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高中毕业，我报考了三个学校，北大、清华和山东大学。那时候，没有统考，各校自己招生。一般著名的大学都把考试日期错开，使考生可以有选择地报考两三个学校。清华我没有被录取，北大、山大录取了，我就上了北大。考北大我的数学考得特好，清华的作文考砸了。中学毕业时，我的代数学得特好。好多同学解不开的题，我能解开。到1932年有同学考北洋大学，解不开的题，我还能解开。

北大放榜那天，我还未敢去看，我的朋友赵体裁(子骥)，好像也住在椅子胡同，刚刚出去又匆忙跑回来，进门就大喊：“兹全，北大你考上了！”榜贴在北大二院(马神庙街)。我忙跑去看，果见榜上有名，真是高兴！

赵子骥，菏泽城东北赵楼人，我南华小学和师范班的同班同学，是我小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大约和我同时参加的国民党。人非常精细、沉稳，有头脑，也有办事才能。他一条腿有些跛，所以取名体裁字子骥。有点像翁独健教授之取名“独健”。我参加改组派就是他介绍的，时在1927—1928年左右。这年菏泽学校因战乱停办，我进国文补习班和转入六中时，他好像就离开菏泽到泰安、济南工作去了。他在山东德州、临清一带一个县里做过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或主任委员。他出身贫农，思想激进，参加改组派反蒋。山东省党部曾逮捕他，赖改组派把他保出来。我来北京读书，他也来北京，有时和我住在一起。大约1931年下半年或1932年上半年，他得了肺病回家休养。1932年暑假我回家时，他已去世了。他好像是他父母的独子。听别人告诉我，他病重后，自知不起，对他父母非常坏，见面就骂。朋友劝他，他说，父母对他钟爱，他死之后，父母会受打击受不了，他骂他们使他们恨他，可以减轻些痛苦。用心良苦。但这是没有用的。他死之后，他的父母悲痛欲绝得发了疯。

大约1927年左右，他也在菏泽，我们两人还办过一期小刊物，名叫《警钟》，意为报革命之警钟，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不是这里写到子骥，办刊物的事早忘得无影无踪了。

30年代，肺病是绝症。得了肺病的人，就躺在床上不动，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没药可吃，主要靠养。有养好的，也有养死的。子骥就是养死的。子骥很有才华，是我的好友，他是贫农家庭，当然养不好。我是学生，家也不富有，上学靠别人帮助，也无力帮他。至今想起他来，还常常心痛，引为遗恨！二、北大学风

那时候考大学不分系，考取后入学报到时随意选系。文理科都不分。我入学时选的政治系，大约还有大革命的影响。革命失败了，革命到底为什么失败？想找一下根源。但不久，我发现政治系的课程不合我的理想。政治系多是些政治制度、政治理论课，不讲历史根源，史学系才是我要人的系。入学不久，我就又转入史学系了。这一人一转，使我在课堂听课吃了亏。当时课堂排座位是按选课先后排定的。我转入史学系后，座位一般都排在靠后，听课听不好。遇到口音重的教师讲课，简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顺便说一句，北大校花马珏女士，是政治系学生。我在政治系的那一段时间，有幸和马珏同学邻座。我这小城市来的土学生，当然不敢有何妄想，但看到过有一位学兄对马珏女士的痴慕和倾倒。马珏同学不理睬他，他跟在后面说：“你父亲让我们交个朋友嘛！”说个不停。

我到史学系时，系主任朱希祖刚刚被赶走，换上陈寿颐教授。陈先生，广东人，是讲授欧洲中世纪史的，我听过他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课。傅斯年先生告诉我，陈先生很有学问。但他不怎么会讲课，课堂教学不怎么吸引人。那时课堂教学受欢迎的是：胡适、傅斯年、钱穆和陶希圣几位教授。他们讲课都很生动，析理清楚、深刻，引人人胜，处处有他们各自独到的见解，使你佩服。老一代的学者，学问根基都很扎实，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背了半天，不在这篇又背另篇。我们都佩服他记忆力惊人。

钱穆先生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无学历，教过十年小学、十年中学，刻苦努力，写了几本书，但使他成名的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胡适、顾颉刚两先生推荐他到燕京、北大教书。

钱先生讲课，很有声势，也很有特点，虽然一口无锡方言，不怎么好懂，但仍然吸引人。我听过他的先秦史、秦汉史。他讲先秦史，倒着讲，先讲战国，再往上讲春秋西周。我听他一年课，战国讲完，也就到学年结束了。他讲课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这头。

当年北大史学系开有多少课程，我现在已回忆不起来。我记得西洋史和中国史都开有断代史和专门史。西洋断代史有：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中国断代史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金元史、明清史。专史我记得的有：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文艺复兴、目录学等。有些课程是政治系或哲学系的课，各系的课是可以互选的。系不再分专业，但可以有所偏重。偏重西洋史的要修完西洋史的全部断代史，再修两门中国断代史。偏重中国史的要修完中国史的各门断代史，再修两门西洋史。好像只有一门课是必修课，就是中国通史。先前不是一个人讲，而是按时代顺序分专题由各家讲述。也没有统一的大纲，各位讲课的人，各打各的拳，各唱各的戏。P5-7

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的作者，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近百年来他们用心血写就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恢宏的篇章，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二十世纪的生活史中最让人心痛的一页。他们有过愉快，有过迷茫，有过痛苦，但他们矢志不渝爱着中国。他们用心用笔将世界文化迎进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王守常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从2010年5月份策划、启动，到现在已经两年零七个月了。从开始的讨论，到今天的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同仁以及导师家属、学生、出版社都付出了很多努力与艰辛，可以说，大家一路相伴，风风雨雨，因而今天能看到这十五卷触手可及的《导师文集》，幸甚大焉！

