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系吴锡九先生的自传。吴锡九早年留学美国，是美国第一批掌握晶体管技术的中国研究人员之一。五十多年前，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爱国留学生奋力挣脱美国麦卡锡主义控制，纷纷回归家园建设祖国，进而形成了“百人回归”的热潮。当时的吴锡九亦追随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绕道北非、欧洲，携妻返国，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二十二年。之后他回美效力于惠普公司，其间仍不断致力于中美两国间科技文化的交流。在退休之后，他又关注绿色能源开发。现已八旬的他主要身份是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主席。

吴锡九，1932年生于上海。1949年年初从南洋模范中学提前毕业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电子工程，1954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学硕士学位，是美国第一批掌握晶体管技术的研究人员。

《回归》共分六个篇章，以时间为主轴讲述了吴锡九的童年生活、南模时代、赴美留学以及之后他三度"回归"的经历--回中国科技兴国，回美国搞科研，回归自然致力于中美绿色能源开发合作。文中不时可见一个科技人对于祖国的振兴乃至全球的发展的担当与思考。

《回归》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

一、上海成长千里姻缘

我的家庭和中小学

丽中的家庭和中小学

赴美留学，千里姻缘一线牵

二、风雨同舟十年辉煌

我们的回归

百人回归，振兴中华

相聚中关村，奠基科学院

在中科院的岁月

物理所和第一个晶体管的诞生

访苏考察和悠如出生

“大跃进”下的“109机”和“109工厂”

研制“0515”固体电路和受聘“科大”

七千人大会和广州会议

第一台微型组件计算机的研制

三、身逢“文革”痛遭浩劫

突遇《五一六通知》

批斗杜润生、张劲夫

红卫兵抄家，受隔离审查

军宣队进驻和“第一号通令”

上海亲人遭难

丽中的“干校生涯”

临潼生涯和“可靠性”研究

政治大变革，家境大变化

礼送出国

四、重返美国春华秋实

美国变革，面目一新

科技创新，硅谷兴起

惠普与我

硅谷华人科技创业的奋斗历程

投身创建“硅异”，亲验硅谷创新

族聚美国，枝繁花荣

五、天堑通途牵线筑桥

改革开放，伟大的转折

振元邀请，回访祖国

南方谈话，强势前进

组织召开“2004上海会议”

退而不休，创办协会

追悼小叔，尊师重教

六、开发“绿能”老而弥坚

百变硅谷，硅谷变绿

太湖惊变，紧迫我心

“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应运而生

北京论坛，绿色主题

华盛顿之行

中美绿色合作新纪元

后记我们的三度回归和绿色心愿

一、上海成长千里姻缘

我的家庭和中小学

家庭

从19世纪末到如今21世纪初，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世界格局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转型的一百多年。其间，中国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八年抗日、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十年“文革”、改革开放、中华崛起的种种重大历史变革。这一百多年，让人无比震撼，感慨万千。

这一百多年，对于我的父亲和我自己来说，两代人也正先后经历着从出生、学习、奋斗到成家和创业的人生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我们都曾获得过不断进取、事业有成的喜悦，也遭受过政治迫害、悲痛黑暗的苦难，人生的悲喜荣辱常交融于胸。但是若把我们家庭和个人命运的沉浮放到这大浪淘沙、气势磅礴的百年风云中去品味，我们就会通达、开朗许多。’以历史的坐标来衡量，我为父亲和我自己能在这场旷世巨变中有所参与、有所作为和有所贡献而倍感欣慰。

因志存高远，故自觉任重而道长。我想，我们家两代人的人生履历、前途命运的写照，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足迹，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缩影。所以，我想通过回忆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和本身的成长轨迹，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同时也审视时代的巨变和进步。

父母对我的教导和培育，特别是父亲的政治理想、奋斗目标、品格魅力、行为风范，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的宝贵财富，让我终生感恩。父亲吴士槐生于1896年，正是甲午中日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相继发生年间，国家积贫积弱，风雨飘摇。作为在这一历史环境下成长的知识分子，他立志技术抗寇、实业救国。

我们吴氏家族在浙江浦江前吴村族聚而居，世代崇尚勤学苦读，历代均为书香门第。但由于祖父性格豪爽，得罪了上司而丢了官，在怀才不遇、心情抑郁之下染上了不良嗜好，遂将田产逐渐典卖殆尽，自此家道中落、家境巨变，这正值父亲的童年时代。

祖父故世，整个家庭只能依靠祖母苦苦支撑。祖母是个非凡的妇女，她刻苦、坚强、聪明、能干，对人极富同情心，在村里素有贤名，在亲属中广有威信。父亲是长子，祖母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而过早尝到人世问辛酸苦辣、感到沉重压力的父亲，在祖母的言传身教和生活磨炼中，顽强地成长起来。祖母的贤德和其他优良品格，深深地影响了父亲，亦为父亲的豁达大度、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提携乡人、照顾亲属、乐做善事等性格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不可取代的作用，故父亲一生待母至孝。

