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特命全权代表越飞来华。越飞的使命复杂，有中俄复交谈判、中东铁路管理权属谈判，也有继续在中国寻找盟友的任务。他把苏俄和共产国际在华人员同时在中国南北寻找盟友的努力推到极致。

经过短暂的了解，越飞感到中国这个地方“非常有利”，在这里所感受到的世界政治思潮，要比列宁赋予同样意义的中亚地区强大得多。在中国，存在着“同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越飞同时联系吴佩孚与孙中山，试图达成两者的合作，进而构成与苏俄合作的伙伴。

在同吴佩孚的首次通信中，越飞不吝美好言辞，对吴大加赞赏，称“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越飞向吴佩孚提出中俄建交谈判和俄军驻防蒙古问题，说解决中俄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中国有利，错过现在的谈判时机，如果俄日条约的签订先于俄中条约，或许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影响和事实。他宣称俄国不追求帝国主义目的，只是出于战略考虑，才不得不向蒙古派驻军队，蒙古问题只能通过签订条约解决，他试图阻止吴佩孚向蒙古派驻军队。

越飞也用赞美开场的方法，给孙中山写信。他提出几个问题问询孙中山：张作霖的政治面目如何；与张作霖达成反对吴佩孚协议的目的为何；与陈炯明之间的分歧为何；为何不承认北京国会；为何中国政府外交系统在国民党可能同吴佩孚合作的条件下，仍然采取既不符合国民党纲领，也不符合人民实际利益的政策；等等，希望从孙中山那里得到答复。他重复了致吴佩孚信中关于俄中谈判和蒙古问题。

越飞派出驻中国代表处武官格克尔周旋于吴佩孚和孙中山之间。从格克尔口中，越飞了解到吴的军队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之好无以复加，吴及其政治顾问都宣称“亲俄”。吴佩孚送给越飞照片，并声明：现时的北京政府很快就会坍台，不值得与之打交道；孙中山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中国的军事领袖，两人的联合将建立统一的中国；吴佩孚很关心蒙古问题，同意在同俄方的谈判中加以解决。越飞也很快收到孙中山的上海来信。孙中山指出北京政府不过是列强的代理人，中俄两国的正确谅解，有待于把本国切身利益置于列强利益之上的新的中国政府出现；孙中山相信苏俄的诚意，“接受莫斯科无意使这一地区脱离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保证”，也同意苏俄军队有条件地暂留蒙古。

直到1922年11月，越飞尽情施展外交手腕，周旋于吴佩孚、孙中山与张作霖之间。他的全部工作都是设法利用吴佩孚、张作霖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他直白地向孙中山、吴佩孚表示，孙吴联合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将是最好的联合，也可以指望得到苏俄的全面支持。他建议将来孙吴合作的政府，还应得到张作霖的承认和支持。盘踞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一直为远东共和国和共产国际驻该处的机构人员所看好。越飞虽然反复游说各方，“但并没有向他们作出任何保证”，体现了长袖善舞的外交权谋。同时，他也深感中国所有个人的联合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认识到在广泛的群众性民族运动中寻找支持显得更加重要。

吴佩孚成为苏俄感兴趣的对象，也是有原因的。当时，他是实际控制中央政府的重要力量。吴佩孚50寿诞时，康有为以一副寿联道贺：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这恰当地描述了吴佩孚的过往和目前的地位。段祺瑞政府下台后，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采取了对俄新政策，停止交付对俄庚子赔款，以苏俄外交代表接替沙俄外交代表。吴佩孚本人宣称保护劳工。由李大钊出面组织，共产党人在北方交通领域与吴合作，铁路工人运动出现新局面。

从根本上说，吴佩孚的政治特性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他毕竟是北洋军阀，武力统一并把持中央政权乃其基本目标；其二，他是民族主义者，维护国家统一乃其终身夙愿。11月20日，吴佩孚致信越飞，就蒙古问题所表达的意见就体现了他民族主义者的本质。吴指出：“蒙古属于中国，中国中央政府本身会尊重蒙古人民的意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国政府难以承认蒙古政府与俄国政府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孙中山重返南方，开府广州。吴佩孚既决心向南发展，就势必与孙发生冲突。对此，孙中山也不讳言。正是主要基于吴佩孚对蒙古的不妥协立场和可能进攻孙中山，而孙在蒙古问题上立场与吴佩孚恰恰不同，越飞最终放弃了孙吴合作方案，转而采取联孙弃吴的新策略。

P20-22

1986年，我的《鲍罗廷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一文，由江苏《中学历史》刊登出来，没想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了它。顾名思义，《中学历史》面向中学历史教学，学术界了解它的人或许并不那么多，而我则长怀心中。想当年，我在华中师范学院上大学，青涩之作《陈天华为何投海》，也是由它发表的，对于我终于走上史学之路，难说没有一点影响。鲍罗廷一文，激发我围绕传主继续研究下去的兴趣。由于资料收集的不易，专题研究做做停停，现在总算做出这个结局，完成一部专书，多少感到一些欣慰!

