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广林编著的《海南历史文化(第3卷)》为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基地海南大学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基地主办的学刊，《海南历史文化(第3卷)》以海南历史为主线，以海南文化研究为切入点，重点研究与海南精神相关的领域，本期侧重对海南地方文化的抒写，尤其是“大文化”概念下的研究，兼顾理论性和实证性、地方性和全国性。

闫广林编著的《海南历史文化(第3卷)》以海南历史为主线，以海南文化研究为切入点，重点研究与海南精神相关的领域，如历史哲学、文化传承、移民轨迹、域外海南等。

《海南历史文化(第3卷)》尝试从历史走向文化，超越海南研究或南海研究的范围，将视野延伸到边疆研究、地域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多个方面。特别邀请具有全国视野的历史研究名家撰稿。在海南传统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本期侧重对海南地方文化的抒写，尤其是“大文化”概念下的研究，兼顾理论性和实证性、地方性和全国性。

·名家特稿

 文明困境与历史挑战

·海南移民史

 海南人口迁移路径问题

 从地名看海南移民文化

 从文昌迁琼始祖墓地看移民的“风水”观

 海南人的移民情结

 唐宋之后移民在海南的宗族构建

 清代海南移民的新趋势

·南洋文化研究

 下南洋，跨世纪的悲壮

 海南文化的近代转捩

 海口骑楼老街的形成

 论海口骑楼街区之拯救

·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论非遗文化的市场经济与产业化重构

 ——以海南为例

 记忆与文化的象征

 ——琼剧大师梁家墚的故事

 黎锦传承与保护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黎族文身的抢救性保护与合理利用

 海南现存金石刻文简述

·域外文评

 拂拭尘积见海南

 ——读辛世彪译注两种

 再现他者与自我书写

 ——从香便文的《海南纪行》谈传教士的域外书写

 织物的历史、记忆与未来

 ——黎锦与东南亚织品的比较

稿约

对马克斯·韦伯及20世纪晚期的许多西方专家而言，基督教在中国繁荣及其产业化的可能性很低——甚至与欧洲去基督教的可能性一样低。这不足为奇。

位于上海市南边的浙江省温州市，是中国著名的制造之乡。这个城市里有800万人口，并且仍在继续增长。它被誉为中国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城市，一个自由市场下的城市，国家只扮演着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纺织厂和堆积的煤炭的景象，可能让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觉得亲切——这里就是亚洲的曼彻斯特。

然而，真正让人着迷的是，温州人不仅从西方引入了工作伦理．他们还引进了新教。150年前英国传教士在这里埋下种子，以最出人意料的形式，迎来了迟到的萌芽。“文化大革命”前，温州城里仅有480座基督教堂，如今得到政府批准的教堂就已达1339座之多。新建的教堂，屋顶上大多竖立着明亮的红色霓虹十字架。由此看来，温州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也就不足为奇了。2002年，基督徒已占到温州人口总数的14％，今天，这一比例只会更高。在温州附近的农村，各个村庄也争相攀比其教堂塔尖之高。

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已绝非鸦片之于民众。温州最虔诚的基督徒中，有一群被称为“老板基督徒”，如企业家、世界第三大制笔商、爱好公司主席张汉平。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张汉平就是市场经济与基督教伦理成功融合的鲜活典范。农民出身的张汉平1979年开始做塑料生意，8年后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制笔厂，现在，他手下约有5000名工人，每年生产5亿支笔。在他看来，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繁荣起来，是因为基督教为努力应对社会转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道德框架：今天的中国社会上信任缺失，尔虞我诈，员工偷窃雇主，姑娘诈婚骗取财礼，有毒食品与豆腐渣工程等处处可见；可以信任基督徒教友．因为他们努力工作，诚实守信。

今天，南京的圣保罗堂是一个典型的官方“三自”教堂。在这里，会众已经从1994年的几百人发展到约5000名固定礼拜者。这座教堂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新成员须在附近4个附属小教堂里通过闭路电视观看礼拜的过程。自从1982年的第19号文件颁布后，“家庭教会”运动也断断续续地得到了官方允许，教徒们或公开或秘密地在家中会面，并往往采用美国的礼拜方式。

在北京，礼拜者蜂拥到金明日牧师所在的锡安教堂，这是一座只有350名成员的非官方教堂，但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企业家或职场精英，并且年龄都在40岁以下。在中国，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唐逸等中国学者公开预测，基督教信仰可能将中国文化基督教化，尽管它或许“和佛教一样，被中国文化吸收……并成为中国式宗教”，或“保留其基本的西方特点，成为一种次文化非主流宗教”。

学者卓新平认为：“基督教对超然存在的理解”，在当代西方人们接受社会和政治多元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卓新平指出：“只有将对超然存在的这种理解作为我们的标准，我们才能理解自由、人权、宽容、平等、公正、民主、法治、普遍性和环境保护等概念的真实含义。”

基督徒、电影制作人远志明也对此表示赞同：“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改信基督教的赵晓教授也指出，基督教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公共道德基础”，这个基础可以减少腐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慈善发展，甚至是防止污染。另一学者也指出：“经济的可行性需要严谨的道德风貌，不仅仅是消费享乐主义和虚假欺诈策略。”

在我的研究历史上，这是引用最长的一则综述性资料。

上述关于基督教在中国当代传播情况的调查与回顾综述，以及中国相关人士的看法与评价，是英国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近著《文明》中的一个专节——“中国的耶路撒冷”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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