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辰编著的这本《儒商管理学》剖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以及中国企业文化与商业文明的危机，展示了中国儒商文明与中国式管理的七大要素和现代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的八要素。作者把儒家经典结合管理案列运用的非常精到，构思奇妙，以期帮助中国企业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建立儒家传统的管理之道，并致力于提升中国企业领导人的人文与哲学素养。让我们一起聆听思想的声音，探讨中国儒商的文明模式，建立儒家传统的管理之道，修炼义利合一的核心价值和士魂商才的理想人格——修身心，怡性情，济天下。

“圣者尽伦，王者尽制。”周北辰编著的这本《儒商管理学》阐述了两个重大问题：儒商精神与儒商管理模式。《儒商管理学》认为：儒商精神是中国的商业精神，儒商管理模式是真正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儒商精神的培育和儒商管理模式的创建是中国现代商业文明定型和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第1章 儒商管理模式

 商业文明的八要素

 现代商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国商业文明的危机

 “儒商管理模式”是真正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第2章 儒商精神

 儒商的信仰体系

 儒商的核心价值

 儒商的理想人格

 儒商的道德规范

 契约精神与礼乐精神

第3章 儒商管理模式是“王道管理模式”

 王道管理模式与霸道管理模式

 儒商管理模式的“王道”本质

 儒商管理模式的“复魅”

 儒商管理模式“复魅”的制度保障

 儒商管理模式的“九经”

 儒商的企业文化建设

第4章 儒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儒商企业员工素质模型

 儒商企业员工的人格教化

 员工道德人格测评体系

 儒商企业圣洁生活制度

 儒商企业人才晋升制度

第5章 儒商企业家修身方法

 立志成德

 潜心向学

 明理尽性

 操持敬畏

 致诚守信

 克己寡欲

 静定养气

 反省内求

 笃信力行

儒商管理模式的“九经”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礼记·中庸》）

经，就是常道、常理，是永恒不变的恒常之道，恒常之珲。不易为经，变易为权。儒商管理的“九经”，就是一个儒商企业家、儒商企业的管理者在行使管理权力的时候所必须遵循的九大法则。

修身，是指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持。作为管理者，在儒家看来，必须要具备较高的道德人格，道德人格不完善的人没有资格做管理者。所以，管理者必须加强修身，《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修其身”。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儒家强调正己正人，达己达人，修己安人，这些都是对一个管理者道德人格的高要求。因此，儒商企业家及儒商企业的管理者须以修身为本。

尊贤，就是指管理者要尊敬贤者，敬重有德之人。尊贤，不仅仅是举贤用贤，提拔才德兼备之人，更重要是要尊重贤者的人格，做到以礼相待，礼贤下士。同时，要尊重和采纳他们的建议。凡有重大决策，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尊，则得其心；听，则不惑。所以尊贤，有敬贤、礼贤、用贤、纳贤等内涵。

亲亲，就是关爱自己的亲人。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管理者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照应提携自己的亲人，关爱自己的亲人。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商企业家都是有仁爱之心的，但儒家讲的仁爱是有等差和分别的。爱亲人，才会爱天下人；爱人，才会爱物。《孝经》日：“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在儒家看来，爱有等差，随份而施。儒商企业家的大情大爱是一个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过程。

敬大臣，就是要尊敬大臣。大臣即位高权重的下属，掌握着重要的权力，居于重要岗位的管理者。如：企业的CEO、部门主管、分公司经理、区域代表等重要的高层管理人员。自古明君皆有“不召之臣”，所谓“不召之臣”，就是有事不召唤，而是亲自前往拜访请教，以示敬重。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一个明君，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要懂得礼贤下士，敬重大臣。要想得到大臣的忠心，就必须以礼相待，尊重他们，敬重他们。

体群臣，这里的“群臣”，对于企业而言，就是指中下层管理人员基层干部、小组负责人等。所谓“体”，就是体察，体谅，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由于中下层管理者奋斗在最基层及第一线，他们付出的劳动很巨大，付出的心思和汗水最多。他们拼搏在第一线，直接跟客户、消费者打交道，他们最需要理解、关心、关爱，最需要管理者的仁慈和温暖。一个管理者要把第一线的基层管理者时刻放在心上。这样，才能让基层管理者尽心尽力，默默付出，任劳任怨。基层管理是整个管理工作的基础，一个最高管理者必须体察基层员工和下层管理者的工作状况，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切实关心他们，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忠心。对基层情况的了解和把握，是一个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的第一手材料和依据。

子庶民，就是要求管理者要爱民如子。庶民，即老百姓，在企业就是指普通员工。一个管理者，一个企业家，要把员工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来对待。儒商企业的管理模式是王道管理模式，王道以德行仁，任德不任力。所以，儒商管理是“仁政”，是“德治”，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在儒家看来，管理者就是父母官，管理者要有“为民父母”之心。不要与民争利，要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要从内心关心和爱护员工，要以仁慈之心相待，要为他们的切身利益着想，要让他们都能够拥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幸福生活。

来百工，“百工”，即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统称。来百工，就是指一个企业家，一个管理者，要能够以能任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让各种专业人才、技术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施展他们的才能。要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为他们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条件。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就是要为各种各样的人才做好后勤服务工作。这样，就能够汇聚天下英才，成就伟大而崇高的事业。

