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风风雨雨、欢欢爱爱的似水流年，居然活到九十个春秋，活得逍遥自在，充实、愉快！喜欢故作聪明，自我解嘲。写点芝麻、绿豆的杂文、歪诗，不登大雅之堂。这样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这样。

《我与昆曲》由张允和著，张允和的文字，细腻睿智，看似平淡闲笔，却透溢出浓浓的诗意，表现出一种文学闺秀的风度，与林徽因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与昆曲》由张允和著，是面向读者大众的一个更加通俗的选本，所选文章，基本囊括了张允和写作昆曲的昆曲文化散文的精华。编排上，《我与昆曲》分为“怀人、记事、日记”三个部分，每部分除个别篇章按内容连贯性排序外，基本上按写作、发表年月顺序排序。怀人部分情真意切，如《悼念笛师李荣圻》；记事部分思绪万千，如《昆曲—江南的枫叶》；日记部分细腻情深，记录了昆曲社成立的点点滴滴，具有丰富的文化史料价值。

序 楼宇烈

第一辑 情系昆曲

 亲爱的父亲

 我与曲会

 悼笛师李荣圻

 昆曲

——江南的枫叶

 江湖上的奇妙船队

——忆昆曲“全福班”

 我是老虎

 小丑

 七十年看戏记

 二次亮相

 美国归来话曲事l

 不须曲

 一介之玉顾志成

 同舟共济

——哭铨庵

 曲谜传友情

 人得多情人不老

——纪念俞平伯先生和夫人许莹环

 风月暗消磨．春去春又来

 张闻天教我国文课

第二辑 漫谈昆曲

 祝贺俞振飞先生艺术生活六十年

 断桥会

 漫谈昆曲

 从《双熊梦》到《十五贯》

——半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昆曲要向世界舞台发展

 四妹张充和的昆曲活动

 北京昆曲研习社的过去和现在

 戴夏《史可法殉难沉江》杂剧手稿的发现

 在洪异《长生殿》三百周年同期的讲话

 在第十次社员大会上的讲话

 在观众座谈会上的谈话

 关于《游园》的修改l

 提倡“三录”政策

 抢救·继承·创新

——在一次昆曲演出时的讲话

 谈传统昆曲

第三辑 曲事传鸿

 致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小组

 致张充和

 致匡亚明

 致爱好昆曲者及各界人士

 致马少波

 致传字辈先生们

 致许姬传

 致蔡正仁

 致陈朗

 致俞琳

 致胡忌

 致俞平伯

 致陆萼庭

 致王卫民

 致姜德明

 致过士行

 致曲社

 致王世瑜

 致姜椿芳

 致张元和

 致刘有宽

第四辑 昆曲日记

 昆曲日记(节选)

 附录

 妻子张允和周有光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周有光

 永远活在我心中的允和二姐王浞华

 张允和老师的昆曲情缘欧阳启名

编后絮语 庞旸

亲爱的父亲

1938年深秋，那时我和有光在雾都重庆有一个温暖的小家。一天早上我正要到枣子岚垭去参加曲会，有光问我：“今天还要去吗？”我说：“是呀，有什么事吗？”他支吾着：“我没什么事，你去吧。”往日我每次去，他总要说“早点回来”，今天话语有些吞吞吐吐，神色不对。我有些迟疑，但还是去了。心里不踏实，只唱了一支曲子就匆匆赶回了家。一切却是很平静的样子，照常的午休、下午茶。晚饭后，有光轻轻地走到我身边，拿给我看一封电报：“父逝，告弟妹。”是大姐打来的。

我把电报放在枕头底下，整整哭了一夜。

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项顶疼爱我们的父亲、母亲都没有了。父亲在世时，即使相隔再远，也总幻想有一天能全家相聚，再重温童年幸福的生活。父亲去了，那无限美好的时光将永远只能留在梦里了。

1921年，父亲坐在母亲的棺木旁，久久凝视着母亲年轻美丽苍白的脸，凭人怎么劝也不让盖棺盖的情景，一遍遍在我眼前出现，如今他们又团圆了，母亲还是那么漂亮吗？我的永远不老的父亲、母亲……

我的曾祖父张树声清同治年间曾在苏州任江苏巡抚，后升任两广总督等职。曾祖父生有九个儿子，祖父张云端是长子，曾任过四川川东道台。祖父膝下无子，父亲是从五房抱过来的。父亲四个月时正好祖父要上任，就带上父亲和奶妈乘船同去。船日夜行驶在惊涛骇浪中，巨大的声响伤害了小婴儿的耳膜，父亲从此终生听力不好。

