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正读懂《水浒传》了吗？路线斗争：从江湖侠义到忠君报国；器局狭小：众头领不服，晁盖不配当大哥；霸气侧漏：宋江逐步集聚势力，终成领袖；吴用倒戈：从设计陷害宋江到背弃兄长晁盖；派系林立：梁山集团的派系与组织结构；山头主义：各山头的势力对比与消长；出身与资历：梁山集团权力构成与分配的奥秘；漂白身份：从江湖黑社会回归社会正道；上山路径：落草为寇、逼上梁山、招降纳叛；善恶难分：矛盾的伦理，血腥的“道义”，残酷的政治。

王北固编著的《水浒传的组织谋略》一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以来的分析路径，突破文艺美学的藩篱，从政治大局着眼，由权术谋略入手，对水泊梁山各方政治势力的形成与发展，最终归于宋江之大纛，作了深刻精微的分析。与同类著作相比，王先生对各山头的力量对比与归聚忠义堂后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讲得更加清楚、细致。在晁盖宋江争权过程中，对机会主义的吴用的剖析，更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王北固编著的《水浒传的组织谋略》从1998年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首次出版，2003年上海书店出版过一次，至今书店已缺货。从内容上看，《水浒传的组织谋略》从组织策略的角度着眼，对《水浒传》重新诠释，别开生面地分析了梁山伯集团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成员类型、领导核心、人际脉络、派系结构等，从中梳理《水浒传》内在脉络变化的线索，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前言 五百年孕育出一部奇书的背后

第一章 《水浒传》与捭阖、组织谋略

 梁山泊主体观点

 梁山泊集团构成的“有机”模式

 “捭阖”与人脉谋略

 组织谋略与力量情势的辩证关系

第二章 梁山泊成长的平面观过程

 “水浒”的定义

 山头主义与山头林立的局面

 山头主义之下的“变形山头”

 山头、“准山头”与“边缘人”

 组织谋略与善恶对立的问题

 从“替天行道”到“逼上梁山”

 梁山泊初阶段的成长过程与谋略

 打劫“生辰纲”与“替天行道”、“逼上梁山”

 从清风山到揭阳镇的派系人马

 三打祝家庄的转变

 营救柴进与营救卢俊义

 心理建设与意识凝固是最高组织谋略

第三章 梁山泊好汉的出身类别、成分

 好汉的定义与“当下即是”

 好汉在人群社会之中的角色地位

 人才未适用的三种情况

 梁山泊好汉出身与成分十一大类型

 梁山泊好汉成分类型的社会意义

 十一类出身的好汉的心志比较

第四章 宋江以下的梁山泊缔造者们

 梁山泊缔造者的分级、分类

 从朱武与曹正说起

 戴宗、公孙胜等人的宣传、联络功效

 关键时刻发生作用的人

 吴用缔造的“小梁山泊”

