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编著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通过两组对比来表现主题，第一组是猪和人的对比，大多数人和大多数猪一样，生活在处于被安排的境地中，对于这种安排他们处置泰然，这不仅是文革，也是任何时期都普遍存在的生活“常态”；但是在任何时候，也都存在对于这种“常态”生活的坚韧反抗，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就是以它的行为嘲笑并摆脱了人类的设置，对比之下，杂文中的我在猪被围剿时，却只能因为“不敢对抗领导”而处于“内心的矛盾”之中，显示了人的反抗意志多么无力。第二组对比在“生活种种设置”和“自由的生活和存在”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了“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这个残酷的事实，在大多数的时候，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人对于自由追求，它无所不在，把人控制在一种生活和精神被奴役的状态，在这个张力场中，人要么参与设置别人的生活，要么对于生活被设置安之若素，剩下的唯一一种选择——反抗这种设置，回到个体的自由——是充满艰险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前面两种选择实在太过平常，因为我们已经一敢于设置别人生活或者被别人设置，我们甚至已经忘记了去思考我们的这种存在是否合理，这也许是人的最大悲哀。

王小波编著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一本杂文，本书以作者文革时期下乡插队时的一个故事为叙述主体，故事主角“猪”是中国散文中非常罕见的表现对象，这个对象的选择其实也说明了作品本身具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因素。在作者看来人和猪一样，也是只求自由的本性，“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无疑，猪所处的这种自然状态，正如人所追求的自由生活一样，是一种自然的要求和生活方式。但是这种自然的规则在人面前被打破了，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了一些安排，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长肉。它们所有的生活细节都进入了模式化和程序化之中。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对于这种生活，除了接受，猪似乎没有别的出路。但是追求自由同样也是猪的本性，它总要通过各种方式长出了。在一般的印象中，猪应该是属于温顺的动物，然而即使这种没有抵抗性的动物，在外面的环境无比恶劣的时候，依然会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异类，以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追求自由的精神永远不会泯灭。在作者笔下，这只猪因为摆脱了猪的普遍命运，具有自然，野性的特征，成为反抗压制、追求自由的象征。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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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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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世界》跋

诚实与浮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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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

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

《黄金时代》后记

工作·使命·信心

与人交流

生命科学与骗术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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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

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未来世界》自序

《红拂夜奔》序

《寻找无双》序

《怀疑三部曲》序

《怀疑三部曲》后记

《思维的乐趣》自序

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

盖茨的紧身衣

关于文体

关于格调

关于幽闭型小说

文明与反讽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掩卷：《鱼王》读后

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

《血统》序

《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

从《赤彤丹朱》想到的

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对待知识的态度

有与无

虚伪与毫不利己

域外杂谈·衣

域外杂谈·食

域外杂谈·住

域外杂谈·行

域外杂谈·盗贼

域外杂谈·农场

域外杂谈·中国餐馆

工作与人生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一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P1-4

在小波辞世十五年之际，他著作的一个新的选本又将面世了。借此机会，我想谈谈王小波的意义。最近，有位记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主流文学界一直对王小波不予置评。他们采访到的一些评论家甚至说：王小波是谁？我没读过。一个客观事实是：尽管王小波在全国的大学生(甚至一些比较好的中学例如北京四中的中学生)中间已经是偶像级人物，但是他并不是“作协”会员，文学史里也没有他的名字。主流评价对他的文学也保持沉默。

我觉得这个奇特现状的原因在于，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王小波的确没地方放，无法置评，因为他从经历到作品都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所谓经历的游离是指，他既非文学系的学生，也非“作协”会员，只是一个自由的写作者；所谓作品的游离是指，他的写作目的和他的作品都远离既存评价体系，因此使得体系内的评论家无从评判，只能沉默。

王小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曾说过：我要试着创造出一点美。这就是他的文学的全部目的。而主流文学的目的却不在于此，它有太多美感之外的功能。

在主流的文学体系中，首先，文学要承载许多功能，它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落后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正确的得到正面评价，错误的得到负面评价。在某个特殊时代，作家还要为他们作品的错误受到批判。

其次，文学要承载宣传和阐释的功能，它的作用就像冲锋陷阵的号角和投向敌人的匕首。在时代改变之后，文学被要求为新的价值服务，批判旧的价值。这就是所谓“伤痕文学”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我不愿意听到有人把《黄金时代》叫做“知青文学”，觉得完全文不对题。

再次，文学要提升人的灵魂，它要负责把坏人教育成好人，使坏人看了幡然悔悟，从此洗心革面；使好人看了备受鼓舞，更加意气风发。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在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之后说：没有感觉到这本书能够提升人的灵魂。王小波为这一评价相当郁闷，耿耿于怀，不然不会在一篇杂文中专门提到：我最想做的不是提升别人的灵魂，而是提升自己的灵魂。

王小波的文学与上述一切毫无关系。如果说王朔的文学一直以顽童的姿态对既存意识形态极尽挑战、挖苦和挪揄之能事，王小波则是对它完全不搭理，好像它根本就不存在。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在王小波心目中，这个体系等于零，是无，是不存在。所以孙郁先生说：王小波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异数。像这个地球上各个角落的自由写作者一样，王小波的目标非常质朴，那就是创造出一点点美，一点点无中生有的美。他的文学既没有政治功能，也没有商业目的，甚至没有一般的娱乐功能，是纯到不能再纯的纯文学。当然，在他的写作中，时代和现实社会是他的人物和故事的背景，但也仅仅是背景而已，既不是他的批评对象，更不是他小说的主题。

尽管主流评价一直保持沉默，读者和认真的写作者却不是这样。前者的态度从十五年来各种版本的王小波作品选本层出不穷，盗版书也狂卖不止，可以得到证明；后者有冯唐的文章为证：他第一次读到王小波是在厕所便秘的时候，发现的快乐使他差点像阿基米德一样光屁股跑上街。他发现的是什么？他从王小波的文学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他称王小波是现代汉语文学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所谓“开始”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判断：在“开始”之前是一片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