父亲从小爱读书，成绩优秀。他先读私塾，后上学堂——那时已废除科举，开始兴办学堂。在私塾中，父亲接受了儒家文化的传统教育；而在学堂，父亲学到了数学、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新学使他打开了眼界，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当父亲通过学习，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富强起来，便恃强凌弱侵略中国，除此之外，中国还遭受其他坚船利炮西方列强的蹂躏，他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贫穷落后是要受欺挨打的。于是，父亲树立起自己要发奋有为、用实业来救国、以技术来强国的志向。

16岁时，父亲怀抱着奋斗的理想，在祖母的支持下，借了村人的钱，只身离开家乡浦江去省会杭州应试，决意攻读工科，学习科技。不久，父亲如愿考上了著名的浙江省立甲等工业学校，即浙江大学的前身。进入这所高等学府，父亲扩大了眼界，洞察到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接触了更多的新科学、新技术。父亲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立志要当一个出色的技术专家，企望将来能为工业救国作贡献。

四年后，父亲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他作为品学兼优的学生，深得许炳垄校长的赏识。许校长主动全力帮助父亲找工作。当时，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民族工业，而纺织业是中国轻工业的主轴，故许校长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举荐父亲到上海的日本内外棉五厂去工作。许校长叮咛父亲：暂时克制对日产的抵触情绪，去把先进于中国的日本纺织技术和管理模式学到手，将来用于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工业。为了强国、报国，父亲毅然前往该厂当了一名练习生，白天利用一切机会在现场积累实践经验，晚上根据实际问题研究理论，这样潜心磨砺了三年。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父亲出于爱国义愤，参与组织反帝大罢工，后来受到追捕，暂避他乡，备受颠沛流离之苦。P1-3

我很高兴为锡九的回忆录写序。过去，我与锡九多次擦肩而过，直到2007年我们才相识。此后，我们同在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一个民间非营利性志愿者组织工作，我们成了挚友，他是主席，我是总裁。我们都深信美国和中国必须一起迎战世界环境的恶化。绿色能源是美国和中国有需要并能合作的广阔领域。

我欣然为他的回忆录作序，不但因为他和我是同就学于麻省理工学院电子电气工程系的校友，而且因为我们同在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一起工作有五年之久。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一直默契而有效地工作着。

锡九比我大8岁，当我进麻省理工学院时，他已于1956年回中国，然而我们都受教于相同的教授们，并且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有相同的经历，虽然他的专业是计算机和电子，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和控制系统。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去了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斯坦福大学作为顾问教授，加入了比尔·林维尔教授的工程经济系统系。比尔和他的孪生兄弟约翰·林维尔曾受教于吉耶曼教授，锡九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时也是在吉耶曼教授门下。有这一层学缘关系，我们互相倍感亲切。

过去的40年，我有机会见证并积极参加了硅谷的诞生和半导体革命的第一次浪潮。除了在斯坦福大学以外，我还在斯坦福国际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与人共建创业投资公司——系统控制公司；积极参加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工作，包括1982年担任该协会的主席；与人共建伍德塞德风险投资公司。在此期间，我见证了仙童公司生产晶体管，英特尔公司研制集成电路，惠普公司和其他公司研制计算机，这些都促使硅谷带动了美国的技术发展，而那时美国正逐渐引领世界的技术发展。

在与锡九交往中，我得知1956年他回中国后，与一批科学家也走了类似的发展道路。那时，中国在科学交流方面与世界隔绝，然而其发展却与硅谷的发展模式有相似之处，在相距不多的时间内，锡九和他的同事们在中国开拓了与世界齐头并进的道路。这段历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赞赏。在当时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所取得的卓越成果，为中国今日在技术方面跃进到高水平并成为世界力量作好了准备。

我与中国有很深的关系，自1980年首次访华后，我先后访问中国40多次。我曾受江泽民的邀请，那时他还不是国家主席，把电网控制技术介绍给中国，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建立电网控制中心。后来我又通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江泽民主席提出部分产业私有化的建议。

由于我逐步深刻地了解到美中关系存在着起伏变化，我长期在思索促进这两个国家关系的方法。和锡九在一起，我找到了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通过绿色能源，两个国家可以合作，共同努力，成为先导者，真实地提供改善环境的积极效果，使21世纪成为“绿色世纪”。

