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乔伊斯编著的《都柏林人》从1904年开始创作，曾被22家出版社退稿，前后历经9年挫折；1905年，乔伊斯与伦敦的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兹签下出版合同，但书商要求他删除或修改某些段落，原因是排字工拒绝排印，乔伊斯拒绝，于是书商退还书稿。1909年他和都柏林的出版商芒赛尔兄弟签定出版合同，但不久又传出修改的要求，这次乔伊斯接受了出版商的所有条件，只求尽快付梓，但是到了出版的最后一刻，出版商还是毁了版。1914年在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帮助与推荐下终于又由原来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兹将书出版，《都柏林人》半年内仅卖出六本、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一本都没卖出。出版后竟有民众用焚书来表达其愤怒。

《都柏林人》是詹姆斯·乔伊斯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集，称得上20世纪整个西方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了。1914年出版，置景于二三十年代的都柏林，截取中下层人民生活的横断面，一个片刻一群人，十五个故事汇集起来，宛若一幅印象主义的绘画，笔触简练，错落成篇，浮现出苍凉世态，遥远、清冷，然而精致。

《都柏林人》中的故事，以写实和讽刺的表现手法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期都柏林中下阶层的生活，瘫痪和死亡贯穿全书。在同样的底色上，《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集中描绘了一个忧郁敏感、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具有艺术家气质的青年形象。通过青年之口，乔伊斯表达了自己对宗教、艺术和人生的观点。后来，这个青年继续成长，走进了意识流宏篇《尤利西斯》之中。因此，阅读此书，将有助于阅读《尤利西斯》。

姐妹俩

逃学奇遇

阿拉比

伊夫琳

车赛过后

两个风流小伙儿

膳宿房的女老板

小小的一朵云

同命相连，角色对等

泥胎凡骨

一起惨痛的事故

选委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日

如此当妈

圣恩

圣诞雪夜忆故人

插图

两位可怜的妇人和送电报的男孩在阅读绸布上的卡片

他沿着堤岸慢慢走来

曼根的姐姐手扶栏杆上端低头朝向我

耶稣显灵谕示并许愿于圣女玛格丽特·玛丽·阿尔柯克

伊夫琳与弗兰克依依惜别

吉米和朋友们即兴跳起方舞

休姆街拐角处站着一位年轻女子

多兰先生无助地坐在宿舍的床边

小钱德勒从街上玩耍的孩子们中间穿过

法林顿在阿莱思先生办公室挨训

玛丽亚走进唐尼斯蛋糕店

达菲先生每天早上乘电车到市区上班

莱昂斯和格罗夫顿走进办公室

卡尔尼太太站在门口，气得脸色铁青

克南先生从地上被人扶起来

旅馆招待领着他们在走廊里行走

读了这张卡片我才真的相信他死了，然而我却不能进去看上一眼，我为此感到不安。如果他没有死，我有可能已进入那问店铺后面的小黑屋里，看到他坐在火炉旁的扶手椅上，几乎完全被厚厚的大衣所掩盖的样子。或许我姨妈又会让我给他带上一包“高级吐司”鼻烟。这一礼物将有助于他从迷迷糊糊的昏睡状态下醒过来。每次我都是把鼻烟从烟包里倒人他那黑色的鼻烟盒，因为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如果让他来倒的话，将会有一半鼻烟被撒在地上。即便这样，当他那只大手颤抖着把鼻烟送到他的鼻子跟前时，一缕一缕的烟末也会穿过手指撒落到他大衣的前襟上。也许正是这些雾状的烟末不停地飘撒，才使得他那件古老的牧师上衣呈现出淡绿色，因为那张他专门用来清除这些撒落的烟末的红手绢已经不起作用了。就连手绢本身，往往也是在用过一周之后便被烟末染黑了。

