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体现国家的目标与意志；其二，解决当下具体的实际问题。科技政策的制定也不例外。政策制定者缘于紧迫的现实问题的逼迫，必须采取措施去解决当下的困境，同时通过政策的制定，把国家或政府的目标有效地贯彻下去。如果继续追问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政策目标的设立体现了政策制定者的心理偏好，这样就存在一种潜在的不协调的状况，即政策制定者的心理偏好与政策受众的心理偏好不一致的情况，这样一来就会出现政策扭曲现象，导致政策一出台就出现质量偏差。一项高质量的科技政策，必须考虑到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受众之间的心理偏好的匹配情况，从起点处降低政策质量出现异常的可能性。
造成科技政策质量出现偏差的原因有很多，为了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分析科技政策的结构，从政策结构上我们更容易发现哪些环节容易出现问题。据我们的研究，任何科技政策的结构都包含三部分：政策硬核、政策保护带与政策启发法。这个模型改造自英国哲学家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的研究纲领模型，我们认为经过改造的模型能够很好地满足我们对政策分析的需要。任何政策硬核都包括国家目标与具体政策问题，一旦政策硬核改变了，原有的政策也就不存在了。这个结论支持我们的一个推论，即不同政策之间不是完全可通约的。因为政策硬核中的国家目标有很大的趋同性，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的政策问题，任何具体的政策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不同的，所以会造成政策之间的不可完全通约状态。由此，还可以做出两个推论：其一，不同的政策之间(即便很相似)也不能完全替代；其二，政策的生命周期与政策问题的逐渐消解直接相关，如果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了，政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时会出现另一件麻烦的事情，即政策的终结成本问题。这是因为任何政策的运行都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与设置机构，而当政策问题消失时，这些机构和人还在，如何安置他们就是政策的终结成本问题，这也是制定政策要慎之又慎的原因之一。
所谓政策保护带是指那些帮助实现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外围支撑条件等因素，这些要素能够帮助有效地传达政策目标。仅以政策工具而言，根据强制力的差异，可以分出三类：强制性政策工具、混合型政策工具以及自愿型政策工具。不同的政策工具选择会带来政策收益在不同群体问的不同分配。另外，政治体制不同，也会直接影响政策工具的选择模式。科技界用来传达国家目标与意志的政策工具，通常是利用科技资源的配置，采取优惠、扶持、引导等措施来实现的。比如通过经费以及人力资源的配置结构的调整，实现政府的目标以及解决当下科技界所遭遇的紧迫问题，这种政策工具相当于混合型政策工具。由于科技本身以及科技界从业者的特点，政策工具倾向于选择混合型政策工具，而非强制性政策工具。比如目前流行的各类人才计划都是科技政策的一部分，它们通常采用混合型政策工具，而非强制性政策工具，这种政策工具的选择更能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以及对政策收益的适当分配。如果采用强制性政策工具，虽然政府可能会获得未来政策收益的绝大部分，但是，这样一来，人才就不会主动过来了，结果反而造成政策总收益的严重缩水。毕竟强制性与个体自由的缩减有关，而科学是一项需要自由的事业，故此，科技界的政策工具经常采用混合型或者自愿型政策工具，一般不用强制性政策工具，其原因也在于此。
所谓政策启发法，是指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做政策引导的事情，快速解决当下遭遇的紧迫科技问题；同时禁止做政策范围外的事情。比如自主创新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从事与创新有关的各项活动，并给予各种优惠措施，相反……
P13-15
回首过往的十年，挈妇将雏如旅人一般，行色匆忙的足迹在三个异乡的城市间完成了一个小循环，如今人到中年，安静地蛰居在某个屋檐下，总会在不经意间一次次在心底升起一堆疑问：路上的岁月我们在寻找什么?是否我们早已忘掉了选择在路上的最初原因?我无法确定那些心理内容是否曾被替换或者修改：从高贵到世俗只是一念之间的事。苏格拉底那句曾温暖过内心的话：永远走向上的道路。今天想来已成一种残存的理想，在屋檐的上方不悲不喜，不离不弃。不管怎样，我们还会时常在疲惫中记起柏拉图的目光：我们的生活富于道德意义。因此也印证了自己多年前的一句话：破碎的坚持。
这些年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用潦草来形容，而潦草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下落不明与无法辨认，这两种状态我都经历了。所谓潦草无非是指在各种条件下写字出现不易辨识的情况，不易辨识不意味着永远无法认识，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还会认出那些折叠与扭曲的文字，由此，造成经验链条的断裂，那些下落不明的生活与此有关。