柔远人，柔，就是怀柔，用宽厚的政策及仁慈之心来对待周边与自己相关联的人。对企业而言，所谓“远人”，就是客户、竞争者、消费者、同行以及社交圈中的各色人等。一个管理者要处处为客户着想，为消费者着想，为他人着想，甚至对竞争者，也要以仁慈宽厚的心肠对待他们，感化他们。这样才能够让他们真心归附，让他们成为忠实的客户，忠心的消费者，成为合作者，成为助力，而不是阻力。不能刻薄寡恩，斤斤计较，要在保证自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尽量让利于人，施惠于人。

怀诸侯，对于儒商企业家而言，对于企业的管理者而言，“诸侯”，就是大客户，是合作伙伴，“怀”有怀念、包容、珍惜、善待的意思。怀诸侯，就是指对于像大客户、投资商、经销商、代理商、供应商这样的重要人物或机构，要经常往来，时时沟通；要善待他们，珍惜他们；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要多考虑他们的利益，要做到厚往而薄来，多给予少索取；不要经常麻烦他们，一用就用在刀刃上。像大客户、投资商、经销商、代理商、供应商，他们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是我们事业的重要助力，是我们的重要社会资源，我们应该珍惜、爱护、善待和包容。切不可等闲视之。

P123－127

“管理”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中进行的。人类文明史上，从来不存在抽象的“管理”，一切管理都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对特定人群的管理，不同的文明形态有不同的管理思想及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是特定文化精神发用的结果，是其文化精神价值具体落实为可操作模式而形成的“治理结构”。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入世间法”，在数千年的历史上，由孔子为代表的无数往圣先贤，共同创造和积累了丰富而深厚的管理思想，有着系统的管理理论和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中国文化的复兴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与否，关键就看中国式的“治理结构”能否形成，而管理模式则是“治理结构”形成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以GDP为核心诉求的“简单发展观”主导下进行的。中国的管理模式与制度体系基本是照搬西方，没有形成自己的管理理论及管理模式。

100多年来所形成的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掏空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文化价值基础，捣毁了中国现代商业文明模式建构的文化软实力资源，使中国的企业管理及企业文化建设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建构中国式的管理制度及企业文化，要建构中国式的商业文明模式，就必须复兴民族传统文化，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培育并提炼出中国的现代商业精神，并形成相应的“治理结构”。

返本方能开新！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传统，复兴传统就是要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和价值。要以孔子思想和儒家传统的根本义理作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模式建构的价值基础。只有依托2000余年的儒家传统及其智慧资源，重建儒家天道性理的信仰，进而重构现代商业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及伦理道德规范，并在此基础上教化培育出具有“士魂商才”的现代儒商人格，夯实软力量基础，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结构。

中国现代的商业精神就是“儒商精神”，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就是“儒商管理模式”。儒商精神是儒商管理模式的文化软实力，其中包括：儒商的信仰体系、核心价值体系、伦理道德规范及理想人格。儒商管理模式则是儒商精神具体发用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结构”。儒商管理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是真正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儒商管理模式是在“儒商精神”这一文化软实力基础上，吸纳西方现代管理的合理价值和资源，经过返本开新的创造而形成的，是超越西方经典的新型管理模式。儒商管理模式的形成，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儒商管理模式的建构，标志着中华文明由传统“农耕文明”形态向现代“商业文明”形态正式转型的开启。近代百余年来，我们通过思想文化运动及社会政治革命，完成了“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但我们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难就难在它不是简单的“移植”或“拿来”，而是返本开新的创造。百余年来，我们只是简单抛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照搬西方文明成果，没有进行立足于民族精神价值的“文化创造”。

“民族救亡”需要的是悲情、牺牲和奉献，需要的是革命的激情和理想。而“文明转型”则需要理性、冷静的“文化创造”。这不仅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还要有“加减乘除”的文化保守主义智慧。“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都是文化的“革命”，而不是文化的“创造”。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也好，“创造性转化”也好，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言说状态”，而应该落实为因时应世的文明模式建构的努力。这是当今时代作为一个学人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圣者尽伦，王者尽制”。儒家的根本义理和精神，必须要通过王道政治的实践活动，通过“改制立法”的创造性活动落实成为制度模型并形成相应的“治理结构”。儒学是实践之学——是生命实践之学和社会实践之学。圣者尽伦，是生命实践，其目标是希贤希圣以希天；王者尽制，是社会实践，其目标是创建王制。王者尽制，必须通过社会政治实践来完成，通过“改制立法”的形式来实现。改制就是要创立体现王道精神内涵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在当今时代，企业管理就是“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王道事业的基础。儒商企业“王道管理模式”的创建，是在现代商业社会按王道精神价值“改制立法”的重要举措，其对于儒家文化“现代治理结构”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

儒家文化是一个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文明体，要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建构，就必须返本开新，综合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经验，以博大包容的精神，吸纳一切资源和智慧，形成一种大布局、大综合、大创造。要用冷静理性的设计来进行中国现代管理模式的“创制实践”。要把天道性理——把王道精神和理念落实下来，变成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王制王法”，从而形成中国式的商业制度架构和企业管理模式。

本书阐述的儒商企业“王道管理模式”，虽然还显得较为初级，但却是立足儒家传统文化精神，进行现代“创制实践”的尝试，是一种“文化创造”的努力。但愿这一努力和尝试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奠一石之基。

周北辰

孔元2565年2月20日  西元2014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