我多么想走进去看上他一眼，然而却没有勇气敲门。我沿着街道向阳的一侧慢慢走开，边走边浏览着店铺橱窗里张贴的戏剧广告。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是我，还是天气，似乎对他的死并不悲伤。我甚至觉得它在某种意义上对我是一种解脱，好像我从某种状态下解脱出来了似的。这使我颇感不安，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正像我姨父说的那样，他的确教给了我不少东西。他早先在罗马的爱尔兰学院读过书，是他教会了我拉丁语的正确发音。他也曾给我讲过罗马地下墓穴、拿破仑。波拿巴的故事，还告诉过我做弥撒时各种不同仪式的含义和牧师所穿礼仪服装的区别。有时他还怡然自得地向我提出一些疑难问题，譬如一个人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应该怎么办、哪些过失是致命的、哪些过失是可以原谅的、哪些过失是一般的瑕疵等。他的问题使我明白了教堂的某些习俗制度是何等地复杂神秘，而我却一直把它们视为极其简单的行为而已。牧师对于圣餐仪式和对于告解室隐情的责任之重大，不仅使我感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又怎么会有勇气敢于承担。当我听到他说教堂里的神父们为了阐明这些复杂的问题所写的书像《邮政指南》那样厚重，像报纸上登载的法律告示那样印刷精细时，我也就不足为奇了。每当我想到这些，在回答他的问题时往往是要么回答不上来，要么吞吞吐吐。见到这种情形，他通常是微笑着点两三下头。有时他会让我练习弥撒仪式中对牧师的应答或唱和，而这些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当我喋喋不休地反复吟诵时，他总是若有所思地微笑着点点头，时不时地会狠劲儿捏一些鼻烟交替着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他在微笑时往往会露出那两颗被烟熏黄了的大门牙，还总爱把舌头搭在下唇上——他的这一刊惯，在我们刚刚认识，尚不熟悉时曾使我颇为尴尬。

我在阳光下朝前走。这时我想起了科特老汉的话，而且还试图去回忆前一天夜里睡梦中所发生的事情。我记得在梦里看到过长长的天鹅绒窗帘，还有一盏古式的吊灯。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国度——是波斯吧，我想……可是再往下去，就什么也记不得了。

傍晚时分，姨妈带我一起去吊唁。当时太阳已经落山，可是那些西晒房子的窗户玻璃上依然反射出厚厚的金褐色云堆。南妮在前厅接待了我们。因为当时不宜大声喧哗，姨妈仅仅是跟她握了下手。老妇人用手指向楼上，意思是问我们要不要上楼，我姨妈点了点头。于是，她便领着我们艰难地向上爬。楼道很窄，她俯身拾级而上，头低垂得几乎能够接触到楼梯扶手。到了二楼平台，她停下脚步，示意并鼓励我们向开着门的死者房间走去。我姨妈先进去。老妇人看到我踌躇不前的样子，连连挥手要我也进去。

我踮着脚尖走进屋去。夕阳的余晖透过窗帘下端的花边射进室内，蜡烛的火焰在这傍晚时分的金色余晖下显得微弱苍白。神父大人已经人殓。在南妮的带领下，我们三人一起来到床尾跪下。我做出祈祷的样子，然而，南妮喃喃的祈祷声却使我注意力难以集中。由于她在我的前面，我注意到她裙子背面的扣环胡乱地扣着，布靴的后跟被践踏得严重偏向一侧。这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神父大人微笑着躺在棺材里的模样。

然而，他却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我们起身来到床头，发现他的遗容并非微笑。他躺在棺材里，华贵庄重，像平时在祭坛上穿戴的那样，两只大手松散地抱着圣餐杯。他那灰色宽大的脸庞看上去咄咄逼人，两只黑色的鼻孔深陷，面部周围是稀疏灰白的须发。房间里鲜花的气味很浓。

祈祷完毕，我们在胸前划过十字，然后离开。在楼下的小房间里，我们看到伊莱扎端坐在神父的扶手椅上。我默默地向角落里那把我平时坐的椅子走去。这时南妮走向餐具柜，从中拿出一瓶雪利酒和几个酒杯。她将它们放到桌子上，邀请我们喝酒。在她姐姐的吩咐下，她把葡萄酒倒进杯子里递给我们。她还拿出奶油薄脆饼干执意让我吃，可我担心会吃出声音来，所以拒绝了她。她似乎有点儿不高兴，怏怏地走到沙发前，在她姐姐的身后坐下。大家谁也没说话，而是用目光盯着那空荡荡的壁炉。

过了一会儿，伊莱扎叹了口气。这时我姨妈说道：“唉。这样也好，他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