 梁山泊“基本模型”分析

 其他零星的梁山泊缔造者

第五章 好汉们落草卜梁山的途径、模式

 原始型欲念冲动的落草方式

 受冤屈走投无路

 义气提升而超越正道社会

 从“替天行道”到扩大牵引号召江湖

 攫取社会才俊与普及性招纳

 夺取正道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

第六章 社会解体与革命演进的互动关系——梁山泊集团成长的客观分析

 近代革命理论的相对论

 以“社会现象生态论”来看《水浒传》

 栋梁被蛀蚀——社会解体的开始

 社会解体的进一步：基石松动

 刑狱不公与“灰色地带”的扩大蔓延

 大规模社会解体的三种模式

 从武松到孙立集团的伦理体系改组问题

第七章 各山头与好汉们汇集上梁山的关系脉络

 “开宗明义”两山头

 “二龙山”的特殊意义

 清风山大转折的凸显

 清风山与清风寨

 揭阳三霸

 孙立集团与祝家庄

 连串大阵仗与成批高级军官上山

 芒砀山·曾头市·卢俊义

第八章 梁山泊集团的派系与结构脉络

 两种政治现实主义

 晁盖之死与梁山泊主易位

 梁山泊体制的阶段变化

 晁盖集团的四个优势

 宋江嫡系的形成及其重要意义

 江州阶段的层次性变化

 三打祝家庄

 军官成批上山与家庭安顿

 梁山泊集团在纵横两方面的潜在矛盾

第九章 宋江转变梁山泊结构的几次改编过程

 三虚三实梁山六位领导人物

 宋江第一次改编梁山泊集团

 吴用陷害宋江的复式计谋

 江州劫囚、无为军之役与宋江夺梁山领导权

 宋江夺权之后的危机过渡阶段

 吴用投向宋江与戴宗的边际作用

 七谈“三打祝家庄”——宋江第二次改编梁山泊

 梁山泊第二次人事改组

 宋江第三次改编梁山泊集团

 梁山泊江湖、山头气质的迅速蜕变

第十章 天罡地煞两榜的组织谋略

 职务分配形成“微型政府”

 七十二地煞代表广大下阶层

 细数三十六天罡

 军官与地主的精英取向

 天罡榜的五元结构体系

 “水浒”精神在阮氏三兄弟

第十一章 组织谋略与捭阖术的基本原理

 第一条原理：修“德”

 第二条原理：“力”与“势”的辩证关系

 第三条原理：“机”之掌握

 天人合一、心物并用、矛盾统一

后记

“捭阖”与人脉谋略

《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个“四层次论”，被一句经常引用的话转移了它的重点。这句话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转移了的重点是大部分人因此只注意“其次伐交”要高过“其下攻城”，而太强调外交的纵横术，却忽略了外交之上的“上兵伐谋”。

外交讲纵横，其中千变万化，而可以不真的动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被神化了，而忽略了纵横的外交之上与背后，若没有更高的谋略，纵横术是玩不起来的。

“捭阖纵横”四字常常并用，但一般观点很少注意上面两个字。因为纵横二字已经几乎可以网罗天下了。战国时的苏秦讲“合纵”（地理上纵走的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就是“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张仪讲“连横”（地理上秦以横向发展而分别与六国联盟），就是“各个击破”。两套法宝无往不利。然而明明只有七雄一个局面，为何会出现两套谋略，这就是“捭阖”了——一“捭”（打开）一“阖”（合起来）之间千变万化。“纵横”只是手段与方式运用，捭阖才是基本模式原则。

兵法上，“纵横”是出击手段，“捭阖”是指导原则，“纵横”可说是“外部兵学”，“捭阖”则是“内部兵学”。

在集团势力的组成、成长、壮大上，对于集团之外敌对体的攻击、分化、吸收是纵横的手段运用；而纳入本身集团内部之后的改编、重组、融合则是捭阖的“消化”过程。这些变化之中环绕着一个对于“人”以及“人脉”的深层谋略。

《三国演义》之中，曹操以讨伐黄巾军起家，后来竟能收编三十万黑山黄巾军为他的正规军，替他打天下，一捭一阖之间若此。宋江在郓城做押司，因经手机密情报而私放了通缉要犯晁盖等人上了梁山泊，若干变化之后梁山泊竟被宋江所统御，一捭一阖之间若此。《三国演义》的刘备用孔明“隆中对”的战略设计准备入四川，入川之后重用当地人士法正，而刘备得以反客为主，一捭一阖之间若此。宋江用花荣之计赚了秦明落草，一批好汉一同上梁山，而中途宋江脱队开溜，留信强荐这些人使晁盖接纳，后来宋江也反客为主，一捭一阖之间若此。

组织谋略与力量情势的辩证关系

“人”的问题，从古至今有两个不变的原理：一是人的派系（人脉）改组重编的问题，一是这个改组重编对于整个客观（敌我的）情势本质的改变问题。

历代的革命、征伐与造反、招安，真正流血杀人致死（或公司全面崩溃倒闭）的情况并不多见。在长期的过程中，常态所见是不断地发生情势变化与人脉的调整。敌、我阵营的最大决胜负，并不是彼此的流血杀伤，而是彼此的招降纳叛。因为战阵上的拼杀，不但会引起同仇敌忾使对手变得更强、更团结，而且我方本身无所获。但如果能策反对方内部，则一方面减少了搏杀之伤，二方面增加己方力量，三方面直接削弱对方，四方面又带来对于对方弱点的暴露，一正一负加减乘除之间，敌我对立情势立即为之改观。所以林肯曾说过：“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是把他变成朋友。”

