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皆言《魏书》芜冗，以今考之，殆不尽然也。《魏书》纪事苟纪传中互见，必详略可以相成。如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事，《本纪》，任城王澄，广陵王羽，及其他当时大臣传皆有记载，而各详一面。分而观之，可以见各人之建树；合而观之，则一事之首尾完具，当时举朝情势了然。《本纪》如经，只书大事，其详见于列传，不必特书见某传也。然事有可书于《纪》，亦可书于《传》《志》者，乃审度其宜，或书于《纪》，或书于《传》《志》，而注云事具某处语在某处。此例至繁，所以渚于此而详于彼也。至列传之以子孙系父祖，盖因当时谱牒遗逸，故具书支派，因以明高门甲族之源流。观过知仁，收已自言之矣。六朝修史最喜载文，《魏书》亦然，然所载诏令奏议皆关系政治，当时形势往往藉之始显。虽云载文，实同纪事。诏令奏议之外，载诗文者犹有二十六传。如卷二三《卫操传》载操所撰《桓穆二帝功德碑文》，谓：“文虽非丽，事宜载焉，故录于传。”卷四八《高允传》载允《征士颂》，谓：“群贤之行举其梗概矣。”皆可补史事者也。卷四三《房景先传》载所作《五经疑问》十四则。卷九o《逸士传》载李谧《明堂制度论》及《神士赋歌》。九一《术艺传》载张渊《观象赋》，殷绍《上四序堪舆表》，江式《请撰字书表》，则关系学术之文字也。又有足为鉴戒者，如卷三五《崔浩传》载浩《食经序》。四八《高允传》载允《北伐颂》及《酒训》。五二《宗钦传》载钦《东宫侍臣箴》。五九《高闾传》载闾《至德颂》。六o《程骏传》载骏《庆国颂》十六章。七二《阳固传》载固《演赜赋》。七九《鹿念传》载念《劝元子直五言诗》二首。八三《常景传》谓景图古昔可以鉴戒之事，而为之赞，载其文。九二《封卓妻传》载高允赞之之诗八首。皆是其例。又如卷三九《元顺传》载顺《蝇赋》。一九下《元熙传》载《将死别寮吏》及《知友诗》二首，书一通。二一下《彭城王勰传》载勰步行所作诗。三六《李骞传》载骞《释情赋》及赠亲友诗。五二《胡叟传》载叟《示所知诗》。《宗钦传》载钦与高允唱和诗共二十四首。《段承根传》载承根赠敦煌公李宝诗。六o《韩显宗传》载显宗赠李彪五言诗。六五《李谐传》载谐《述身赋》。六九《袁翻传》载翻《思归赋》。七二《阳固传》载固《刺谗疾嬖幸诗》二首。七九《董绍传》载绍《牧马高平诗》。《冯元兴传》载元兴《浮萍诗》。八二《常景传》载景《四贤赞》。斯又文词优美，可藉以想见其身世与为人者，而仄艳轻浮之诗文一无取焉。
《魏书》列传之标题目者，有外戚，儒林，文苑，孝感，节义，良吏，酷吏，逸士，术艺，列女，恩幸，阉官，凡十二传。大抵因范哗《后汉书》，易循吏为良吏，逸民为逸士，宦者为阉官。至分独行为孝感节义，分恩幸于阉官，乃收所创。《史记》有《佞幸传》，不列宦者；《汉书》仍佞幸之名，附宦者于其中。《后汉书》兼包二者，而用宦者之名，至收始分为二传。范有《方术传》，收改称术艺，所括远较范氏为广，唐人修《晋书》《隋书》《北史》皆用艺术之名。
《史通‘断限篇》讥《魏书》为东晋宋齐梁诸帝及十六国之君立传，谓失断限。然南朝及十六国皆与魏交通，聘贡争战不绝。尽书其事于《本纪》则繁冗失体；如缺不书，则事不完。而《本纪》之外，又无可附丽，故特为立传，详《本纪》之未备。子玄谓魏初服属于晋及秦赵，列之于传为厚颜，则《后汉书》之传更始亦为厚颜乎?刘氏又言：“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预魏氏，而横加编载?”今考张氏李氏传屡载朝贡事，李雄且与魏穆帝约分天下，乌得谓为无预?况自史汉以来，皆载外国事于列传，而观其与中国之关系，多不过朝贡已耳，将尽以为无断限耶?《断限篇》又云：“魏刊水运，下列高王。……越次而载，孰日攸宜?”今考《魏书》时称齐献武王，以身仕齐朝，不得不尔。高欢之在魏末事功固有足述者，岂可一概不载，待人齐史乎?越次之云，适同无的放矢耳！ 范晔《书》有《十志》，而不传。今可考者惟知有《百官志》，见帝后《纪》；有《礼乐志》、《舆服志》，见《东平王苍传》；有《五行志》、《天文志》，见《蔡邕传》。收书亦《十志》，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八者皆前史所有，惟易天文日天象，地理日地形，刑法日刑罚，五行日灵征耳。范氏兼有礼乐舆服，沈约《宋书》讥评其失，并为《礼志》，收盖师约之意。范氏《后汉书》及刘彪《续汉书》皆有《百官志》，收以魏初部落之众，最重族姓；其后孝文改代姓从华俗，又多纷扰，故因时制宜，合官与氏而并志之。《释老志》之作尤为卓见。考《魏书》七二《阳尼传》云：“奏佛道宜在史录。”是伯起之前已有人创议矣。后人之诟《释老志》，皆出于儒家排抵佛老异端之心，其言每固陋可哂，如《史通·书志篇》及皮日休《文薮》八《题后魏(释老志)》一文，其著者也。既不从修史着眼，宜收之真知灼见不为此辈所解矣！《魏书》以前，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夷蛮传》。然其时佛教未盛，犹可说也。魏收以后，佛教日盛行，修史者犹不肯为立志。《晋书》以之入《艺术传》，《唐书》以降入《方伎传》。皆勉强比附，终属未安。至近世柯邵忘修《新元史》，始毅然仿《魏书》立《释老志》焉。
《天象志》但纪魏朝象变，与前史兼载亘古不变之天象星体者异，《史通·书志篇》以为合乎事宜。《地形志》分并建置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因收书以东魏为正统，志之体例亦必尔，故取东魏末年为准。惟第三卷以下雍秦诸州地入西魏，收犹综载，以致脱失躇驳，与前文不一其例，则求全之毁也。P121-123
