，甚至把对方的笔迹也记住了。他次年的日记紧紧围绕这个名字而展开。他以三十多岁的高龄，堕入少年般的单思苦恋，一发不可收，伊人的手泽、衣着，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成了他隆重记录的珍宝。他才气纵横，却天性羞涩，连与异性携手的经验也没有，此时当然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爱意。

有好几个月，他不采取任何主动行为，只是不断地分析自己的心理，为自己徒增苦恼。在他的整个日记中，充满着他对女子观察到的细节与自己的剖析。“L。Y。坐在第一排，看见了不免又动心，发现一点：左手无名指上有一枚翡翠金戒，不知何所指。”“她的座位是在阳光下，我有时站的地位，把阳光遮住，我的头的影子，恰巧和她的脸庞接触。”“我们的视线有一度接触，我已把我所有的柔情蜜意，都放在我眼光里了……这样面对面的站了一分钟都不到，一句话没讲，也使我高兴老大半天。”“下课回家后，整天觉得寂寞不堪。我和她的认识，一方面使我自觉神经病的严重……一方面就是使我感觉无比的寂寞——这种寂寞是任何好朋友好书所不能解慰的。……没有她，我生活似乎空虚了一大半。”“我如得不到她，我将一生不会快乐的了……可是我怀疑，即使得到了她，我能否快乐。人生大致快乐最难，可是我应不顾后果如何，放出勇气来追求。”恋爱失败“也不会颓丧，但是我将益发逃避人世，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的头发将像一蓬草，我将永远不敢穿漂亮的衣服，破大褂布鞋将是我的护身符，躲在它下面才觉得安全”。“我如此看得起她，几乎肯把全部身心献给她，只要她肯接受，她偏偏还不来我的课。她给我这样的侮辱，将来即使我们成为夫妻，这个芥蒂也难消掉。”“我还是追求名利，甚于追求恋爱；心胸之小，目光之短，真是枉为学问中人。”所以他认真勤奋地学英文、练写作，梦想终有一日会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他是个固执的人，既想获得现实的所谓Truelove，又对个人理想（如以英文小说名世）念念不忘，有时想得太复杂，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女人根本同我无缘。我只能老过着孤僻的生活。只有她能救我，可是上帝又不让她来……上帝啊，你太作弄人了。”

整部日记都是他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一时要入山隐居，一时要独身终生，一时要出家修行，忽而心平气和，忽而踌躇满志。这样痛苦而绝望的爱，纯属“不及物”的单相思，与对方无涉。但这柏拉图之恋始终绵亘于心，对方让他神魂颠倒，纠结不已。为了更多地获取女子的信息，他费尽心思，后来才灵光一闪地想出了以MyLife（我的小传）为题目让学生写作文。结果“她的作文文字很坏，可是在一个钟头之内，讲得已经够详细了”。于是他把她的作文原原本本、工工整整地抄录在自己的日记中，反复背诵、回味。老师批改学生作文后即得发还，无法保存，夏没有这个女生的回信或作文可收藏，只好把留有女子手泽的“学生选习学程单”的小纸片贴在自己日记中，作为信物。他把对方奉若神明，把恋爱视若宗教般圣洁、隆重乃至严重；他自然要一败涂地。

对方于他，宛若尤物，诱惑无限，又遥不可及。后来，女子终于如约到夏的宿舍晤谈，时间不长，却使他大喜若狂，热情涌流，不可收拾。他再也忍耐不住，就写了封长信去倾吐一番。对方毫无准备，吓坏了。于是大吵一架。从此各奔东西，留下他在失恋的苦海中独自煎熬。

