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刚编著的这本《隋唐五代史》通过细讲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介绍了隋唐兴衰过程，如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的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感，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书后附录大事记，旨在对隋唐这段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对两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王的传承有所知晓；附录历史地图，在于对本段历史地理形势方位有个立体印象；附录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索引。

孙英刚编著的这本《隋唐五代史》系“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之一。全书旨在以通俗的形式介绍隋唐兴衰过程，阐述唐朝在某程度上更是隋朝的伸展，兼论五代。隋唐深刻影响往后的宋、元、明、清以至今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书后附有大事年表、帝王世系以及历史地图。

序一

序二

导语

第一章 帝国的统一和隋朝的兴衰

 第一节 隋文帝的上台及改革

 第二节 三百年分裂后的重新统一

 第三节 隋文帝的佛教意识形态

 第四节 隋炀帝的急政及隋朝的衰亡

第二章 李唐兴起与帝国的巩固

 第一节 隋末群雄逐鹿的知识和信仰背景

 第二节 李唐及其竞争对手

 第三节 玄武门之变与权力传承

 第四节 贞观之治

第三章 东亚格局的起伏和文化融合

 第一节 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

 第二节 唐前期东北亚政局的嬗变

 第三节 高句丽、百济的灭亡和日本的战败

 第四节 遗民、遣唐使和文化交流

第四章 大唐帝国的拓展和文化自信

 第一节 初虽效之，终能反之——破灭突厥

 第二节 经营西域和安抚吐蕃

 第三节 与印度关系的嬗变

 第四节 太宗后期的权力角逐

第五章 崇佛的武则天

 第一节 武周政权的登场

 第二节 佛教政治意识形态：冲突与融合

 第三节 天后的都市：洛阳的最后辉煌

 第四节 武周政权的意义

第六章 玄宗改革与中古贵族政治的终结

 第一节 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格局

 第二节 皇位从中宗系转入睿宗系

 第三节 玄宗的政治改革与贵族政治的终结

 第四节 玄宗改革的历史意义

第七章 宽容而灿烂的精神世界

 第一节 西行求法运动和佛教的本土化

 第二节 绚烂的文化和艺术

 第三节 唐诗的世界

 第四节 科技发达的时代

第八章 亚洲历史图景中的安史之乱

 第一节 玄宗朝强盛局面的突然终结

 第二节 安史之乱的始末

 第三节 保守主义兴起和走向内转

第九章 中央权威的瓦解与唐朝的乱亡

 第一节 藩镇割据与唐朝恢复中央权威的斗争

 第二节 内政外交之连环性

 第三节 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及中央政府的党争

 第四节 唐朝的乱亡与五代的肇始

第十章 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和重新统一

 第一节 朱温代唐和五代前期的攻战

 第二节 契丹的崛起与南方的情形

 第三节 统一因素的滋长与五代后期的政治社会

第十一章 思想转型与世界帝国的终结

 第一节 回归古典的儒家思想运动

 第二节 武宗灭佛及其影响

 第三节 对其他宗教的迫害和宗教宽容政策的结束

 第四节 东亚信仰世界的重构

附录

 附录一 隋唐五代大事记

 附录二 唐朝皇帝世系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隋时期形势图

唐时期形势图

结束语

第二节 唐前期东北亚政局的嬗变

唐朝建立之后，高句丽本身也还没有从抵抗隋朝的战争中复原，唐朝的建立给高句丽改善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唐朝建立的第二年，高句丽就再度承认了中原王朝的宗主权并承担象征性的纳贡义务。为了改善关系，高句丽此后遣返了约一万名中原王朝战俘。不过显然高句丽并不敢大意，一面示好的同时，一面沿着辽河西岸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构建了一条坚固的防线，以防备唐朝的入侵。这条防线上有许多坚固的堡垒，在后来的战争中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防御工事。高句丽实际上也是以农耕定居为主的文明体，组织严密，并非如突厥一样不稳定，正因为如此，隋唐两朝对高句丽的战争持续了七十年，这场战争牵动着整个东亚的局势和历史的走向。

高旬丽和唐朝相安无事一直持续到唐太宗的统治后期。到了641年，太宗已经下定决心对高句丽动武。就像太宗将大唐帝国的势力拓展到中亚腹地之前让玄奘撰写《大唐西域记》一样，太宗很可能在641年之前就开始为战争做准备。他派遣职方部郎中陈大德开始收集有关高句丽军事防御的情报，同时开始放言说高句丽在汉武帝时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到了第二年，高句丽的内乱为唐太宗发动战争提供了一个借口。这一年高句丽的大臣渊盖苏文（603—666）发动政变杀死了高句丽的荣留王，改立其弟侄宝藏王为高句丽君主，自己担任大莫离支，独揽大权。渊盖苏文对唐朝向来不友好，也正是他负责修建辽河防线防备唐军，很显然，他当权后高句丽和唐朝的关系急转直下。此时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过去没多久，唐朝也刚刚从长期的内战中恢复元气，但是战乱造成的经济破坏，使唐太宗不得不谨慎推行对高句丽作战的计划。