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的作者，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近百年来他们用心血写就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恢宏的篇章，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二十世纪的生活史中最让人心痛的一页。他们有过愉快，有过迷茫，有过痛苦，但他们矢志不渝爱着中国。他们用心用笔将世界文化迎进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王守常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从2010年5月份策划、启动，到现在已经两年零七个月了。从开始的讨论，到今天的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同仁以及导师家属、学生、出版社都付出了很多努力与艰辛，可以说，大家一路相伴，风风雨雨，因而今天能看到这十五卷触手可及的《导师文集》，幸甚大焉！
最初，按汤一介先生的意见，计划给九十岁以上的导师各出一卷文集，按年龄数下来就有二十多位，分别是梁漱溟(院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名誉院长)、袁晓园(导师)、邓广铭(导师)、张岱年(名誉院长)、虞愚(导师)、季羡林(院务委员会第二任主席)、何兹全(导师)、侯仁之(导师，1911年生)、启功(导师)、金克木(导师)、周一良(导师)、吴晓铃(导师)、杨宪益(导师)、阴法鲁(导师)、任继愈(导师)、石峻(导师)、牙含章(导师)、宫达非(导师)、吴江(导师，1918年生)、王元化(导师)、李慎之(导师)先生等。但最终因各种原因，如有些先生离世多年，亲属虽多方联系没有音信，还有其他“原因”，因此有七位先生的文集无法出版，故而原计划的二十二卷就成了今天大家能看到的十五卷文集。
当时我们在拟定策划案上，写了很多“豪言壮语”——“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处于伟大复兴的前夜，中国文化书院应当继承前贤，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反本开新’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文化书院联合出版社，意图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们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其目的是“为表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为中国文化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敬意与纪念”。编辑方法和要求，则是“选取导师们代表性文章或散文、随笔，文字30万字以内为宜，由这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的直系亲属或其学生担任，文章多能体现导师们的真性情与人生本色，内容活泼，不限定内容的范围，没有固定规则，每本有一简明的内容提要，选取导师们的自述文章作为代序前言，最后由编者写编后记或者跋语。《文集》体现亲情，反映导师们的人格风貌，也能反映后人对前人的认识”。
所以就这个问题回到最初，汤先生最早和我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是有顾虑的。因为导师们的学术地位很高，文集、选集出的并不少。当然，也有如研究藏学并护送“班禅”进藏的“特使”牙含章先生，研究佛教因明学的虞愚先生，今天学界亦少有人知。如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再编一套学术文集，其意义和现实作用何在？最终我们决定，从“学术生活史”的概念，编辑一个含有学生、亲属的纪念文章、评论文章的亲情感性文本。我以为，这样的文本，更具有生命及其理由。
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成立，到2014年就是三十年了。成立之初，中国文化书院“是推动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热’的北京三大学术团体之一；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学热’，中国文化书院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分布在海内外的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这次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自然成为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十五卷《导师文集》的出版面世，我特别感激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是他们提出并促进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还要感激书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魏常海教授，是他们的热情支持，使得编辑以及具体编辑环节都得以顺利实现；书院秘书长苑天舒、院长助理江力，以及在书院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办公室“管家”刘若邻，更是多年来的得力助手。没有他们的参与以及支持，也不会有《导师文集》的及时出版，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