苦海中的夏将吵架的经过详细函告乃弟。夏志清立即回信劝慰：“一口气看完你二十页的长信，一面看一面不禁为你庆幸，能得到一个理想中完美女子默契的爱情……看到你那晚七时约会时的谈吐和举动，不禁使人啼笑皆非，哭笑一个三十岁男子不该有的初恋的笨拙。……我绝对相信truelove，但我也纵容少男少女在未碰到truelove前可以有一二段错误的爱情，至少他们碰到真正的知己时，不会像你这样的紧张和尴尬。”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乙酉除夕。西南联大教师的餐厅中，有七个年轻人围坐一席，吃年夜饭。与抗战时的匮乏相比，此时饭菜丰盛，有鸡、蹄髈、猪肝、蛋饺。晚上八时过后，在这本该家人团聚的时刻，夏济安、卞之琳、顾寿观似乎感受到节日中的一丝伤感和无聊，三人大嚼年糕，饮绍兴酒，吃美国鲑鱼罐头和火鸡。惟此，才能强烈地感受到生之欢欣与寂寥。此时此刻，各人都生出了感情的喟叹。夏济安说到了自己：“我平生只有单恋，并无恋爱，不足挂齿。今天我可以说一句，一切只待上帝安排。”其日记云：

能使我寂寞的，只有一个人；举世滔滔者，只是使我更孤单。

二

北大复校于沙滩红楼，夏济安把乃弟也引入北大做助教。他酷爱电影。有次《窗中少妇》在北平演一场早场，百忙之中的他硬是拉了乃弟同去。夏志清不解其意。晚年看到胞兄日记，才知他这是要了却一桩夙愿：当年女子曾在作文中提到那场电影；而夏偏偏错过，遗憾不绝。那天看过电影后，他真的特别开心、无限欣忭。

……

P139－141

序二

谢泳

刘超还在读书时，我们即相识，想来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山西，他在北京。因为关心西南联大的历史，我们有过通信联系。多年来各自在南北奔波，见面机会极少，但他的学术进步，我却非常了解。他在清华开始攻读博士以后，学术重心也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方面，发表过许多有创见的专业学术论文。

在刘超这一辈的青年学人中，他是那种在读书期间即确立自己学术方向的人，所以他的学术道路开始得很早，也相当顺利，积累比较厚重。

刘超还有一个特点是专业之外．能写有很强可读性的学术散文．能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散文写作结合在一起，所以写作数量相对较多，一度时期，我几乎能在国内多数有影响的文化期刊上看到他的文章。刘超现在把这些文章集合在一起，要单独出版。我读了全书．感觉虽是散文类的学术文章，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一册中国现代学术史。因为中国现代学术中最重要的是学者．最吸引当代读者的也是这些学者独特、传奇和富有个性的人生，至于他们的学术成绩，则专业之外能关心的人，说实话，可能不在多数。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魅力主要在学者的人生，刘超正是恰当把握了此点．所以选择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用自己优美的文笔叙写他们传奇的人生。因为刘超自己有专业训练，所以他笔下的学者人生，是建立在丰富史料基础上的叙述，而不是信口开河的描写。我说此书可当一本中国现代学术史来读，就是因为作者有这样的追求，也有这样的叙述能力。可以说，这是一本有史料的书，也是一本有趣味的书。我乐意向读者推荐此书。

是为序。

2013年11月18日于厦门

前尘·拾年（代跋）

本书是从我大量同类作品中选编出来结集而成的。

内中最早的篇什写于五六年前，最新作品则成于今夏。它们或写于仙台、东京，或写于南安故里，或写于北京等地。今年暑假，我带着北京清华大学、台湾淡江大学、美国WayneStateUniversity的一批学生入蜀支教，地点是通江县。这里地处大巴山深处，山高路险，每天要上上下下爬几回陡坡。7月底8月初，在繁忙工作之余，我仍抽空继续写作，草成了关于蒋廷黻、张竞生、丁文江、顾颉刚等人的多篇专文，其中惟张竞生一文选人此书。