按照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说法，从自我——我思——所思之物这样的一个结构中，我们有必要看看那些潦草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如果通过经验直观，我们悬置那些无关紧要的因素，既可以获得一种本质：匆忙导致潦草(技术导致的潦草可以排除)，所以潦草的本质就是生活的匆忙。那么我们为何匆忙?当匆忙是由被促逼(被迫状态)的事情决定的，那么人是不自由的；当匆忙是为了欲望，那么人也是不自由的。只是两种不自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一则主动不自由，另则被动不自由。想想自己的前半生多半是被生活追赶着，是一种被动的不自由，那些潦草的年月多半与此有关。在这个荒谬的年代，竟然有人用主动的不自由来蔑视被动的不自由，有时真的很难理解，也令人哭笑不得。难道我们一定要用更加荒谬来战胜荒谬本身吗?匆忙的工作、匆忙的生活、匆忙地在路上，匆忙的停留以及匆忙的离去，还有那些惊鸿一瞥的瞬间，一些本质的东西就这样被潦草地掩盖了，我们来不及道说深藏心底多年的热爱与感激，一切都已时过境迁。如果人生能够潦草到彻底看不清底色倒也省心，问题是我们总是能够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到那些曾经潦草生活的本意，而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内心徒生强烈的失落感。信仰者必被信仰所误，潦草者必……
这是一个热爱科学的时代，又是一个废弃科学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一方面，科学无处不在，你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站立的土地、沐浴的阳光，都被彻底科学化了；另一方面，“仁者爱人”的科学又常态化缺席，当你呼吸的空气成了被PM2．5浓缩的毒霾，当你饮用的水成了被DDT混合的毒液，当你站立的土地成了被重金属绑架的沙粒，当你沐浴的阳光也早已被水泥森林夺走了生命的温度……你就会深刻感受到人类在“自作孽不可活”之后的束手无策。尽管，这一切都是借科学之名，又都因科学而产生。
所以，很多人相信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绝望的时代。
为了拯救这个时代，更为了拯救这整个世界，于是，人文再度登场。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人文一直都在，只是在这个时代中全速奔跑的人们，已经将它落在了身后，并且遗忘了它。这些全速奔跑的人们，把奔跑当成了生命的全部，甚至当成了生命本身，却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奔跑。跑得太快时，往往就会忘记等待自己的灵魂。就算偶尔想起灵魂已经远远落在了后面，也不愿意停止或者放慢自己奔跑的脚步，仿佛只要一停下来，世界就会停止，自己就会死去。慢慢地，奔跑的人们就成了科学时代的机器，无血无肉无灵魂。
很多人总是将“人文”一词挂在嘴上，似乎不说出这个词语，就显得自己不够时代，不够文明，不够有素养，不够有深度。然而，“说”与“做”在行为中的割裂，却又使这种把“人文”挂在嘴上的行为，一下子变得做作、虚伪、恬不知耻。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科学”，又到底什么是“人文”，它们之间又有何联系，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整个的时代、社会与世界，究竟有什么价值。
因此，我又常常感叹，这是一个热爱人文的时代，又是一个废弃人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文”两个字只是廉价的装饰物。
事实上，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所谓“人文”都有两层意义：一是“人”，二是“文”。前一层意义，是指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后一层意义，是指培育这样的“人”和“人性”所需要的内容。
科技政策是科技发展的最大外生变量。这本李侠编著的《科技政策(分配与规训的技术)(精)/科学人文书系》是科学人文书系之一，《科技政策(分配与规训的技术)(精)/科学人文书系》筒略勾画了科技政策的缘起、发展与演变，并结合当下科技领域里的25个具体案例，全方位分析了科技政策运行的内在机制。
众所周知，科技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引擎，而科技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则是科技政策质量的直接结果。科技政策已经成为当下影响科技发展的最大外生变量。普及科技政策的基本常识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基于此，李侠编著的《科技政策(分配与规训的技术)(精)/科学人文书系》简要介绍什么是科技政策？以及科技政策的简明发展史，并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宏观层面上较为系统地介绍科技政策的结构、内容、工具、制定过程以及质量测评等环节；并在微观层面通过多个具体案例分析当下科技政策制定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达到帮助读者理解政策并积极参与政策制定的公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