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人艾青是1996年去世的，走的时候86岁；如果他今天还健在，应该是百岁了。我对这位被打成右派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天天洗厕所的大诗人深怀敬意。
我与他有过三次面缘。
第一次见艾青是1981年夏天，我在读大三，已着手考虑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论艾青早期诗歌的象征主义艺术特色》。当我把论文提纲交给指导教授金钦俊老师时，他说，艾青和那批被流放的右派作家刚刚复出，你如果能与他有些接触，获得了感性认识，文章会扎实很多。暑假我去北京，在诗人徐刚的引见下，我和朱子庆在北纬饭店见到了艾青。我清楚地记得，这是7月的最后一天，北京的中午很炎热，晚上却颇为凉快，我特地穿上了好朋友送的从香港走私来的红色连衣裙，我们早早吃好晚饭，连散步带乘车，大约用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城南的北纬饭店。进客厅时，徐刚正和艾青的夫人高瑛聊天，艾青则在卧室休息。听见我们到来，艾青才从卧室出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面庞犹如青铜雕塑，而且目光炯炯有神。当徐刚把我介绍给艾青夫妇的时候，高瑛大姐爽朗地说：“哦，是一个大眼睛的姑娘呵！”我问：“我怎么称呼您？”高瑛说：“虽然我们不是同一辈的，但就叫我大姐吧！”于是我就叫她高瑛大姐，我觉得这样很亲切。徐刚告诉我们，艾青1957年被划为右派，到黑龙江农场和新疆石河子农垦劳动，1979年平反以后直到现在，身体都很不好。果然，艾青说话不多，声音也不高，高瑛大姐服侍左右。这时恰好《诗刊》社的编辑郑晓刚进来，她是高瑛大姐的好朋友，她说她的朋友从广州给她捎来一些走私来的漂亮的衣服，要让高瑛看看，她们就走进卧室了。子庆和徐刚坐在右手一张横沙发上聊天，艾青坐在我对面的单人沙发上，隔着茶几，我坐在一张椅子上，小心地问着一些我想了解的问题。我告诉艾青，我的毕业论文想探讨他早期诗歌中的象征主义艺术特色。他缓慢地说，年轻的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我说我很喜欢《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告诉我，这是他在狱中翻译凡尔哈仑的诗时写下的。他说1932年夏天，他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组织了春地画社，7月，就被捕入狱了……当时我有点紧张，不知该说什么好，灵机一动，告诉他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我发现了一本小小的油印诗集《北方》，艾青沉吟一下说，那是他1939年自费印的诗集。那晚艾青好像精神很疲倦，聊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告辞出来了。
回到广州后，我在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艾青的书籍，才知道他的苦难经历。艾青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曾亲聆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第二年即被撤销职务，停发工资，全家人发配北大荒。在屡次被抄家和遭批斗后，1967年10月又被押解到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的农场，一个更苦难的流放地，人们称它“小西伯利亚”。在那里，艾青每天要做的事不是阅读写作，而是打扫所有的厕所。西部边地的冬天十分寒冷，屎和尿结成冰块，艾青要戴着棉手套，用钢钎在屎槽里把结冰的粪便凿开，捣碎，排除出去。艾青打扫厕所时用坏了许多棉手套，高瑛于是补了又补……当读到这些，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用一年时间反复阅读和研究艾青的诗歌，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
第二次见艾青是1983年，艾青来广州参加一个大型诗歌活动，下榻在白天鹅宾馆。当时我已毕业，在广东电台文艺部当编辑，我和两位同事应邀一起赴那里举行的酒会。在会上我发现了艾青夫妇，便走上前去问：“艾老，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我话还没说完，高瑛大姐马上认出了我，说：“你就是那个大眼睛的姑娘！”艾青接口说：“哦，是写诗歌论文的小朋友！”那天到会的诗人很多，东道主拿出了国酒茅台为诗人们助兴，我拿着小酒杯走到艾青面前敬酒，他问我：“小朋友能喝几杯？”我说我是第一次品尝茅台，没有酒量。不过那天，我还真的被人灌了三杯，回来的路上头晕得东歪歪西斜斜，有点找不到北。
1985年5月初，《诗刊》社举办首届全国青年未名诗人笔会，我作为广东青年诗人应邀参加。在笔会结束的前一天，应该是5月11日上午大约10点钟，我们被安排了一次与在京的著名诗人“面对面”的诗歌交流会，地点在京西宾馆。在这次交流会上，我第三次见到艾青。那天同时见到的归来的诗人，还有牛汉、邵燕祥、流沙河、绿原等，“反右”和“文革”中他们因政治迫害而“失语”，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唱起“归来的歌”。诗歌史上所称“归来的诗人”，就是因艾青1979年平反后写下的《归来的歌》一诗而命名的。那天，当我们进来的时候，老诗人们都已在场了。我拿出诗刊社发给我们的印着“诗刊社”字样的红皮小笔记本，和大部分青年诗人一起，请老诗人们逐一题词留念，我走到艾青面前，我说：“艾老，您还记得我吗？”他说：“当然记得，你现在是写诗的小朋友。”说完他在我的签名本上这样写道：“祝马莉小朋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艾青1985年5月11日。”这个红皮小笔记本，我至今还保存着呢。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仍和艾青先生有过联系，不过却变得间接起来。1992年春天，我调到《南方周末》报编“芳草地”副刊。老主编左方先生要我去北京、上海组稿。在北京的时候，我很想去拜访艾青，就打电话给他，是高瑛大姐接的电话，她说：“他现在病得不轻呵，身体很不好，也写不了什么了，小朋友，你的要求恐难满足……”我说，不要求艾老写文章，只写三个字足矣。高瑛大姐问，“哪三个字呢？”我说，就“芳草地”三个字。回到广州不久，我就收到了高瑛大姐的来信，展开来看，果然是艾青的手书。如今他写的“芳草地”三个字，依然被我珍藏。记得8年前，我们的副主编钱钢先生离开《南方周末》时，向我索要两幅著名作家给我写的手书或书信，我没有交出艾老的手书，因为我舍不得。
1996年5月6日，一个平常的星期日的早上，我和子庆带着读小学的儿子去体育中心跑步，那时安安成了小胖子，我们要带动他减肥。中午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街边的报摊上读到一则新闻：“我国现当代诗坛上杰出的诗人艾青1996年5月5日凌晨4时15分因病逝世。享年86岁……”我一时站了好一会儿，动也不动地想着什么，想着想着，就想起艾老的那句著名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1938年11月写的诗《我爱这土地》的最后两句。
这些天，当我提笔画这位我所尊敬的大诗人时，我想到了他悲怆、沉重、不屈服的苦难命运，也想起他那顽皮和天真的诗人个性。高瑛写过一篇回忆文章，1957年艾青追求高瑛的时候，打电话告诉高瑛说腿摔断了。高瑛马上骑单车穿过小坟丘群来到建国门外，远远望见桥头上站着艾青。就问：“你不是腿断了吗？怎么能走到这里？”艾青说：“我要是不说谎话，今天晚上就见不到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十几天不见，你算算是多少年？”这么想着想着，我竟乐了，这简直就是一个顽皮的孩子的所作所为。
其实诗人都是顽皮的孩子，只不过，艾青是个幽默而顽皮的孩子！
我还想到高瑛大姐，她整整陪伴艾青41年，从不曾离开一步。这是怎样的挚爱呵！这份挚爱在今天已变得有些不可索解，它使我想到的是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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