而一旦策反对方成功几次之后，就可以形成心理延续的附加效应，已经叛逃投降我方者，可以再去号召旧日同僚再度叛逃，而一旦陆续形成“惯性”时，就是对方崩溃的时刻要到来了。商战的敌对公司之间也多半如此。

历代的革命团体在成长壮大到突破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不再采取攻坚式的纯破坏行动，而间歇并用策反纳降的方式，使革命行动犹如“重力加速度”而越来越自如，直到敌我情势的重大翻转互易——这其中的变化原理是辩证法则，质变与量变的交互运用。  而质变与量变的交互运用在“人”或“人脉”身上，就是透过整编、重组的组织谋略使各个人或各派系人马，由质变而量变，或由量变而质变。古代到近代的革命、打天下、换朝代，多半是这一套原理的变化运用。今日现代经济社会的商场战争、公司竞争，也超越不了这个原理。

七十回本《水浒传》高明精彩之处，就是那梁山泊汇集一百零八人的经过，其中有一套捭阖权术，有一套组织谋略。所以他们能够从无变有、从小变大，不但“因粮于敌”，还可以“因将于敌”——把一个个优秀而武艺绝伦的将才从朝廷体制中拉出来，成为叛逃，而纳降于梁山泊集团宋江旗帜之下。

梁山泊最先从几百名喽哕的山头，经过宋江高度组织谋略的经营，汇集各方人才一百零八条好汉，最后成为十万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与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胄、两百骑起家而两代即建立大帝国，刘备以桃园结义三将领三十年而称霸四川，有异曲同工之妙。敌对的势力并非完全被消灭，而是透过敌我情势的消长演变，其中一大部分为我方吸收消化融合，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胜负关键的抽象原则是质变与量变，在“人”的方面则是组织谋略（派系整编重组）的运用——《水浒传》的大谋略在此。

P12-15

十多年前，读台湾《史学月刊》，始知王先生大名。该刊颇有影响，编委均学术名家，一时之选，王先生荣列其中。王先生不弃我之愚妄，订为忘年交，使我有幸聆教，受益更多。当年一句“科索沃之战，实际是美元打欧元”，令军机人士大为惊讶，相约切磋，我是中间人。

王先生博通文史，学兼中西；敏于时政，勤于撰述；尤其读书得间，于寻常处别有洞见。故识见精卓，议论即出，方家称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先生应台湾远流出版社约请，撰成《<水浒传>的组织谋略》。是书一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以来的分析路径，突破文艺美学的藩篱，从政治大局着眼，由权术谋略入手，对水泊梁山各方政治势力的形成与发展，最终归于宋江之大纛，作了深刻精微的分析。与同类著作相比，王先生对各山头的力量对比与归聚忠义堂后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讲得更加清楚、细致。在晁盖宋江争权过程中，对机会主义的吴用的剖析，更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王先生长期在媒体主国际评论，纵横捭阖的政治分析是其胜擅当行，辅之史识才具，故是著别开生面，胜义迭出，言人所未言，拓展了研究视域，足与《水浒》研究名家名著比肩。

《<水浒传>的组织谋略》在两岸出版后，其视角与创见为学界所重，论者颇受启发。甚有著者乘断版之隙，蹈袭掠美，不具出处。今中华书局重版发行，实为幸事。

媒体人节奏快，压力大，写作要求和习惯与学院研究不尽相同。王先生能百忙取暇，撰述专题长篇，殊为不易，难免有失打磨；且两岸睽违即久，行文用语多有不同，作者的文字也自成风格，书中少数语句与大陆阅读习惯相扦格。例如书名之“组织谋略”，实为大陆之“政治谋略”；还有作者自铸的词语，但大都不碍理解。作者引文较为灵活，我取《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即贯华堂金批七十回《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12月影印版）和《水浒传会评本》（陈曦钟等辑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覆核一过。本版配有少量插图。线描绣像取自清初京口孙石绘本，原系西谛先生家藏；彩图为清人张琳重笔工彩，藏南京图书馆。均是稀见佳品。

