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18日，我提着一个人造革小包，包里装着我的香港出生纸，从深圳罗湖过关，移居香港。我年近不惑，不但家庭崩离，事业无成，还欠债四千。不过，小包里装着我刚写好的两篇小说，另外还有朋友铁夫给我的一个香港电话号码。他说这位杨先生曾将他两篇小说发到了港台刊物，也许有在香港投稿的途径，你可去找找他。
杨先生是新移民，70年代末从福建移民香港，在老家他是中学语文教师。香港不承认内地学历和内地教师资格，所以他来港后一直在工V-~？-r。业余时间他依然关注文学。尤为奇特的是，他自己虽不写作，但热切关心大陆港台三地的文学杂志和三地作家作品的沟通。铁夫的小说就是他在内地一本杂志上看到的。因喜欢，便自告奋勇，将那篇小说投到香港一家杂志发表。与铁夫联系上之后，又将其另一篇小说寄去台湾一份报纸发表了。所以我到了香港，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杨先生家，把我那两篇小说拿给他看。
那天的场景历历如在眼前：我坐在杨先生那间位于香港北角的斗室，屋子里很暗，白天也得开灯，我和这位刚结识的文学发烧友对坐在一张小方桌旁，他生就一副笑弥勒似的慈眉善目，开口便带三分笑，令有社交恐惧症的我，冒昧上门的忐忑之感顿消。杨先生一听我说明来意，二话不说，戴上副老花眼镜便凑到台灯下看我的小说，我则宾至如归般安坐在他对面，浏览着茶几上的书报杂志，默默等待。
“写得不错。”他终于抬起头来，对我道， “我给你拿去《明报月刊》发表吧。”
听上去就好像他是《明报月刊》老板似的，其实他与该刊的关系也就是他家住在其编辑部所在大厦的附近而已。不过他的“拿去”倒真的是立即落实。当下他就将那两篇稿装入一个信封，收信人处写上“编辑先生收”，寄信人处写上他自己的家庭住址和姓名，拿上它走到对面那座大厦，请传达室阿伯交给《明报月刊》的编辑先生。
大约一星期后，我接到杨先生的电话， “《明报月刊》一位黄编辑来电话了，说这期先发那篇《过客》，另外一篇留用。”
“哦，谢谢你！”我道。口气与杨先生无独有偶，如此的平静淡定，好像我早已是名作家，在任何报刊发表作品皆乃寻常事耳。而事实却是，我直到今天也还是默默无闻的一名作者，往很多报刊投稿仍只能写“编辑先生收”。在当时，更属无名小卒，发表的作品总共不到二十篇，还得把那些报屁股文章也算上。
《过客》在我的小说中从来没人注意，但我私心总对它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大约因为它是我在香港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而它前面的那句题诗，好像是我与香港这个城市之间关系的写照。还有，那笔五百二十元的稿费，是我在香港的第一份收入。平均每千字八十元，比内地当时文学刊物的稿费多出了好几倍。我那尸骨流落在大兴安岭的奶奶说得对，香港真好！
我奶奶一向不正眼看我，她认为家中所有灾难都是我八字不好所致，可1959年初她临终前的一天，把我叫到了跟前说话。那是大兴安岭严冬中最冷的一天，外面的气温零下四十度。家中火炕怎么烧也烧不热。印象中，自从我们从北京到了大兴安岭，奶奶就一直躺在这张炕上。这天，我却看见她坐了起来朝我招呼。P1-2
以写作农村题材见长的河北作家胡学文，今年写了一篇读来令人烦躁不安的都市题材小说——《我们的病》。这篇小说就像是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病症，做了一个精简而有趣的注脚。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争吵”，两条可以彼此交织的线索，一明一暗地，争相爆料爱人之间、兄弟之间无法消除的怀疑。虽然在结尾处，争吵的年轻人都睡着了，世界恢复了平静。但这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假象，天亮之后，“我们的病”仍将继续，而且一时无法治愈。因为，我们已然进入一个充满焦虑与破碎感的现代社会，产生于前现代社会中的，至少在亲友、熟人之间的信任，已经被现代社会中的怀疑、争吵所取替，现代人将无可挽回地处于存在性焦虑之中。这篇小说的题目，或可看做是2013年短篇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
近些年的短篇小说，有不少关于当代人精神病症的书写，这些呈散状分布的病态案例在今年甚至有了一种趋同性表现，某种早已存在的时代病因此显得更集中、更强烈。最突出的病状，就是一部分国人正集体面临着空虚、焦虑、孤独、存在感缺失等精神病症；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国人尚在艰难的底层中挣扎求生，无暇思考心灵栖居这类精神性的问题，只是呈现出一种物质化生存的无尊严状态。可以说，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影像，一部分已经跨入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的领地，而另一部分还徘徊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区域——这也正是处于过渡状态的中国社会的文学投影。