祖父死在任上，父亲回到安徽合肥张家老宅。

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座，也算得是望族。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东乡的田大多是李(即李鸿章)家的。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很开明。张家和刘、李两家都有姻亲。  当地有民谣《十杯酒》，记得其中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

家里有万顷良田，每年有十万担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父亲可能是因为很早就离开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他完全冲出了旧式家庭的藩篱，一心钻进了书堆里。这个家庭带给他的最大便利和优越条件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他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

父亲十七岁结婚，妈妈比他大四岁。达理知书温良贤德的母亲不但担起了管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关心、帮助父亲。

辛亥革命后，1913年，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那时我二十二个月大，叫名(虚岁)三岁。我们住的是一个石库门的大房子，七楼七底，还有亭子间，院子很大，可以摆十几桌酒席，月租金是二百两银子。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也许我们还会在上海住下去。

1916年，祖母去世了，丧事办得场面很大，家里每天有十几桌客人，还请了和尚念经和放焰口。忙乱中，突然有一天发现大门口有一颗炸弹，全家人都吓坏了，出丧的日子比预定提前了几天，家里怕出问题，没让我们站在孝子孝孙的队伍里，孝棚里的许多东西也是假的。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为了避免再有意外，1917年，全家搬到苏州。

在苏州，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父亲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时能订到或买到的所有报纸他都要看，《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等，以及一些比较出名的小报，如《晶报》、《金钢钻报》等。至于家里的藏书，在苏州是出了名的，据讲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家里专门有两间很大的房间，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整整齐齐摆满了书。除了为数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外，父亲不薄古人也爱今人，现代和当代出版的书籍，各种名著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他都及时买进。尤其是“五四”以后一些最新鲜最富营养的作品，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他都一本不落。

大姐元和曾回忆说：“父亲最喜欢书，记得小时候在上海，父亲去四马路买书，从第一家书店买的书丢在第二家书店，从第二家买的书丢在第三家书店……这样一家家下去，最后让男仆再一家家把书捡回来，住的饭店的房间中到处堆满了书。”在苏州的闹市观前街上，有两家规模较大的书店，老板、伙计都与父亲很熟悉，父亲一去他们就陪着在书架前挑选。平时书店进了新书就整捆地送到家里来，父亲买书都是记账的，逢年过节由管家结账付钱。当时苏州的缙绅富户不少，但像父亲这样富在藏书、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

父亲的藏书我们可以自由翻看，他从不限制，书籍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但钟鸣鼎食、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满足，他想让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使她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开始办了一个幼儿园，他的初衷是想完成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系列规划，但因力所不及的种种原因。真正办成并坚持了十七年的只有乐益女中。为乐益，父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财产。余心正先生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曾经写道：

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接着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P3-6

序

楼宇烈

目前，庞旸女士给我来信说，由她编选的张允和老师的《我与昆曲》一书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希望我能为此书写一篇序。九年前(2002年)张老师的《昆曲日记》出版时，我曾写过一篇序，这次庞旸女士把张老师涉及昆曲的散文、讲话、书信集在一起出版，让关心昆曲、热爱昆曲的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张老师对昆曲艺术的深厚感情和深刻见地，诚可谓功德无量。

张老师生于1909年，卒于2002年，可谓是20世纪的同龄人。她一生与昆曲结缘，学习昆曲、研究昆曲、积极参加曲社活动、组织领导曲社、广交专业昆曲演员和业余曲友，为继承发扬昆曲艺术不遗余力，见证了20世纪中国昆曲艺术的兴衰史。所以。当年我在《昆曲日记》的序中称，该书为“一份珍贵的当代昆曲史料”。如今，本书又把张老师所有有关昆曲的文字收入，其史料价值无疑就更为珍贵了。

20世纪60年代初，经吴则虞先生介绍，我加入俞平伯先生领导的“北京昆曲研习社”，由此而结识了张允和老师。那时，每周六晚研习社在和平门外陆剑霞老师家有拍曲、唱曲、排身段等活动，我每次去几乎都能见到张老师，她热情地接待每一位曲友，帮助拍曲老师指导我们这些初学者学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平时假目，她也会邀请我们这些晚辈到她家中做客，谈谈昆曲、唱唱昆曲，讨论讨论曲社的事，拉拉家常，十分亲切温馨，她先后在景山后街的家和朝阳门南小街的家，都是我常去的地方。