本书以博士论文修改而成，题目另拟。重返桂子山，问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接受章开沅老师参与史学理论和治学方法的熏陶，不知不觉间，研究思路、表达方法都在浸润中有所改变，努力减少了一些先人为主。严昌洪老师花费不少心血，不仅有耳提面命的一再督促，而且大到全文的格局，小到注释的排列，都提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在预答辩环节和以何晓明教授为主席，罗福惠教授、何卓恩教授、田彤教授、许小青教授组成答辩委员会的正式答辩会上，老师们提出了中肯深刻的意见。现在的文本，尽量消化吸收了包括匿名评审教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臻完善。章老师说：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做个远行人，就不要停留某个驿站。本书虽然杀青，总还要负笈前行才好呢。

在申报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过程中，得到了通信评审人和学科组评委的大力支持。

还值得记述的是，承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院士邀请，我得以于2007年赴台短期学术访问。此行有机会较长时间近距离见识台湾，特别是得到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热情服务，查阅了重要的档案史料，加厚加密了本文的史料基础。研究和写作中，从诸多学术前辈和同行的研究成果受到启发。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本院多位同仁的帮助和关心。对于所有以不同方式给我以关心和帮助的人们，我谨在此一并致以由衷感谢!

曾成贵

2014年4月8日

绪论

第一章 力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一 鲍罗廷来华前国共合作的酝酿与初试

1．共产国际、苏俄在中国寻找盟友

2．国共合作模式的选择

 二 国民党改组的强力推进

1．鲍罗廷初识孙中山与国民党

2．国民党改组的实际进展

 三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1．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2．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

3．国民党的新生

第二章 合作之初对国共磨擦的平复

 一 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1．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务发展

2．黄埔军校的创办

3．工农群众运动的开辟

4．中苏复交谈判的成功

 二 结构性矛盾的表面化

1．共产国际的不同声音

2．国共两党的政见差异

3．扩张国民党的矛盾冲突

 三 “弹劾共产党案”的消歇

1．鲍罗廷受诘问

2．国民党一届二次全会的折中

3．起兵北伐与平定商团叛乱

第三章 发展左派势力维护统一战线

 一 国民党组织分化的出现

1．支持孙中山北上

2．推动国民会议运动勃兴

3．应对保守势力的麇集

 二 国民政府的成立与纷争

1．反帝大革命狂飙突进

2．国民政府的成立

3．“廖案”处理及其后的政治变动

第四章 于分化中勉力坚持国共合作

 一 反击西山会议派的不完全胜利

1．反制西山会议

2．国共合作大政方针的再确认

 二 蒋介石限共的党务整理

1．中山舰事件前的政情研判

2．鲍罗廷与《整理党务案》的通过

第五章 发动北伐与迁都武汉的运筹

 一 发动北伐战争的争议

1．南北政局变化中的酝酿

2．鲍罗廷与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师

 二 国民政府迁都的角力

1．北伐初期政治方针的研讨

2．迁都问题的提出与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的决定

3．国民政府迁移武汉的博弈

 三 党内合作向政党联盟演变

1．发展新的革命中心区

2．共产党人加入国民政府

第六章 战略退却难挽国共破裂狂澜

 一 进入紧急关头的战略选择

1．革命根据地危机四伏

2．鲍罗廷提出战略退却

 二 中共战略方针的重大争论

1．鲍罗廷与罗易的冲突与分歧

2．中共五大未能克服当前危机

 三 挽救失败的最后努力

1．莫斯科出手：从蒋介石到汪精卫

2．鲍罗廷坚持以退求存

3．第一次国共合作曲终人散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  记

由曾成贵所著的《弄潮(鲍罗廷在中国)》以1923年10月至1927年7月间苏联顾问鲍罗廷在中国的活动为经，记述论析了鲍罗廷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贡献，《弄潮(鲍罗廷在中国)》作者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宏大背景之中，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找准国民革命的定位，进而找准鲍罗廷发挥其作用的历史坐标，并进一步研究复杂、多变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在华不同组织和代表所发出的不同声音及其对决策主体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鲍罗廷的关系，中共中央、陈独秀等领导人与鲍罗廷的互动，鲍罗廷本人在中国的工作思路、工作方式、工作方法，立体地再现鲍罗廷的中国年华。

党史专家曾成贵精耕细作，拂去尘埃，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由曾成贵所著的《弄潮(鲍罗廷在中国)》详尽解读鲍罗廷的中国之行，揭秘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革命的风云变幻，廓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以及国共两党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错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