最初，按汤一介先生的意见，计划给九十岁以上的导师各出一卷文集，按年龄数下来就有二十多位，分别是梁漱溟(院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名誉院长)、袁晓园(导师)、邓广铭(导师)、张岱年(名誉院长)、虞愚(导师)、季羡林(院务委员会第二任主席)、何兹全(导师)、侯仁之(导师，1911年生)、启功(导师)、金克木(导师)、周一良(导师)、吴晓铃(导师)、杨宪益(导师)、阴法鲁(导师)、任继愈(导师)、石峻(导师)、牙含章(导师)、宫达非(导师)、吴江(导师，1918年生)、王元化(导师)、李慎之(导师)先生等。但最终因各种原因，如有些先生离世多年，亲属虽多方联系没有音信，还有其他“原因”，因此有七位先生的文集无法出版，故而原计划的二十二卷就成了今天大家能看到的十五卷文集。

当时我们在拟定策划案上，写了很多“豪言壮语”——“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处于伟大复兴的前夜，中国文化书院应当继承前贤，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反本开新’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文化书院联合出版社，意图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们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其目的是“为表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为中国文化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敬意与纪念”。编辑方法和要求，则是“选取导师们代表性文章或散文、随笔，文字30万字以内为宜，由这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的直系亲属或其学生担任，文章多能体现导师们的真性情与人生本色，内容活泼，不限定内容的范围，没有固定规则，每本有一简明的内容提要，选取导师们的自述文章作为代序前言，最后由编者写编后记或者跋语。《文集》体现亲情，反映导师们的人格风貌，也能反映后人对前人的认识”。

所以就这个问题回到最初，汤先生最早和我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是有顾虑的。因为导师们的学术地位很高，文集、选集出的并不少。当然，也有如研究藏学并护送“班禅”进藏的“特使”牙含章先生，研究佛教因明学的虞愚先生，今天学界亦少有人知。如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再编一套学术文集，其意义和现实作用何在？最终我们决定，从“学术生活史”的概念，编辑一个含有学生、亲属的纪念文章、评论文章的亲情感性文本。我以为，这样的文本，更具有生命及其理由。

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成立，到2014年就是三十年了。成立之初，中国文化书院“是推动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热’的北京三大学术团体之一；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学热’，中国文化书院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分布在海内外的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这次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自然成为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十五卷《导师文集》的出版面世，我特别感激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是他们提出并促进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还要感激书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魏常海教授，是他们的热情支持，使得编辑以及具体编辑环节都得以顺利实现；书院秘书长苑天舒、院长助理江力，以及在书院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办公室“管家”刘若邻，更是多年来的得力助手。没有他们的参与以及支持，也不会有《导师文集》的及时出版，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

另外也要感谢老朋友张云昌先生，我们在“大家文丛”、“四为书系”等文集出版方面有着良好愉快的合作，他也是这套文集的发起人之一，感谢他以及继任耿明山社长和中国三峡出版社为了这套书初期付出辛劳的副总编肖玉平先生以及编辑们！  话说到这里该谢幕了，我们要谈谈这套书的出版者东方出版社。中国文化书院与《新华月报》合作“文化中国”学术栏目，故因张杰先生结缘东方出版社，并把《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交付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同时我要感谢《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所有的导师、亲友以及编辑者，没有你们的支持、宽容与理解，是不可能有这套文集的出版。

最后说说书名，汤先生提出一个“师道·师说”，我觉得是神来之笔，突出了这套文集所给予的内容与含义，因此决定这套文集的名称：《师道·师说——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仅以此书系，献给2014年——“中国文化书院”建院三十周年！

王守常

2012年12月18日于北京大学治贝子园

总序一

总序二

上篇 爱国一书生

《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自序

北大生活

仙槎大哥

老师陶希圣

怀念师生深情忧心国家大事

——由一天日记引出的

老师傅斯年

谈谈“最稀有的天才”傅斯年

胡适老师

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

——读《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札记

中篇我的史学观和我走过的学术道路

我的史学观和我走过的学术道路

我在史学理论方面提出过的一些问题

——离开母校母系(北大史学系)六十年的一点学术汇报

九十自我学术评述(节选)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

杂谈学习魏晋南北朝史

漫谈“封建”

九十五自述

——《何兹全文集·自序》(节选)

下篇 人海身藏焉用隐

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

——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

寺院经济研究最有分量的长文

——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

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

魏晋南朝的兵制

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

跋

总后记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于1984年，是一所在众多老一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的支持下，由一批中青年学者办起来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到今年(2011)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一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点力，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1949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新办书院，并恢复了多所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院。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也许最为宝贵的是，书院集合了一批有志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他们的学术风范，无疑是当时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1984年底，文化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会，当时我们没有院址，也没有什么经费。任继愈先生说：“草棚大学可以办，我们连草棚都没有也要办。”因此，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借青年干部学院场地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梁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请他坐着讲，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梁先生在演讲中高声地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这对在场二百多名听众是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中国文化书院在风风雨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支持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希望在中国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在走过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风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持激进批判态度的青年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中坚力量。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虽然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考虑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抱有的一种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我国第一流学者，而且还聘请了一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们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江力同志出力颇多，东方出版社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汤一介

2011年12月1日

这本《师道师说(何兹全卷)》(作者何兹全)是“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其中一册。

《师道师说(何兹全卷)》收录了《谈谈“最稀有的天才”傅斯年》；《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我在史学理论方面提出过的一些问题——离开母校母系(北大史学系)六十年的一点学术汇报》；《九十五自述——《何兹全文集·自序》(节选)》等文章。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编者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这本《师道师说(何兹全卷)》(作者何兹全)是其中一册。