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的微风吹来——朝晨已经开始了。饭后,步至河沿。那树木都已复苏了,望见顶上都微微盖了许多叶影,那些叶芽却都长的繁密了。更有那些纤嫩的垂柳,仿佛得春独早,树叶都转青了。现在被初春暖气一烘,好像都出了狱了,更经这晨光照着,都很快的放出一鲜绿的香气来,几个黄鹂儿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婉转的歌唱,表示春光明媚的景致。
那地土生命也都复苏了,由于一种暖气,在那河沿上的杂草,茂盛光荣的滋生起来,在我的足下吱吱的响。
我在这河傍,对于这清洁自由的大气,本是一种绝好的呼吸,如同喝酒一样,深深的喝了一气,肚子里的闷气浸润着,觉得一股鲜风穿人肺里,直透进心里面,身上顿时觉得爽快无比,如登仙境,快哉!!!
午后,张德思君跟杨定安君来访羡之,因羡之他往,二君即稍事等候,我见他们都乘自行车而来,乘他们休息,遂骑车上街中跑跑,游戏一回。
二时余,右丞来约往梅亭师家,因梅亭未在,遂至希庵寓.略谈片时。右丞尚要去刘向之家,遂分道而行,我回家去。
晚间,同千子、直亭下一回军棋,聊解忧闷,又谈谈国家大事。十时余,各人都回家就寝,我亦得应酬故事,拉开被子就寝。
天气:上午晴朗,空中时有白云。下午有风。
要事:李景林军飞机在北京城四处放炸弹,计有十一处。
李景林、张宗昌军大举进攻迫京畿。
国民军有与吴军议和合作攻奉说,但不知确否。
四月四日礼拜日
连日放假,无所事事,除吃饭睡觉以外,嬉嬉终日,很觉无聊,空负春光明媚。每想出城踏青,因京畿一带连日炮火连天,无机可乘,闷坐斗室,埋头终日,闷甚!闷甚!
下午,一奇事窃案发生于吾室:赵君与杨、张诸君在吾家休息,赵君痴甚。故吾与千子、兴之嬉戏,乘其睡甜,以笔画彼脸上,成一大花脸,赵君亦不之觉,待赵君醒,众人皆狎笑之,彼犹不觉,复拉彼至门前,街人亦复大笑,后赵君觉,亦不我怪,复睡之。至晚昏时,杨君忽然问彼借钱,彼即开皮包数之,或少十元钞票一张,一元零洋,赵君非常着急!四处找寻无迹,观其颜及言,待疑为吾二人乎?直亭及千子复兴之说抱歉语,复潮[嘲]之。吾以良心说话:吾二人绝非十元价值之人,吾二人似其为人痴呆无状,亦复原谅之,并未与彼相争!移时,观赵君意:“彼钱差非吾等(但未指明)所拿,则钱又何往也。”杨、张因恐其出言无拘,招染是非,遂即出走。饭后,吾与千子、直亭、羡之猜想:某君知赵君痴呆,或取之亦未可知也,观其种种疑迹,某君偷之必无疑矣。但其种种疑迹吾等未敢明言也。以此事已成过去,说之亦无益。只是以后,吾得一前车之鉴,不敢再与此等不相知之人再嬉戏也。
天气:尚属晴明。只是多风。
要事:李军飞机又在北京乱扔炸弹,计有五处。
四月五日礼拜一
春风连日不止,今天又是植树节,唉!原来的计划都失败了。
我被这温和的阳光照着,春风拂拂的吹衣,思想起野外的风景,何等的自然,何等的幽美——春天的清草[早],四围烘托着薄灰的浅雾,足下的绿茸茸的青草,挂着浓露。沿路的桃花杏花香得怎样芬芳,粉扑扑的柳絮飞满了春城,和沿路的青山,远远的隔岸的森林的葱茏景色。从那蓊蔚的柳树里,吹出钓辀格碟的鸟声,一会黄鹂咕咕作响,忽地又听金丝雀发出那嚯嚯的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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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陌生人的陈旧日记,显然,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讲,是需要一些“导读”式的回忆文字的.以下就是这样的一些说明的文字,它也是我对家族和先父的一些记忆和缅怀。其实,那也是历史的一个窗口。一祖父郭增昌
先父人生的定格,一定是最早由他的父亲的影响形成的(另外一个是他的堂兄郭挺一)。
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
祖父郭增昌,山西定襄镇安寨人。我对他最早的认识,是从他人保定军校时开始的。因为家庭贫困,于是“好男当兵”,他是第八期骑兵科的学员,学习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也就是说,他是山西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保定军校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人才众出的场所,它先后为北洋以及各地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即以晋军为例:杨爱源、孙楚、荣鸿胪、周玳、杜春沂、傅作义、鲁英麟、李生达、王靖国、李服膺、赵承绶等出自该校,而后来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如陈诚、张治中、黄绍竑、刘文辉、刘峙、薛岳、白崇禧、顾祝同、何健、熊式辉等亦由该校涌出,第八期就有陈诚、周至柔、马法五等。在保定,郭增昌结识的最好的朋友是金佛庄、郜子举,这两个人后来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队长(还有郭俊)。保定军校地处京津一带,从“五四”开始就深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影响,也开始为开设者之初衷相违。比如郭增昌他们曾成立有“壬戌社”。据金佛庄烈士的《自述》,它是以罗致各省革命军人同志以谋中国革命为宗旨,而人手处即是掌握军事势力以改造中国。