除胡学文以外，今年还有不少作家关注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病症，其中既有传统与现代交锋导致的隔膜感、疏离感，也有由现代生活本身所激发的空虚病、孤独病。周嘉宁的《轻轻喘出一口气》中的母亲，那样不信任周遭，无论是陌生人还是不熟悉的环境，都让她心生疑窦。女儿因此对母亲倍感隔膜，母亲永远不能理解自己，面对被背叛的爱情她没有仇恨，只是“轻轻喘出一口气”，就对十年的岁月做了了结。小说中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正来自于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同样，蒋一谈的《故乡》写的是一位身处异国的老人，无法像女儿和外孙女那样，适应陌生的一切，也无法像“游客”那样好奇并喜欢异国的环境——传统的情感体验方式也在接受着全球化的挑战；还有张惠雯《醉意》里面的女主人公，确乎患上了中产阶级病——她趁着醉意的精神出轨，使她的缺乏诗意和激情的生活得以继续下去，然而，精神的匮乏感和空虚感依然如影随形；裘山山《课间休息》写的是老年人的孤独，读来令人感觉既凄凉又惆怅；鲁敏的《小流放》则借中国式陪读，来传达中年人的精神无所依托的真相；刘庆邦《骗骗她就得了》从保姆的视角，揭示了城市人的虚伪，以及进城农村人对于故土的留恋。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城市中的中上层群体，完全没有生计问题，可他们却仍然面对各种各样的精神困顿和产生于现代生活的精神病症。这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国人所必然遭遇的精神疑难。
相比之下，更年轻一代作家倾向于关注人的存在感，他们笔下的病况大多与物质生活的好坏无关，而更多是关乎心灵，关乎自由。曹寇作为80后的年轻作家，一向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这一观念在《目睹天亮全过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写了一个体制内生存的故事，它是那么安稳、祥和，以至于身处其中的人误以为这就是幸福，最后却被另一个年轻人点破其无聊的本质；同属80后的作家甫跃辉，在《朝着雪山去》中写了一个逃避正常生活的遁世主义者，他用自我流放来寻找个体的存在感，但还是以感觉“没意思”而告终。这两部小说都存在着一个质疑者主体，他们是生活的漫游者，不愿参与其中，更不愿与之合作，显示出生活的无根性和存在的无重力感。
对比现实可以发现，这些小说所呈现出的精神病况，虽然面目模糊、病相混杂，却绝非无病呻吟。
现代病、虚无病，这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基本不存在，那时的人们被允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被强加了一个集体主义价值观，小说中的人物纠葛，一般与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有关——人的自我意识基本处于未开启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的国人，面对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初萌，所受到的最大冲击，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变，更是精神的“突然”松绑。于是，个性如何解放，成为80年代人的精神世界中的主要关切点——这也是当时人获得现代性的重要渠道；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型，中国人的物质欲望被充分激发出来，所谓现代性，也更多体现在物质层面；而在21世纪的今天，当温饱不成问题，小康越来越普遍，城市中产阶级逐渐壮大起来的时候，人们便愈来愈多地遭遇到“存在”问题。这和西方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非常相似：现代经济生活的动力和压力导致了现代主义的焦虑。无法停止的进步的压力和永无满足的欲望的生长，使得各种各样的现代病确乎包围着人们的内心——文学必须不逃避这些令人无法忍受的心灵境遇，才能体现出应有的人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暧昧时期。既有前文所述的诸种现代病，还有随经济飞速发展而来的贫富差距和底层生存中的挣扎所造成的现实苦痛。中国人在享受着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承受着现代化的部分不良后果。这就使得当下小说，很难回避对中国现状的现实主义书写。