1987年张老师把领导“北京昆曲研习社”的重担交给了我。由她推荐，经社员大会选举，我当了研习社“主委”，但由于我当时学校行政和教学工作比较忙，对曲界各方面的朋友也不是很熟悉，所以许多国内外曲社间、曲友间的联络、联谊活动还都是靠张老师来做的，研习社的许多重要活动也都是在她的建议和指导下进行的。我在《昆曲日记》序中就提道：“当她听到昆曲在2001年5月18曰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的消息之后，虽然这时她的身体已很虚弱，但对这一继承发扬昆曲艺术新曙光的出现，仍欢欣鼓舞，兴奋不已。她一方面积极向曲社提建议，为曲社的工作出谋划策，同时亲自出马积极与海内外曲友联络，探讨弘扬昆曲艺术的问题。”张老师对继承发扬昆曲艺术的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心中，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谨以此短文悼念张老师仙逝十一周年，兼充本书之序。

斯人已逝，斯文长存！

2013年9月9日

编后絮语

庞旸

张允和四十岁出头的时候，经历了她人生道路上第二次大的变故。

第一次是在抗日时期，她随夫君周有光逃难到重庆。战时条件艰苦，缺医少药，致使她失去了年幼的女儿，还差一点儿失去唯一的儿子。第二次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对历史教学有独到见解而被叶圣陶特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历史教科书的她，竟莫名其妙地成了“老虎”。她急流勇退。自愿“下岗”当了一名家庭妇女。从此，她“没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真正成了一个最平凡的人，也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为什么快乐呢？因为，她从此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允和自幼就在父亲的影响下习过昆曲。1952年“下岗”后，她在上海跟昆曲艺人张传芳学昆曲，还与老师一同编写了一系列的身段谱。1956年，俞平伯先生与致力于昆曲事业的同好，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昆曲研习社，张允和担任联络组组长。从此，学习、欣赏昆曲，排演、研究昆曲，成了张允和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曲社在“文革”中一度中断，1979年恢复后，她又接替平伯老担任了曲社社长。她终日忙于曲社事务，孜孜砣砣，乐此不疲，直到2002年以九十三岁的高龄离世。她将后半生，半个世纪的花样年华，都奉献给了无比热爱的昆曲事业。

不仅如此，她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写下四五十万字的《昆曲日记》。这部后来由她的学生、继任曲社社长欧阳启名整理出版的《昆曲日记》，详细记录了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日常活动，记录了我国文化部门和各剧院团对昆曲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以及海内外曲友对于昆曲的执着追求；同时，还收入了允和老师研究昆曲的论文、讲话稿以及有关昆曲的往来书信等，为我国的昆曲事业留下了一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弥足珍贵。  高级知识分子张允和中年被迫“下岗”，是不幸的；然而塞翁失马，“允和不幸昆曲幸”。

在我国众多的传统戏曲中，昆曲是最古老、最高雅的一种，被称为“百戏之祖”。因其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性，为历代的知识分子所钟爱；但也因其过于风雅，曲高和寡，从18世纪就开始没落，一度濒于失传。正是由于俞平伯、张允和及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的热爱者、研习者和传播者的努力，昆曲才得以保留和传承下来。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标志着昆曲这种古雅优美的中国传统艺术得到了世界公认。从这个角度来看允和老师为振兴昆曲所做的半生努力，不是特别有意义，特别令人景仰吗？

在允和老师诞辰一百零五年之际，百花文艺出版社约我编这样一本书。我虽不大懂昆曲，但对允和老师、对昆曲的兴趣由来已久，欣然应命。这个编事得到一百零八岁高龄的周有光老人、周老与允和老师的儿子周晓平先生、孙女周和庆女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还有幸请到北京昆曲研习社第三任社长楼宇烈先生、第四任社长欧阳启名女士和曲社秘书王浞华先生写作序、跋。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尽可能全地收入了允和老师关于昆曲的散文、论文、讲话稿和书信，及一小部分《昆曲日记》。全书分四部分，各部分基本按写作年月编排，以求帮助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允和老师与昆曲的渊源、情感，曲事活动及理论贡献。其中论文、讲话稿和书信多来自《昆曲日记》，这也是我要特别感谢欧阳启名老师的。

2013年8月31日

于北京华严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