多年前，我人读清华之际，从没想过毕业后留在这个城市。京城米贵，居之不易，我亦难以喜欢这快节奏的生活和干燥多风的气候。清华龙虎云集。驽钝如我，能经过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毕业生就于愿已足。当时唯一的愿望，就是毕业后能找个小地方，教教书，过个小日子，做点小事情；同时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用功十几年，在四十岁之前能有几部大书立起来。只是，后来的一切，都不在我预想之中。少年时蛰居南岭古镇，爱读《故都的秋》和《荷塘月色》，却不曾想，终有一日，自己会北上京师，尘定清华，与荷塘月色朝夕相处。

回想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我最感庆幸的是，自己初入北大，就因若干习作而进入了许多学界前辈的视野。十年来，如我这般驽钝愚顽、疏懒木讷的藐予小子，始终得到各方前辈，包括耄耋长者的错爱，领受着前辈们的许多教泽，对前辈们的殷殷爱重和期许，我辈惟有更加努力。

我一直以为，学问乃个人之私事，也是毕生的修行。我自幼开始研习文史，青灯黄卷，虽迄无所得，然兴味不减，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功夫始终与口俱增、与年俱进。尤其是经最近十年之摸索、打磨和锤炼，我对学术的理解早已今非昔比：无论是视野、功力还是积累，都已远胜夙昔；眼界的高度广度、思维的角度力度、对问题的体察力领悟力和对文献的驾驭力穿透力，都已有质的跃升。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博士阶段老师们那种“严厉的”关怀。这种关怀，常常表现为“咄咄逼人”的反复追问和不留情面的“学术责难”。面对老师们的时相辩难、反复攻错，我曾一度深感沮丧挫败，一次次地自己否定自己。然而，也正是在这种磨人的反复追问、自我否定中，正是在这高频度的互动、辩难和批评中，我的思维得到了高强度的锤炼。就此而言，这些年的学术成长，是我自己“磨”出来、“悟”出来的，也是被老师们“逼”出来的，更是在严师们反复攻错“责难”的逼迫下，不断自我否定、不断“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而实现的。感谢清华。清华为我提供了足够的平台、资源和机会去开展工作，使我很少为生计劳心。正是这极优越的学术和生活环境，推动我在学术之路上稳步成长。

及今，我已居京十载，清华八年。十年时光悄然远逝。此间，我走过不少地方，也经见了不少物事。多少情怀已更改，多少憧憬皆不再，多少回梦里花开花又落，多少个日子从字缝行间流逝，如昨日之水，永逝不返。此书正是这些年时光飞逝之后残留的余烬；其中每篇文字都见证着我的足迹、笔迹和心迹。它的面世，意味着对一段岁月的挥别。

别了，时光。

前些日子，我应邀去京西大觉寺。行经华北电大时，蓦地忆及多年前来此地的情景。那是我初来朔国，正值sARS事件前夕。那时是春寒料峭之日，如今则是初冬萧索之时。依旧是朔风拂面，依旧是胡杨夹道，只是流光早已把人抛，一切都已不复如初。近看故地，遥望燕山，便想，旧时风物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回眸萧瑟昌平路，燕山柳色太凄迷。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纵览史乘，我们时时看到文明嬗变、国旗兴衰、江山易手、权力消长、人世沉浮，直让人感叹“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种历史与人世的变幻无常，在在皆是。照历史的观点看，“读史早知今日事”。亘古以来，科技日益突飞猛进，人性却几乎始终冥顽未改。面对历史的翻手为云覆手雨，任何个人都只能徒叹奈何，正所谓“悲欣交集”。翩翩少年，如花美眷，都经不住逝水流年。再回首，红颜已迟暮，谁还记得这“炉火旁打瞌睡的老婆子，当年也是如花的少女”（莎士比亚语）？红颜白首是人之一生；而在历史，只是弹指一瞬。面对宇宙之浩瀚无垠、岁月之万古苍茫，人只能叹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哀人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最后，在看惯历史沧桑春风秋月之后，人们终于还是添了几许平常心。佛说，平常心是道。人说“以出世之心，做人世之事”。我则常自嘲“无涯的是岁月，有限的是人生”，乃“聊做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独自亦凭栏，无限江山。三十年来家国，八千里路云月。关山万里月如钩，满目青山空念远，乱石依旧枕寒流。