今年颇受好评的短篇小说南翔的《老桂家的鱼》，就描写了底层人群生活的艰难。老桂家丢失而复得的干鱼，就像是献给一生坎坷、最终因无钱治病而死去的老桂的祭品；贾平凹的《倒流河》则是用短篇小说的规模，记录了那些致富群体的飞升和下跌的历程。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流，代表着一个不可复制的历史阶段。小说的题目充满隐喻，提醒人在激烈变动的环境中，如何不泯灭为人的本质；徐则臣的《看不见的城市》，写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典型现代病。当那个一心想成为城市主体的“农民工”死在城市中时，那个标明他曾经到过的城市的本子，像是在嘲笑他永远都不可能抵达城市的核心；还有金仁顺的《喷泉》中的悲剧，虽然为性爱、手足之情所包裹，但始作俑者却是残酷的当下现实。
这些作品指向的是社会病象中的“实症”，是作者也无法提供出路的社会问题——当然，这些作家们也拒绝对人物的困苦命运进行想象性的解决，不给读者任何缓解痛苦的渠道。这就使得这些小说，是以强大的震撼性和对现实的无力感共同摧毁着生活的假象——它们给人的艺术感受，类似于批判现实主义带来的审美体验。
也有与此不同的散发着暖意的作品，此类小说更强调以内心的充实、自我的强大和彼此的爱意，来对付这个世界和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预见的命运。田耳的《割礼》、铁凝的《火锅子》、林白的《上升的道路》都属此类。这些作品所提供的解决方式，不一定能将人从现实困境中拯救出来，但却是文学的理想主义诉求的表达，是有关“人可以被摧毁，但永远不会被战胜”的精神的传递。这也可看作是，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之一种——只是它对于主体的自我素养要求之高，不为一般人所能企及。因此，此类小说对于现代病所提供的疗救方案，并不具有广泛意义。
2013年的短篇小说大多以中国当下生活为题材，只有少量作品书写当代历史。王璞的《香港往事》、艾伟的《蝙蝠倒挂着睡觉》和刘荣书的《浮屠》，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些作家从个体记忆或童年经验入手，回溯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历史，为已逝的无名生命做传，也为那段不该忘却的历史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做着令人尊敬的努力。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小说对现实和历史都保持相对疏离的姿态，作者似乎更倾向于在文本内部完成一次精致的旅行。苏童的《她的名字》描写了一个女孩子与名字之间的故事，其中推动故事前进的动力，是小说内部的叙事逻辑和它的物质力量，即女孩每一次改名的起因都无足轻重却又合情合理，到了结尾却发现，每一次改名都关乎她的命运。这样的作品，具有使人回味的巨大空间和几乎无可挑剔的细节，是以短篇小说来完成有意味的艺术形式的一个例证。
总之，从今年的短篇小说中，可以读出这个时代人的精神状况，而“病态”似乎是其中的主流——中国人的精神正处于最混乱、最迷茫的时期，也是最复杂、最丰富的时期，这也赋予了当代文学最大限度的现实资源和表达动力。这些小说的作者正是通过敏锐的观察、深度的思考和准确的表达，将那些已然存在于历史和现代社会中，却无法自我呈现的、隐秘复杂的人的精神状态展现出来，并以小说人物内心的充实与笃定、空虚与迷离，还原出我们生活的意义和无意义。 2013年深秋·社会山
《2013年短篇小说选粹》由中国小说学会主编，林霆负责具体编选评论。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精选年度短篇小说22篇，每篇配以两千字以内的精短评论，或从写作技艺、或从思想内容等不同层面和角度阐发精微，既具有普及型，也有一定的学术性和权威性。这也是《2013年短篇小说选粹》区别于同类书籍的一大特色。
《醉意》；《错位的人生——评张惠雯的<醉意>》；《上升的道路》；《乡村女性的独立之路——评林白的<上升的道路>》；《小流放》；《中国式陪读的精神困境——评鲁敏的<小流放>》；《故乡》；《异域视角的归乡叙事——评蒋一谈的<故乡>》；《课问休息》；《灵魂深处的双重孤独——评裘山山的<课间休息>》；《蝙蝠倒挂着睡觉》；《我们倒立着行走，正如蝙蝠倒挂着睡觉——评艾伟的<蝙蝠倒挂着睡觉>》；《火锅子》；《素朴的爱情书写——评铁凝的<火锅子>》……《2013年短篇小说选粹》由中国小说学会主编，林霆负责具体编选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