伊莱扎又叹了口气，点头表示赞同。我姨妈用手指捏起高脚杯的颈，抿了一口酒。

“他走得……安宁吧？”我姨妈问道。

“哦，很安宁，太太！”伊莱扎回答说，“你就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停止呼吸的。感谢上帝，他走得那么从容！”

“一切都……？”

“奥罗克神父星期二来了一天，给他施涂油礼等，还有其他的事情。”

“他当时有知觉吗？”

“他已经完全听之任之了。”  “他看上去多么地安详。”我姨妈说道。

“我们请来为他梳洗的妇女也这样说。她说他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似的，那样地平和安宁、从容不迫。谁也没有想到他会给我们留下如此完美的遗容。”

“是的，的确如此。”我姨妈道。P6－9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的英语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原版于1914年出版，至今已有100年。该书在我国至少有三种译本，最早的是由孙梁等翻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后来又有徐晓雯翻译的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合订）和王逢振翻译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版。

笔者为什么要重译《都柏林人》还得从2010年的一次出差说起。当时笔者和一位同事前往白俄罗斯明斯科办事，计划约10天时间。出发前为不使旅途寂寞，笔者便随手携带了英文版的《都柏林人》，之前虽零星读过其中几篇，但并未通读。谁知在途中笔者爱不释手，在维也纳转机时竞差点误了飞机。回国后笔者忍不住又将它通读一遍，这才有了翻译它的想法。

乔伊斯于1882年2月2日出生在都柏林一个天主教徒家庭，早年就读于天主教教会学校和都柏林大学学院。他在《都柏林人》一书中以15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按照人生历程和社会活动的脉络真实可信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柏林人的生活状况，为我们学习和了解爱尔兰人民，进一步深入思考人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全书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人生历程为线索描写不同年龄段人的生存状况；第二部分则是写社会活动，因为任何人的生活都离不开社会。

在第一部分中，前三个故事《姐妹俩》、《逃学奇遇》和《阿拉比》是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人手描写都柏林少年儿童所受教育的情况。这一阶段的孩子由于正值青春期，既有很强的求知欲望，又不愿拘泥于校园，渴望与外界接触，于是便有了作家笔下的逃学、嬉闹和青涩的初恋等故事；接下来的三个故事《伊夫琳》、《车赛过后》和《两个风流小伙儿》是写人生的青年阶段。这一阶段人生面临的头等大事莫过于成家立业。为此，《车赛过后》中的青年小伙子吉米雄心勃勃地欲投资好友法国人塞古安在巴黎的汽车生意；《伊夫琳》中的少女主人公则因眷恋故土舍不得亲人而失去了与心上人远走高飞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机遇；《两个风流小伙儿》中的科尔利与伦尼汉是多么地向往爱情的甜蜜和家庭的温馨，然而由于自身失业和生活无着，只能在街头没完没了地与姑娘们游戏般地谈恋爱。之后的五个故事《膳宿房的女老板》、《小小的一朵云》、《同命相连，角色对等》、《泥胎凡骨》和《一起惨痛的事故》是写中年或成年阶段的。人生中年阶段的生活责任和义务无外乎事业、家庭、养育子女和人际交往等。其中的《同命相连，角色对等》把一个小职员上班时因受老板的气回家向孩子发泄的苦衷描写得淋漓尽致；《小小的一朵云》中初为人父的小钱德勒在目睹童年伙伴发迹后不禁跃跃欲试，恨不得挣脱家庭的羁绊以成就人生的辉煌；《膳宿房的女老板》是写父母对子女的义务；而《泥胎凡骨》和《一起惨痛的事故》则是反映人世间的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至于人生的老年阶段，作家是在社会活动部分通过不同人物的描写来体现的，如《圣诞雪夜忆故人》中的凯特姨妈和朱莉娅姨妈，还有第一篇《姐妹俩》中的南妮和伊莱扎以及弗林神父。