但是到了贞观十七年（643），不论外部因素还是出于内政的考虑，都迫使太宗决心效法隋朝，攻灭高句丽。在外部，高句丽联合百济在几条战线上攻击对唐朝友好的新罗，切断了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当太宗试图用外交手段劝阻高句丽攻击新罗时，高句丽不予理睬，甚至拘押了唐朝的使节。就内部而言，唐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原先的太子李承乾因为造反的缘故被废黜（一说被杀），而其竞争者、野心勃勃而能力超群的魏王李泰也被逐出长安，太宗只好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然而在太宗看来，李治并不如自己那么英武，担心他不能驾驭自己死后的局面，那么在自己生前剪除李唐帝国潜在的敌人就变成了一个看似理智的选择。

太宗的战争计划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其中包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但是大将李勋坚决支持，主张用铁血手段对付帝国的敌人。李勋同时也是新太子李治的头号僚佐，在李治做晋王的时候就担任晋王长史（幕僚长）。有了李勋的支持，太宗决定启动战争计划。第二年秋天，唐朝的大军开始往东北开拔，数百艘海船担任运送军粮的任务。稍后太宗自己也前往洛阳——洛阳比长安更适合指挥战争，隋炀帝和稍后的高宗，在对高句丽作战时都是把前往洛阳作为第一个步骤。洛阳作为帝国东部堡垒的战略意义极大，安史之乱之前唐帝国对洛阳的轻视造成的惨重后果，也佐证了唐帝国东西两京互为犄角的战略意义。在安史之乱前的数百年间，洛阳是帝国维护核心区域的军事堡垒。高句丽跟突厥等游牧民族不同，他们也是农耕民族，擅长以坚城防守，所以后勤供应对战争胜利与否非常关键。太宗对这一点有清晰的认识。在洛阳，太宗正式对高句丽宣战，宣战诏书将渊盖苏文作为主要攻击对象，将其描述为弑君者，其对新罗的侵略也被唐朝当作发动战争的理由。

太宗在645年春天抵达东北前线，这时进入了最好的进攻的季节，雨季没有来，而天气也变得温暖。唐军兵分两路，太宗和李勤率唐军主力直扑辽东，而另一唐军名将张亮则帅四万多唐军乘坐五百多艘船只从海路袭击高句丽的首都平壤。唐军比之前的隋朝军队取得了更大的进展，李勤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曜兵鸭绿江上。到了五月份，唐军修筑了一条横穿辽河沼泽的堤道，攻克了高句丽重镇辽东城。而之前隋军从未攻克该城。但是唐朝大军没有及时直扑平壤，而是纠结于辽阳西南的安市城，结果在坚城之下两个月毫无进展。虽然击败了高句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迫使其投降，但是随着作战季节时间耗尽，唐军只好在严冬到来之前撤军。太宗的这次对高句丽的战争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攻占坚城，斩杀大量高句丽生力军，但是最终没有达到灭亡高句丽的战略目标。

唐朝撤军后，高句丽更加傲慢，重新入侵新罗，并拘留唐朝使节。百济也乘机袭取新罗二十余城，并且在其后数年，与唐中断往来。太宗则采取不断发动小规模进袭的办法，以图让高句丽疲于应对，耽误农时，削弱其经济基础。实际上太宗所采取的这种战术，是往常北亚游牧民族对付中原农耕民族的办法，高句丽也是组织严密的农耕社会。不过，这种不断骚扰的做法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647年和648年，太宗都派遣数万唐军侵扰高句丽，其中648年薛万彻带领的三万唐军乘坐战船进入鸭绿江，在今天辽宁丹东附近大败高句丽军。但是这些局部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局势。太宗生命的最后两年，依然将消灭高句丽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648年，太宗计划在次年以三十万大军彻底灭亡高句丽。但是随着太宗的突然去世，这一计划并未得到实施。高句丽问题要到高宗时代才最终解决。

P50－53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

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不论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物质文明等领域，还是在宗教、信仰、艺术、文学等精神世界，都取得了令后人赞叹的成就。如果非要总结唐朝繁荣富强的原因，可能离不开“世界主义”这个关键词。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在总结盛唐的精神气质时，用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词汇。我们不能说盛唐的气质只有这么一个层面，但是至少它可以归纳盛唐之盛的某些原因。

盛唐时代，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粟特胡商，活跃于帝国的各个角落，带来了玲琅满目的异域物品，正如薛爱华（Edward H.Schafer，1913—1991）在其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中描述的那样，外来物品极大丰富了中国自身的物质世界。由于唐朝的高度包容和繁荣，来自印度、中亚、波斯等地的佛教、摩尼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琐罗亚斯德教的传教士们跨越流沙而来，在中国传教。东方最大的都市长安中寺院遍布，各种宗教都得到一定的尊重和宽容。唐朝制度、文化、技术的优越性，吸引日本、新罗留学生泛海而来，就算九死一生都要来大陆学习，唐朝文明的各种成果也被移植到世界的其他地区，生根发芽。长安一度成为整个佛教世界的中心和圣地，日本几乎所有的宗派都把自己的祖庭设定为长安的某个寺院。从西域等其他文明来的音乐理论、新的乐器，丰富了盛唐的乐坛，绘画、雕塑、建筑等无不受到影响。几乎所有领域的成就，都离不开文化融合这一现象。可以说，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开放的帝国，它的核心文明体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兼收并蓄的，正是由于它的兼收并蓄，才造就了盛唐气象。

除了世界主义的气质，唐代文明臻于盛的原因，还在于它的制度创新，它在政治制度上远远走在其他文明前面，权力制衡的三省六部制、文官考试制度等等，都被日本等其他文明所学习。这一切造就了唐朝积极向上、乐观、浪漫的精神气质，而这种气质又反映在它的文学、艺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