三十八年前，神州人人读水浒，几人会意。有几人知道，午夜梦回，晁盖对命运的惊惧！王伦满身血污如在眼前。咄咄逼人的宋江，弃弱从强的吴用，更不晓得情深似海的众弟兄，谁是下一个手刃王伦的林冲。位居极峰，却无时不在恐惧之中。即便懂得，谁人敢言！所谓说破英雄惊煞人是也。

读不厌的《水浒传》，说不完的梁山好汉。以稗类史，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忽一日，惊回首，恍然大悟，鬓已衰。

汪宇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本书初版是一九九八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实用历史”书系的繁体字版本。二〇〇三年再版，是上海的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简体孛版本。现在又隔了近十年，北京中华书局简体字版本，可算是第三版。

最初的台湾远流版，落笔时受一九八。年代全球社会政治思潮余绪影响，略偏向“革命”观点（所以采用金圣叹删节的七十回通行本《水浒》，而不论后四十九回招安征四寇故事），书中有些微左倾乌托邦式夸张文字，在上海书店出版社简体字版中被删掉了，在此郑重致谢。

上海书店出版社删改左倾文字的同时，又把前言之中有关蒙古北元的文字，改成“整个明朝两百七十多年仍以正统标榜的蒙古（北元）”，历史事实上“北元”只有三十四年（明朝建文四年，一四。二年，鬼力赤自去元朝国号，从此改称“鞑靼”），这是个不应由笔者负责的微小错误，现在改回远流版原来文字。

而当初远流版，为迎合台湾当时出版界的管理丛书潮流以及远流“实用历史”书系，插入了几段有关现代管理文明与公司商战的说法，使本书有时被误归为商战管理类，现在全部删除。

书名上的“谋略”二字，当初也是为了迎合书市的谋略丛书潮流，现在却不好修改了。因为实际上，本书的内容立论尽力避开过去评《水浒》惯用的义气观、个人英雄好汉典型论的观点，改采现代社会学的群体类型分析归纳论，剖析梁山泊一百零八人极其复杂的发展组成脉络，免不了突出论述宋江（与柴进、吴用、戴宗）等领导精英的权谋。

避开唯义气论，在研究方法秉持客观立场之外，还有主观的对义气本身的透视问题。首先是对被高度期许的义气道德的严格考察，梁山一百零八人真正符合“侠义”的仅鲁智深一人而已，其他人都是具有强烈的“我群”意识，仅止于梁山“内部团结”的兄弟义气（义气高尚典范的史进、朱仝、李俊、燕青……都是如此），连林冲、杨志、武松等都是为了求得自我的高尚，而并未深涉侠、义（武松被施恩收买为黑道打手，根本就是伪义气）。其次是对李逵滥杀与人肉包子店这两种血腥江湖黑暗世界，如何与好汉义气区隔同时又并存的问题（这是《水浒》探索的难题之一）。第三就是李卓吾、王望如、袁无涯、金圣叹等人以来的“忠义论”，所讨论的“义”与“忠”的关系问题。

“忠义论”其实可以包纳涵盖上述的前两点难题，用另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畸零漂泊失落的优异人才，最终的归宿与国家的关系。“组织谋略”论，尝试去解析这一大群来自天涯各方、身怀各种绝技的江湖漂泊人才，如何汇聚而联结为坚固的一体。这绝非现代文明十分表象的管理商战论所可以尽言的。就像现代建筑物之中的钢筋之于水泥，出身各异、派系复杂的梁山一百零八好汉之间，另有其奇特的伦理结构。

梁山泊奇特的伦理结构，其中相当重要的是一次具有深厚内蕴的事件，是本书八次论析而特别强调的“宋江三打祝家庄”：以顾大嫂为中心的登州孙立集团的叛逃来归（因此打破了实力原本超过梁山的祝家庄），把家庭伦理凌驾于江湖伦理之上，并且为后期成批优秀军官落草梁山时都携家眷的惯例，作了相当强势的预先铺陈。

当梁山泊家庭化、携家眷的落草军官主体化之后，梁山泊不再是寻常草寇之后，革命或受招安，才可能有深沉的国家伦理意义，才可能从中探究忠义思想的神髓。

最后要感谢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游奇惠副总编辑、上海书店出版社的金良年总编辑、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以及启蒙编译所的汪宇先生的引介，使本书三度问世海峡两岸。

王北固  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