另外也要感谢老朋友张云昌先生，我们在“大家文丛”、“四为书系”等文集出版方面有着良好愉快的合作，他也是这套文集的发起人之一，感谢他以及继任耿明山社长和中国三峡出版社为了这套书初期付出辛劳的副总编肖玉平先生以及编辑们！ 话说到这里该谢幕了，我们要谈谈这套书的出版者东方出版社。中国文化书院与《新华月报》合作“文化中国”学术栏目，故因张杰先生结缘东方出版社，并把《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交付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同时我要感谢《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所有的导师、亲友以及编辑者，没有你们的支持、宽容与理解，是不可能有这套文集的出版。
最后说说书名，汤先生提出一个“师道·师说”，我觉得是神来之笔，突出了这套文集所给予的内容与含义，因此决定这套文集的名称：《师道·师说——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仅以此书系，献给2014年——“中国文化书院”建院三十周年！
王守常
2012年12月18日于北京大学治贝子园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于1984年，是一所在众多老一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的支持下，由一批中青年学者办起来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到今年(2011)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一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点力，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1949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新办书院，并恢复了多所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院。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也许最为宝贵的是，书院集合了一批有志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他们的学术风范，无疑是当时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1984年底，文化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会，当时我们没有院址，也没有什么经费。任继愈先生说：“草棚大学可以办，我们连草棚都没有也要办。”因此，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借青年干部学院场地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梁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请他坐着讲，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梁先生在演讲中高声地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这对在场二百多名听众是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中国文化书院在风风雨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支持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希望在中国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在走过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风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持激进批判态度的青年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中坚力量。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虽然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考虑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抱有的一种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我国第一流学者，而且还聘请了一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们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江力同志出力颇多，东方出版社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汤一介
2011年12月1日
这本《师道师说(周一良卷)》(作者周一良)是“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其中一册。
《师道师说(周一良卷)》收录了《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等文章。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编者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这本《师道师说(周一良卷)》(作者周一良)是其中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