也是为了探寻改造中国的真理,郭增昌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发起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据其成员之一罗章龙后来提供的名单,这个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研究团体的山西成员,还有高君宇、贺昌、王振翼、石评梅等,而这个团体的参加者不独局限在北大,后来它影响波及至平津等地。
一九二○年三月,北大师生李大钊、邓中夏与山西人高君宇等酝酿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为建党进行思想和干部的准备工作,于是就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再由高君宇等十九人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公布成立启事,遂将之作为公开团体,吸纳会员。《启示》称:已筹得百十元购书费,拟购备《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学(字)各一套,以为收藏、阅览、开会、讨论之用,“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为悬鹄。
当时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一向倡导“思想自由”,为这一团体提供了便利,在北大二院(马神庙理科)设立有办公室和图书室,并题名为“亢慕义斋”(英语“共产主义”之音译),门旁两边的对联分别就是中国共产主义之“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的一句名言:“出实验室人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盖陈独秀曾云:“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李大钊则曾感慨南方青年较北方青年的强悍更富于活力,若南北青年济济一堂,致力于革命学说的研究和运动,则中国当日趋强盛。这副对联反映的是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情操。
按“研究会”的章程,对会员的要求是“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可申请加入,也可由会员介绍,外地可通信加入。时在北大读书的人高君宇系发起人之一,由他介绍,便有“太原中学”(即太原省立一中)的王仲一(振翼)、贺其颖(昌)以及时在保定军校学习的郭增昌参加,这还有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石评梅。那时高君宇正与石评梅相恋,感情之外更有思想的交流和提高,石评梅的加入无疑是高君宇的介绍了。以上五人即是“研究会”山西的早期会员(可见于罗章龙的《椿园载记》),后来该团体人数增多(达百人有余),如铁路系统中即有负责津浦路工人运动的王荷波(他是山西籍贯)、正太路的孙云鹏、京绥路的张太清、京汉路的史文彬等。这个团体与当时北大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其中的丰台组书记也就是原太原一中的李毓棠),都是中共成立后北方区委的外围组织,其活动一直开展到一九二六年“三·一八”北方革命形势逆转之时。
“研究会”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学习(搜集书刊、讨论)、宣传(讲演、翻译并出版)马克思主义,尤其“特别研究”《共产党宜言》以及关于劳动运动和远东等问题,并拟“固定研究”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等)、社会主义运动(各国的比较和批评等)以及俄国革命,也研究“世界资本主义掠夺弱小国家(如中国)等实况”。
《郭根日记》编著者散木。
《郭根日记》内容提要:本书是作者早年读书于北京师大附中和青岛大学(两校皆为民国时期的名校)所记日记。其父、兄(郭增昌、郭挺一)是山西较早的共产党人,日记记录了其相关活动,并记录了民国二三十年代山西在京同乡会的活动,以及作者接受进步思想、从事新文学运动的惰况,同时,作者是中国新闻学史著名人物邵飘萍的女婿,在其日记中亦详细记录了与邵乃贤恋爱和结婚的全过程。作者的这部日记,不仅对民国时期的中学、大学学制和校园内外的社团活动多有真实的记录,尚不乏时代风云变幻的性情文字,保存至今,可谓罕觏。本书圈版附有一些作者保存下来的历史照片和史料,其中绝大多数系首次披露,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另外,编者在“前言”和“年谱”中梳理了作者的生平,有助于读者深人地阅读。
《郭根日记》编著者散木。
郭根(一九一一~一九八一),叉名良才,笔名木耳、焦尾琴。山西定襄人。作者早年读书于北京师大附中,期间酷爱文学和体育,思想也十分进步。一九三一年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曾参与“北方左联”和“反帝大同盟”等活动,后成为著名记者和报人。
一九四九年后,作者相继担任《人民日报》资料塞副主任、《文汇报》副总编、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出版社编辑、山西师范学院(后为山西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另著有《百年史话》《云冈散记》《一代报人邵飘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