我和丽中的六十多年，可以说是一部“回归三部曲”。

想当初，我们天真地赴美留学。到了1956年，我和丽中怀着要用科技来振兴祖国的激情毅然回国，走上与新中国“风雨同舟”的回归之路。

第一次的回归，让我经历了振奋人心的科技辉煌，体验了艰苦奋斗，然而也使我受到了“左”的路线的冲击，经历了知识分子命运的沉浮，特别是遭遇了“文革”的劫难。一场浩劫更让我看清了尊重科学、发展经济对于中国有多么重要，这使我今后要为中国科技发展尽一份力的心愿一直没有改变。同时，也让我体会到从1956年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间，由于美中两国的对立、封锁，已给双方都带来了很大损害。

我们出国后的再度回归之举，正值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美中关系有了改善之时。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由于我在惠普研究院工作，有机会参加了促进成立中美第一个合资公司“中国惠普”的工作，以后又参加了促成中美间的软件合作等项目，从中让我深切认识到中美科技合作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双方通过合作互补能够得到双赢。这个经历和认识更加坚定了我要为中美科技合作出力的意愿。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曾几十次“回归”中国，致力于科教、企业方面的中美科技合作。我和丽中投身于“促合”工作，认认真真地走了近三十年的“回归之路”。

再度的回归使我亲身体验到，中国科技、企业接触和学习到了世界科学技术，培养了人才。外资的引进让中国的企业拓展了发展空间，而美国则开拓了国际市场，中美两国同时取得了巨大的盈利，合作有广阔的空间。

可是在三十多年的促进合作过程中，尽管我们促进了一系列项目的合作，形势也在一天天好起来，但总还是深切地感到，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上的不同，双方的科技合作时合时分、时热时冷、时快时慢。双方合作层面不对等，波折起伏，不尽如人意，始终还未能寻求到一个可以让两国定为国策、不可或缺、互相依存、联合发展、前景广阔的“交集”。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索、探求着中美两国科技合作的最理想的科目。时代发展至今，我在年已八旬时终于有了解答。中美在绿色能源方面可以合作，可以超越诸多因素，成为最好的、可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从2000年到2012年，我们经历了从组织协会，到促绿合作的第三度回归。自从我第二次退休后，便集中精力组织协会，来汇聚硅谷、湾区的老、中、青精英，整合各方力量，使之有力地促进美中科技合作。我们从2001年发起组建了“复旦(美国硅谷)教育基金会”；2004年组建了BCAIA(伯克利加大华人国际协会)；特别是于2007年组建了“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努力促进中美合作更上一层楼。我们逐步认识到美国和中国在造成地球暖化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绿能方面合作，包括整合知识和人才在内的两国的资源，可以共同保护人们的生活环境，并为全球合作树立榜样，所以促进美中绿色经济、绿色能源的合作是两国最有意义的合作。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一书中说：“谈环境与绿能，其主要理由应还原到一个基点上，那就是人类正处在一个‘大转型中’，将要过渡到另一个世界中去。”

由于我和硅谷、湾区的一批科学家、企业家、创投家有了这样的共识，产生了要共同联合起来为中美两国在绿色能源合作方面出力的心愿、追求和行动。

如果说我们的首度回归是在追求科技强国理想的“爱国之路”的话，那么我们的再度回归是在走追求促进美中科技合作的“合作之路”，而我们第三度的回归，则是在走追求推动绿色能源合作与发展的“促绿之路”。这三个追求构成了我们六十多年的人生轨迹，成为我们“回归三部曲”的主旋律。

而如今，人类终于觉醒起来了，要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使环境可持续地发展，认识到要为子孙后代造福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负的责任。这个人类世界观的“回归”，能拯救地球、惠及世代。

我愿“绿色”能使中国和美国都振兴发达，愿中美两国开创绿色合作新纪元，愿人类能绿色常青、世代繁荣!

回顾往昔，历史证明，我们的追求之心、回归之路，是对的。

2012年是我俩的八秩寿辰，这本回忆录历经5年写作终于面世了。回忆录凝聚着许多人的关爱与支持，真挚情意，储在卷帙，藏于心问。

承蒙中国前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创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宋健博士为本书欣然执笔题词。

上海南模中学同班同学、中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前驻美大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华侨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李道豫先生和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共同创建人、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前会长拉森博士为本书作序。惠赐深情厚意，诚挚勉励，我们毕生铭记。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谭炳麟教授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陈昕总裁对本书写作、出版的关注。本书的编写，多承吴福群弟、章仰高兄倾注了大量心血，全身心地投入，衷心感谢。

感谢挚友、亲属，蒋彦振、高锴、朱永孜、顾天荣、徐燕武、居悌等多次关怀和指教；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辑潘涛长期鼓励支持，《人民日报》记者管志华参与审稿，蒋惠雍、徐思思整合定稿，付梓出版。同时向所有关心和帮助我们出版本书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值此人类进入“绿色革命”的新世纪，编印此书，以促成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