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我近年来在学术创作和田野调研过程中直接的副产品，是文化寻古之后的札记，是民国史研究之余的信手涂鸦。但从广义上说，它也是我近一二十年各种积累的外化。

民国史学的书写，始终受到意识形态等种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致其或被丑化扭曲，或被美化拔高，二者皆有失偏颇。对民国知识人的研究亦然。知识分子的意义在创造思想；不满现状、批判现实是其本能。他们是社会病灶的啄木鸟，常常不合时宜，难见容于当世，却往往见重于后人。因此，文人的处境最能直接地折射一个时期的社会政治气候，在吾国尤然。和谐的本质乃是平衡，文明社会应有所制衡，应敬重生命、公平有序、善待弱者、容忍异己。近代以来中国曾长期是个病态的社会。一个和谐的文明社会、一个富强的自由中国，是国人长久以来的追求，但民国文人都未能熬到这一天；今人依旧任重道远。

本书的出版，需要感谢许多人。特别要感谢的是何兆武先生。多年来，因着对学术的兴趣，我常拜谒先生，或请益学问，或聊作闲谈。先生每读我的习作，总是很坦率地提出批评意见，予我匡正。至今，我有幸聆听先生教诲，已不止百回。感谢谢泳先生和马勇先生。谢先生多年来一直支持我的学术工作，此次亦亲自垂阅拙稿并为之序，令人感动。我拜读马勇先生的作品已有多年，与马先生的文字之交也颇有时日，但正式相识的时间却并不很久。马先生精研民国史，刻下又在台湾讲学，为《讲台上的民国》作序，显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先生在百忙之中慨允赐序，尤令我铭感五内。还需要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徐庆平老师、沈海涛先生、韩贵骐先生。他们为此付出了许多时间和心血。

念及这些年的学术之路，我需要感谢业师蔡乐苏教授和刘志光教授。

尤其需要感谢的是教育研究院。在我博士毕业时，是教研院收留了我，为我提供了继续做研究的机会。从这个这优秀的学术团队中，我学到了许多。需要特别感谢的是李越老师，李老师在学术上给了我许多指导，使我受益匪浅。王孙禺教授、李曼丽教授、叶赋桂老师、王晓阳老师和钟周老师也对我的研究时有教正，谨此致谢。还要感谢清华大学副校长、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教授，以及史静寰教授、袁本涛教授、韩锡斌老师、李锋亮老师和刘颖老师等许多老师的关心和指导。

同时还感谢吴剑平老师、孙茂新老师、范宝龙老师、王磊老师，以及孙海涛老师、赵可老师、赵忠升老师、陈超群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这个精干而朝气蓬勃的团队总让人倍感温馨。

此外，还需要感谢胡显章教授、张勇教授、王宪明教授、欧阳军喜教授、彭刚教授、仲伟民教授、唐少杰教授、张小劲教授、景跃进教授、闻黎明教授、叶隽教授、刘瑜老师、谢喆平博士、李成旺老师、金富军博士等许多师友。正是这优秀的学术共同体的时相砥砺，惠我良多，使我时有长进。

Lastbutnotleast，感谢家人和朋友一直以来默默的关心和支持。是他们始终给我许多温暖。谨以此书，献给他们，也献给我们牵念着的山河岁月。愿大家岁月静好。

2013年11月25日草于清华园寓所

“讲台上”或许依然活跃着许多新一代的大师，但这批新人与1949年之前的“旧人”比，总觉得缺少一点个性，缺少一点故事，因而这些年不经意间流行起来了一股怀旧思潮，甚至出现了“民国范”这样的概念。刘超的这本书，大致可以归属于这一类，以温情和敬意讲述“民国讲台上”的那一代大师。

——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