第二部分的四个故事是写社会活动的。《选委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日》写的是社会政治活动；《如此当妈》是社区文化活动；《圣恩》是宗教活动；《圣诞雪夜忆故人》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活动。如前所述，《都柏林人》所反映的时代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爆发的土豆饥荒使得15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100万人移居海外。他们把这一沉重的民族灾难归罪于英国的殖民统治，由此引发了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1893年，爱尔兰诗人、国立爱尔兰大学爱尔兰语（即凯尔特语）教授道格拉斯·海德（1860—1949，即后来的爱尔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创立了凯尔特学会，并掀起爱尔兰文艺复兴的热潮。正如作家在《如此当妈》和《圣诞雪夜忆故人》中描述和通过人物对话揭示的那样，这一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培养造就了一支以诗人、剧作家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为代表的生机勃勃的文艺大军（乔伊斯本人也是其中一员），并创作出一大批表现民族精神的作品。其影响远不止如此，它还进一步唤醒了爱尔兰的民族独立意识，使得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作家在《选委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日》一文中借人物之口朗诵的那首怀念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领袖巴涅尔的长诗，既是他对当时爱尔兰民众斗争情绪的客观反映，也是他对民族独立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的真实表达。也正是由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这一先导作用和政治上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不断高涨，才使得爱尔兰于1916年4月爆发了著名的复活节起义，并最终导致爱尔兰共和国的诞生。这一部分中的《圣恩》一篇则是反映当时都柏林人社会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即宗教活动。由于历史的原因，爱尔兰人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他们出于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和敌视而反对推行英国新教，正如《圣恩》和其他故事中所反映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但对于劳动者来说，在人性关怀缺失的情况下它确实有助于人们解脱痛苦以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在《圣恩》中鲍尔先生等对难友克南先生的救助行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基督教之所以在西方盛行，这也许是原因之一。

诚然，乔伊斯是个悲观的宿命论者，他在《都柏林人》中所写的人物，尽管从事的行业不同，但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或弱者。历数其中的职员、售货员、旅行推销员、膳宿房老板、杂货商、家庭主妇、佣人、大学教师、记者和牧师等，除了《车赛过后》中的小伙子吉米和《膳宿房的女老板》中的穆尼太太在生活中是强者外，其他无一不是生活中的失意者和弱者。最令人同情的，也是作家着意刻画的当属那些终身未嫁佣人身份的老妇人，从《姐妹俩》中的两位弗林小姐南妮和伊莱扎到《圣诞雪夜忆故人》中的凯特姨妈和朱莉娅姨妈，再到小矮人玛丽亚，她们一辈子伺奉他人，为别人活着，生活的乐趣何在？人生的尊严何在？当我们读到《泥胎凡骨》中玛丽亚在万圣节前夕乔家的餐桌上被无知的孩子们做游戏愚弄时，还有她落在电车上的那包蛋糕有可能是被那位衣冠楚楚的绅士故意昧起时，我们不禁感到刀割般的心痛。无疑乔伊斯在描写这些可怜的小人物时，其笔触是揶揄中夹杂着同情，我们可能会有忍俊不禁的感觉，但同时又不能不为人物的命运感到痛心。乔伊斯在给予同胞乡亲同情之时，并没有忘记对人性弱点的深刻剖析。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知道爱尔兰人普遍饮酒。这或许有气候寒冷的原因，正如《圣恩》中克南的妻子所说。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堪忍受生活的重负，借酒浇愁愁更愁，结果导致一些人无节制地饮酒。所以才有了《一起惨痛的事故》中西尼克女士因酗酒而被火车撞死，《圣恩》中克南先生喝醉后栽倒在洗手间，《同命相连，角色对等》中法林顿为买酒把手表当掉等种种不幸。当我们读到这些人物的处境和遭遇时，我们不仅感同身受，而且会被书中弥漫的那种忧伤所感染，仿佛置身于都柏林那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同样，我们也会从小钱德勒和加布里埃尔身上看到乔伊斯的身影。

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身为悲观宿命论者的乔伊斯选择了逃避。他于1904年流亡欧洲，企图脱离爱尔兰的影响。然而，他在之后创作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年）和《尤利西斯》（1922年）中都未能真正地避开祖国的影响。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包括最后一部《为芬尼根守灵》（1939年）都没有离开都柏林这个大环境。这说明他对祖国人民的感情早已融化在血液里，而这个烙印是无法抹去的。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此次重译该书参照的版本是经罗

伯特·斯科尔斯修订和注释，并由罗宾·雅克配有插图，于1967年由乔纳森．凯普有限公司出版的；重译时，除了原版书末罗伯特．斯科尔斯所写的注释说明外无一遗漏。另外，笔者在重译时还参阅了前面所说的几个译本，在此一并向译者表示感谢！

林六辰

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